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海弹词”本《牡丹亭》的美学价值

1941年6月同益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弹词大观》中,收录六本有关《牡丹亭》说唱的弹词,题名为"牡丹亭(上、下)"、"牡丹亭梦会"、"杜丽娘寻梦"、"何日君再来"、"柳梦梅拾画"等。初步考证弹词来源于昆曲《牡丹亭》折子戏"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等。"孤岛时期"上海各大剧院的昆曲演出衰微,而电台和茶楼书场的弹词艺术方兴未艾,为了迎合在抗战最为艰苦时期避难于租界的市民和江浙士绅的艺术审美需求,就把昆曲《牡丹亭》折子戏改编为弹词演出。"上海弹词"本《牡丹亭》展示了特殊历史时期《牡丹亭》演变的艺术形式。     

大众文化时代下《陈三五娘》的改编和发展之路——以青春版《牡丹亭》成功改编为“参照”视角

在以“媚俗”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时代中,包括梨园戏和昆曲等在内的中国传统戏曲处于濒临灭亡的困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青春版《牡丹亭》能充分考虑到大众文化时代的消费需求,采取“古典为本,现代为用”的策略,制造出古典和现代完美结合的创新性作品,成为传统文化在大众文化时代下生存、复兴、发展和创新的成功典范.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经验无疑对《陈三五娘》的发展和创新具有积极的参照启发意义.具体而言,《陈三五娘》可以从十个方面进行可能性的改编和创新.另外,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当戏曲剧种“外部生态结构”发生变化,戏曲剧种应该积极寻找对策,增加其自我适应、自我调节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法、术、权、势”结合的学说不是法家韩非首创

长期以来,在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流行一种说法:战国末法家学者韩非在其论著中,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确切。第一,韩非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并不错,但上述流行的说法漏掉了承继田齐法家学派。韩非熟读“商、管之法”。韩非写道:“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所谓“商、管之法”,《商》指秦商鞅派法家著作《商君书》,《管》指因齐法家学派著作《管子》。《管子》战国原本确系齐法家著作。韩非所谓“商、管之法”的《管子》书,是指战国中期编著于田齐稷下学宫的《管子》原本,非指西汉时刘向改编《管子》的改编本(亦即流传至今的今本)。《管子》战国     

论《长生殿》对《牡丹亭》的借鉴

《长生殿》的“三易稿”使作品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又与《牡丹亭》不无关系。洪昇对《牡丹亭》的评价恰恰印证了《长生殿》对《牡丹亭》的借鉴。这种借鉴具体表现在剧情结构、爱情主题、通变手法、细节描写等方面。这种借鉴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时时体现出作者的创新。     

论《牡丹亭》的时代精神与历史定位

作为古典爱情悲剧杰作《牡丹亭》,自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以其高超的艺术魅力和独特新颖的思想观念震动了文坛、曲坛,产生了“《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的局面。其后,《牡丹亭》便成为古代戏曲舞台上常演的节目,对广大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流传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的史实和一些文学作品中有关《牡丹亭》的影响的现象来看,《牡丹亭》流传的历史过程已经客观地给出了它历史的地位。     

《牡丹亭》和明代狂禅风潮

<正> 《牡丹亭》问世以来,以其辉煌的艺术成就赢得了一世垂青,“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对此,有人归诸作者的才气,有人祖述作者不同寻常的经历,有人盛赞作者磊落刚直的性格,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当代学者则从历史的、美学的、文化的角度入手,多侧面全方位地对作品的思想倾向、艺术造诣以及作者创作该剧的哲学依循、各种思潮、流派的影响等,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不少论者虽也看到佛禅对于汤氏其他剧作的影响,但佛禅对《牡丹亭》的浸润,尤其是明中叶掀起的那场“狂禅”风潮,对于这部名作的根本影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尽管明代论者亦或偶有提示,如吴山三妇评本《牡丹亭》卷首所言“若其所谓因缘生死之故,则从乎浮屠也”。后世以至当今学者多未就此深入开掘立论。虽也有人看到那。不可忽视的影响”,后来又发现“禅宗思想家的影响不一定只限消极方面”(徐朔方《论汤显祖及其他》),惜也仍未从详细论。笔者试图从汤显袒的代表作《牡丹亭》入手,考察佛禅、狂禅风潮对于作者艺术态度、艺术感     

形非似神更异──《牡丹亭》、《长生殿》爱情描写之比较

形非似神更异──《牡丹亭》、《长生殿》爱情描写之比较徐人忠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问世一百年后，清初洪升创作了《长生殿》。因为该剧也有女主人公梦境的描写和鬼魂游踪的情节，故当时有人称《长生殿》是一部“闹热《牡丹亭》”，洪升颇为高兴，“世以为知言”①。由...     

《牡丹亭》中“情”的多重意蕴

“情”是《牡丹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该剧的灵魂。汤显祖将“情”提升到了本体的意义,在该剧中,“情”首先是一种自然意义的情,即情欲,然后才是一种社会意义的情,即情爱,通过对情欲和情爱的肯定,《牡丹亭》实际上也充满着对封建社会的“理”的反抗和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正因为《牡丹亭》中的“情”有着丰富的意蕴,它才能超越以前的言情题材剧作,在戏曲史上划上浓重的一笔。     

汤显祖《牡丹亭》的“宗唐”旨趣

汤显祖《牡丹亭》诞生于有明一代以“宗唐”为主流的文学潮流中,其角色塑造、情感寄托、意趣神色的创造等都得益于作者复杂而又明显的“宗唐”旨趣。由此可见汤显祖手摩心追唐代“有情之天下”,并以此镜照明代“有法之天下”对人情人性压抑与戕害的现实。《牡丹亭》虽以明代小说《杜丽娘记》为胎,却一如《紫钗记》等以唐人小说为胎,重塑的是唐型人物角色,于情于理之中传达出对唐人的理解之同情。《牡丹亭》以“意趣神色”为宗旨的曲词撰写,也得益于唐诗的精神、情感与格调。借助于“宗唐”旨趣的戏曲书写,汤显祖寄托了关于生命价值、现实人生、社会理想的哲理思考。     

汤显祖和他的《牡丹亭》

产生于明朝万历年间的《牡丹亭》，历来论曲者常把它与《西厢记》相提并论。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说：“王实甫《西厢》，汤若士《还魂》词曲之最工者也。”孟称舜《柳枝集（倩女离魂·楔子）眉批》亦云：“《西厢记》和《牡丹亭》，皆为传情绝调。”沈德符《顾曲杂言》又云：“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个《西厢顺价。”其作者汤显祖亦因此而蜚声剧坛。而且，随着《牡丹亭》有多种语言的译本流行海外，汤显祖亦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名人。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在其《中闰近世戏曲史》这部颇具学术权威性的专著中，将汤显祖…     

论《牡丹亭》对情的塑形

在对《牡丹亭》的解读中，“情”始终是一个有效的门径。而《牡丹亭》对情的塑形是含混的。理清这种含混可以使我们对历史流逝的感受变弱，经典的不朽才得以实现。《牡丹亭》中的情是形而上的“情”；它是想符合人伦的情但又不是；情与孝的关系上作者趋于情；欲与情之间作者故意地含混。它不仅仅是对个体情欲的肯定。它通过美化“欲”，将其扩张入已被认可的“情”，由于回转又在讽刺、谐仿情。这种含混是因为晚明价值论的混乱造成的。     

重构的女性神话——论《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的女性意识

《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是众多《牡丹亭》评点中突出的一部.其特点在于,作为批评主体的三妇,在历史语境中的女性本体立场观照下,以生命践行至情、凭“性灵”咏叹至情、秉“文心”体悟至情,重构了一个源于评点对象而终有超越的现实版的女性神话.     

《牡丹亭》结构艺术初探

中国古典戏剧从《牡丹亭》开始有了复合式结构模式,它打破了传统爱情题材戏剧惯用的、以《西厢记》为代表的单线链状结构模式,在“爱情”的主线之外又添加了“政治”的副线,使结构呈现出政治与爱情复合的样貌,使剧本从狭窄的情爱主题中跃出,具有了更大的容量和表现张力。换言之,是使《牡丹亭》相对于以往的戏剧作品来说显得结构更复杂、内容更丰富。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枝蔓过于繁复的弊端。这种戏剧结构新范式对后世影响颇大。     

论消费文化语境下“红色经典”的改编——以小说《林海雪原》的电视剧改编为例

通过电视剧《林海雪原》和原著的对读分析,可以看出《林海雪原》的改编一味地迎合观众的消费怀旧心理,导致改编上的“平均倾向”,为了吸引年轻观众,改编者在电视剧中强行掺入了“爱情佐料”,电视剧对原著的改编没有能够充分地尊重原著,改编的电视剧对观众理解原著产生误导.     

《奈何天》:从小说到传奇

传奇《奈何天》是根据李渔的话本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改编而成。当我们用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戒荒唐“等戏曲理论原则来审视、对照改编前的小说与改编后的传奇,会发现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改编成的《奈何天》,却适合改编前的《丑郎君怕娇偏得艳》。由此可知,李渔的戏曲创作实践与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契合无间。《奈何天》偏移李渔相关戏曲理论原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关涉到李渔对小说、戏曲两种不同文体的认识,又离不开他以劝惩和娱乐为目的的创作旨趣。     

论《红楼梦》对《牡丹亭》女性意识的继承和发展

《红楼梦》继承和发展了《牡丹亭》中的女性意识。在女性主体意识方面,《牡丹亭》主要表现在追求个人爱情,而《红楼梦》不仅仅表现在对爱情的追求和歌颂,更表现在对女性自身美好本质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和肯定;在女性抗争意识方面,《红楼梦》中黛玉追求的不只是爱情自由,更重要的是个性的自由,人格的平等,同时也以自己的力量与封建势力作了一定的反抗;在性与爱方面,《牡丹亭》表现了杜丽娘强烈的性爱追求,肯定了情欲的合理性,而《红楼梦》中的性与爱观念更为进步,表现为性爱双方相互尊重,彼此肯定对方的人格价值和尊严,向往共同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的性爱关系,同时也表达了“重情抑欲”的可贵的性爱观。     

用《三遂平妖传》不能说明《水浒传》的著者和原本问题——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对于《水浒传》的作者和原本的问题,学术界一向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大家力图解决这个问题,对《水浒传》的研究是有意义的。罗尔纲先生在《学术月刊》一九八四年第十期发表了《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著者和原本问题》一文,就是企图解决这个问题。他把署名为“东原罗贯中编次”的二十回明刻本《三遂平妖传》与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对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两书赞词对勘、叙事对勘、对待人民大众态度对勘,得出两书都同为罗贯中一人所著这件事实”,“《水浒传》原本乃是七十回”。罗先生的探索精神,我们是敬佩的;但对他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却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从两书对勘,并不能说明《水浒传》的著者和原本问题。本文试就此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以就教于罗先生及各位读者。     

《拾遗记》确为王嘉所作补证——兼论不同卷数版本的关系

关于《拾遗记》的作者,前人多有论述,如“王嘉说”、“虞义说”、“萧绮说”等,莫衷一是.笔者在研究该书的过程中,找到了多条材料能够进一步证明原本《拾遗记》确实出自王嘉之手,萧绮《拾遗记序》中所说“搜检残遗”并非虚言.同时,有关《拾遗记》的版本,卷数上有二卷本、十卷本、三卷本、十九卷本之别,不同卷数版本的出现是古书整理流传的方式和古人著书通例的结果.     

谈《古代汉语简编》注释之不足

近年来,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古代汉语教材要数郭锡良等同志编写的三卷本《古代汉语》。今年,为了“适用于大专水平的自学”,编者将三卷本压缩、改编为上、下两册,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据《凡例》,其注释“力求准确鲜明、通俗易懂,便于自学”。据辅导教材《古代汉语备要》说,“这部教材编得比较简明通俗,又吸收了我国高校以往使用的一些同类教材的长处”,     

论《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

“从来传奇家非言情之文,不能擅场”。在明代众多的言情传奇中,足称“擅场”之作者,应首推汤显祖的《牡丹亭》。《牡丹亭》所讴歌的“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深深地感动了封建时代青年女子的心,甚至出现为之断肠殉情的事。其所以有这样感人的魅力,原因就在于它以精湛新颖的浪漫主义艺术方法,把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