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读《杜诗全集》(今注本)

杜诗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杜甫逝世不久,便有润州刺史樊晃整理的集子问世。一千多年来,杜甫的诗歌不断被后人收集成册而广为流传。其后宋人郭知达的《九家集注杜诗》、明人王嗣　的《杜臆》、清人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等斐然继起,各自所长,成为不可或缺的杜诗专著。但是,新中国建国五十余年来,尚无一部完整的,以今人全新的观念来铨释杜诗的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有鉴于此,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组织本馆业务骨干和四川杜甫研究会部分学者,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编写成…     

《钱注杜诗》和《读杜心解》阐释特色之比较

清代前期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和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运用传统阐释观念对杜诗进行阐释.前者力图考辨史实,批驳旧注,后者力图阐发杜甫的"蔼然忠厚之本心";前者侧重"知人论世",后者侧重"以意逆志".两者各有特色而又互补,共同丰富和发展了杜诗学.     

杜甫戏题诗新论

在现存1458首（据浦起龙《读杜心解》）杜诗中,有33首以＂戏＂为题的诗。文章以杜甫的游历为线索,将他的戏题诗创作分成四个时期分别论述,试图探寻诗人一生的经历和遭际对其创作的影响,从而勾勒出一个更为丰满的诗人形象。     

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的杜甫论

古典诗学对杜甫的评析在以下四个时期有不同的特征一是唐代,杜诗不为世所重,激赏者寥寥,但论评基本能切中杜诗骨髓神味;二是宋代,杜甫及其诗作受到普遍推重,然随之出现穿凿和拔高的倾向;三是元明两代,人们普遍尊唐而不宗杜,不少人受格调论影响极力区划唐音与杜格,出现对杜甫的批评之声;四是清代,人们从总结诗学理论的角度进一步审视杜甫,杜甫人格形象与诗作价值得到更辩证深入的评析。这一繁复的历史轨迹,标示出古典诗学批评中杜甫论的不断深入。     

对杜甫自陇右赴成都纪行诗中排列顺序的质疑

杜甫发同谷赴成都之行写过一组完整的记行诗。诗中排列顺序上似有讹误。或许是首编失真,后学承讹,或者因地志舛误,传抄疏意。比如学界公认的仇兆鳌《杜诗详注》与浦起龙《读杜心解》两书为例,他们都把杜甫自陇右赴成都所经过的地方的顺序弄颠倒了。 《杜诗详注》排列杜甫这组诗的顺序是:《发同谷县》、《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成都府》;而《读杜心解》的排列则是一模一样。     

王世贞宗杜思想综论

明代以前后七子为主导的复古文学运动作家们,在"古体宗汉魏,近体法盛唐"诗学主张的指引下,往往把杜甫作为师法的主要对象。而作为后七子领袖的王世贞,更始终是"尊杜宗杜"的大力倡导者和忠实捍卫者。王世贞在学习杜诗并进行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从各个方面对杜诗和师法杜诗者进行了批评总结,为复古文学作家们解决了为什么师法和怎样师法杜甫的问题。     

美国诗人汉米尔的“杜甫情结”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汉米尔非常推崇杜甫,与中国诗圣缔结了一段跨越古今时空和中西异质文化的诗歌因缘。迄今30多年来,汉米尔一直坚持翻译和传播杜诗,而杜甫、杜诗也对汉米尔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汉米尔常直接以杜甫之名入诗来吟咏杜甫,同时还善于学习和借鉴杜诗,将杜甫诗学理念和艺术技巧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汉米尔的译杜、咏杜和学杜,不仅彰显了其浓郁的"杜甫情结",而且也折射出杜甫不泯诗魂的异域回响以及杜诗在英美诗坛的广泛影响。     

一柱观考

一柱观是荆州地域久负盛名的古建筑,它以奇特的结构,独力擎天的精神而芳名远播,吸引了历代诗人。据不完全统计,从南北朝的梁朝起,至清朝同治年间止,其间一千三百余年,赞美它的诗人有十五位之多。仅“诗圣”杜甫的诗集中,一柱观之名就分别在六首诗里出现过。我在阅读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和仇兆螯的《杜诗详注》时产生了疑问:杜甫咏的是一个一柱观还是两个一柱     

杜诗仇注献疑

杜甫的诗歌,自宋至清,注家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援据繁富,而无千家诸注伪撰故实之陋习,核其大要,可资考证者为多。”然洋洋巨著,疏漏之处,实亦难免。后出的注本如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对仇注均作过补充和纠正。清人施洪保所著《读杜诗说》驳难仇注,不遗余力,其中     

《行次昭陵》“幽人”辨释

“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是杜甫《行次昭陵》中亢慨悲昂的一联。“幽人”一词,历来注家均无详释。杨伦《杜诗镜铨》及《钱注杜诗》只字未提。浦起龙《读杜心解》摸模糊糊地说:“怀忠之壮士悲之,行迈之幽人拜之”。仇兆鳌《杜诗详注》曰:“壮士,指守陵者。幽人,公谒陵也”。以为“幽人”乃子美自称,这是对的。然而“幽人”具体解释是什么?杜甫在这个词中倾注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幽人”一般都解为“避世隐居之人”。     

株洲杜甫草堂考

株洲石浦少陵草堂为纪念杜甫住宿凿石浦题诗而建。其始建于宋,盛于康乾,毁于晚清。杜公在凿石浦住宿时间短,留下诗篇少;然而,岁月精准,遗址精确,历代怀杜盛事详实可查,实属罕见。     

翦伯赞的《杜甫研究》及其引发的批评

1944年,历史学家翦伯赞在《群众》周刊第9卷第21期发表《杜甫研究》一文。其文舛误甚多,曾招致訾议和讥评,尤以杜呈祥《与翦伯赞论〈杜甫研究〉》为代表。这桩学术史上的公案,知者较少且知之不详,故叙其来龙去脉。同时,翦伯赞在此文中的失误,对当下的杜甫研究者而言,亦不乏警示。     

"南窑湾"、"康店"之争——杜甫诞生地的历史真相

杜甫学界普遍认为,杜甫诞生于河南巩县之南窑湾。然而,康熙年间杜澳《巩县杜少陵先生墓碑记》明确记载杜甫诞生于河南巩县康店,与传统观点产生了巨大分歧。这个记载点燃了杜甫生地历史争端的导火索。杜甫究竟诞生于何处?这无疑成为杜甫学界一个重大的反思课题。不可否认,碑记的发现为杜甫生地的考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整体观照与理论升华——论韩成武先生的杜甫研究特色之一

韩成武先生的杜甫综合研究表现出以下特色：第一,注重结合诗人不同人生阶段的心态变化,以宏大的视角,对杜甫思想情感的嬗变过程进行整体观照。第二,善于进行理论总结与升华。第三,基于对杜甫思想及其诗歌高度熟悉之上的同情与理解。     

明代叙事诗批评研究

明代古典叙事诗诗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乐府诗的批评与对"诗史"的认识。在复古主义思潮下的乐府诗创作的批评,其以复古求创新,使对乐府诗创作的理念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杜甫"诗史"称谓的审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深化和拓宽了"诗史"这一观念,客观上推进了古典叙事诗的发展。     

从《喜雨》等诗看杜甫是否“敌视”农民起义

杜甫“敌视”农民起义的说法 ,值得商榷。正确评价杜甫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和他的阶级立场 ,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杜甫。     

宋代美学视野中的杜甫观

由唐入宋,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发生了巨大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宋代美学以自己的独特视角重新解读了杜甫:将其刚健的人格精神和诗学风貌沉潜为整个时代的美学底蕴;以其沉郁气质约束自我重塑了一个老朴、平淡而不乏典雅的老杜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杜诗的世俗化倾向也得到进一步发扬。这些貌似不相协调的侧面有机融合为一个整体,折射出了宋代美学的绚烂多姿。两宋美学对杜甫的多层面接受,是在时代文化制约下一种合理的再“发明”。     

韩国古代的杜诗研究

自从杜诗传入韩国,就享有很高声誉,被尊为学诗的规范。韩国古代文人研究杜诗者,代不乏人,其中尤以李仁老、李滉、李植、李瀷为代表。     

《李白与杜甫》三题

文革中的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的动机是复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欲通过李白、杜甫的研究来舐舔心灵的伤疤,宣泄感情的伤痛。《李白与杜甫》的缺陷突出地体现在机械地使用阶级分析法,主观随意地扬李抑杜等多个方面。文革这个特殊的写作背景,是造成上述缺陷的主要原因。《李白与杜甫》也是一部瑕瑜互见的作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史料、史实的考证上。     

老杜三难——胡应麟论杜甫

作为明代后期重要的诗论家,胡应麟对杜甫诗歌评价甚高,其诗学观点主要体现在《诗薮》之中。放眼整个诗学史,胡应麟认为杜甫有"三难":一是继承之难,在杜甫以前,诗家能事已尽,杜甫兼备众家,集诗家之大成;二是开创之难,杜甫在排律近体诗方面创前人之未备,可为百世师;三是振衰之难,开元诗坛兴盛之后,唐诗有衰退之势,杜甫力挽狂澜,成为诗坛中流砥柱。"三难说"体现了胡应麟论杜的高远眼光和深刻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