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福建城市金融业的近代化--以福州和厦门为例

福州和厦门的开埠是福建城市近代化的起点。随着对外贸易发展,对资金融通的需求大增,外国银行和本国银行相继设立,传统的金融机构也开始了近代化的转型,共同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银行与钱庄之间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了传统与近代的复杂关系。     

略论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的演变

晚清时期,浙江城市经济发生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开埠通商和口岸贸易的兴起,不仅使城市经济越来越多地卷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和市场体系之中,而且对传统自然经济形成很大的冲击,引发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动;近代工业和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则直接反映出城市经济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但这种近代转型远未完成,呈现出传统性、近代性和殖民性互相交织的特点。     

鸦片战争与福州茶港的兴起

近代的福州港以茶叶贸易而闻名于世。福州茶市的兴起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但开拓福州茶市却产生于鸦片战争之前;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州茶市的兴起是和鸦片战争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中国洋务思潮论争始末——以知识精英为研究视角

近代以降,中国被迫革新,启动洋务。洋务兴起之际,最先感到中西文化冲突的不是洋务派知识精英,而是与其论战多年的保守派知识精英。他们抱着以夏制夷与以夏变夷的自卫心态,屡屡在洋务派呈请的举措上主动挑起中学与西学关系的论争。其中,以同文馆之争、制造轮船之争、筹议海防之争、修筑铁路之争最为激烈,是中国近代知识精英关于中西文化的首次大碰撞,体现了"士"阶层的存在本意与最后消亡,激发了中国知识精英在论道求实中砥砺前行。     

近代闽南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以泉州为例

鸦片战争后,近代闽南的中心城市厦门成为最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伴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社会转轨,新兴口岸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首先发生深刻的变化。处在传统文化的边缘与新兴口岸文化城市之中的闽南,开埠后开始出现一个特殊的新士绅群体,包括一些脱离传统科举道路而转入新式商业和文化事业的读书人,他们在近代闽南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王韬与十九世纪中叶的上海社会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被迫对外开埠通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大量涌入上海滩，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流的前沿阵地。上海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孕育培养了大批近代先进思想家和科技精英，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的杰出代表王韬就...     

商业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1840-1895)

城市化是近代工业影响带动的历史过程。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国内近代工业已经产生并有所发展,但还不足以对城市的兴起与发展提供强力的动力支撑。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最先是由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启动的。这种商业具有工业化的背景,它不是以中国国内近代工业为基础,而是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这是中国对外开埠通商,纳入世界市场,参与国际分工的自然结果。     

重庆开埠与四川近代对外贸易

重庆开埠,是四川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是帝国主义列强长驱直入侵入四川的开始,同时又是四川直接对外贸易的开端。重庆开埠,对四川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重庆何时开埠,它同四川近代外贸关系如何?本文拟就所接触的资料,试对上述问题作初步探讨。     

福州开埠:传教士“闯入”与民众反应

通过解读福州开埠初期英国传教士施美夫的福州考察记,指出其以战胜国和文明优越的征服者姿态,依中国官府保护为"护身符",闯入福州军事禁区及当地民间,观察中国社会状况及当地人的反应,以评估开展传教的可能性。福州民众在官府压制下被动接纳,施美夫从民众表面上的温和反应,产生在福州有利于开展传教的乐观幻想,但却忽视了民众内在的排斥及儒生士绅的社会作用,其后引发绅民对外来侵害者的反抗,这是近代中西交汇之初中西"民间"接触格局的一个纽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这种近代中西接触格局起初就是这样形成的。     

京奉铁路(关内段)沿线地区城镇体系变动初探(1881—1937)

京奉铁路(关内段)沿线地区城镇体系在铁路开通已有所变动,但仍然保留着较多的传统特征。京奉铁路各段相继建成后,随着天津的继续成长和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城镇的兴起和发展,到1937年前,本地区城镇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组合结构、地域空间结构及城市间联系与城镇网络等,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动。开埠通商、近代工商业发展和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兴起,是促成变动发生的三大重要影响因素。     

天津开埠后近代华北乡村手工业生产的调整（1861-1936）

随着1860年天津口岸开埠通商，在对外贸易与近代工业化发展的刺激下，华北地区的传统手工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手工纺纱业逐步走向衰落，而手工织布业由此而兴盛起来；部分手工业如地毯业、草帽辫、花边和发网等因出口贸易的发展而兴起。     

论近代浔商的新儒商特征

近代浔商产生于具有坚实的丝绸经济基础、悠久的文化教育传承的浙北古镇南浔。他们利用上海开埠的商机 ,以经营湖丝出口外销致富 ,逐步转化成近代民族资本家。在浔商身上 ,既有诚信为本、博施济众、尚文重教等中国传统儒商的中国传统儒商的特征 ,又有思想开放、反帝爱国等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特点 ,他们是近代新儒商的典型代表群体。     

近代康区地方精英研究综述

相对于康藏史整体发展,近代康区地方精英的研究相对薄弱,但是在"康人治康"、精英群体与个体等三个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然而在研究背景、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主体、研究资料上尚存在不足之处,有待于加强与拓宽。     

文化保守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从中心到边缘--"五四"后期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潮研究

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和传播历来备受研究者重视,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围绕思想精英来梳理史实.在民国思想精英的小世界之外,更为广大的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是如何认知和接受社会主义的,这样的问题始终未能受到更多关注.其实思想精英之间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固然重要,而思想界的中心与边缘对于社会主义在认知上的歧异同样值得注意.本文以著名学者梁启超和地方学者刘咸炘为中心,较为深入地比较分析了分别处于当时思想界中心与边缘的两人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观念认知及其问题意识所呈现出的微妙歧异,并从思想史的内在理路层面揭示了文化保守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之间颇富吊诡意味的紧张关系,以重新探究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后期短暂兴衰的思想根源.     

铁路交通视角下近代东北城市化特征及其影响

19世纪中叶,在内外压力的夹击下,东北随着营口"开埠",被迫对外开放。为进一步加强其殖民统治,掠夺中国资源,俄日等列强旋即在东北地区敷设铁路,建成"丁"字型铁路网。由于铁路的修筑,近代城市迅速兴起,近代城市化开始起步。因其城市化过程中的起步晚、发展快、程度高、城市人口的外来性等特征,都与铁路建设密不可分,从而产生了独特的历史影响,带有浓重的殖民色彩。     

传承与嬗变:近代化过程中的土地契约交易——以天津为例

通过整理在天津档案馆馆藏的房地契资料,以及地契资料所记载的土地买卖租当、价格等情况,分析了近代天津开埠前后土地在交易模式、地价、市场、交易区域以及规模等的变化和发展状况,阐释了开埠对天津的近代土地交易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解读出城市近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     

论近代公共文化领域在建构国家认同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开启了近代国家转型的艰难进程。这一转型过程在国家形态上体现为近代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建立,但其内涵却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对近代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报刊、电影院、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公共文化场所的兴建及各类文化组织的创办和成长,逐步形成了近代中国的公共文化领域,由此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的方式。知识分子群体及精英阶层在公共文化领域不断讨论西方现代国家代议制、公民权利、民主宪政等概念,并通过报刊论战、集会辩论等形式讨论西方与中国国家形态的差异、国家体制与民族富强的关系,通过公共文化领域的公共传播机制,沟通社会各个阶层,并培育市民社会,逐步建立起以现代民主宪政为基础的近代国家认同。这为古老中华民族从中古国家转入近代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东方产业革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

近代科学技术与民族棉纺织业私人资本结合是东方型产业革命兴起的直接导因。日本明治维新完成了这一结合,由此实现了产业革命。洋务运动使近代中国拥有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的人才群体,也促成了中国近代民族棉纺织业及其民族私人资本的诞生,近代中国由此具备了产业革命兴起的可能性。但由于晚清政府不能代表当时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造成近代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走的是一条技术与资本相分离的道路,致使近代中国产业革命被窒息。     

天津文化研究综述

天津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明清时期伴随着漕运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后来,又因与北京的特殊地缘关系,天津成为列强开埠通商的前沿阵地和操纵中国政局的后台。多重的地理、政治因素造就了天津近代的辉煌,也塑造了迥异的天津文化。天津文化在我国众多的地域文化中,与众不同、独具特点,吸引了众多学者专家对其进行研究和探索。     

近代上海湖州商帮的演变及其特征

明清时期湖州城乡日趋繁荣的丝绸经济孕育了湖州商人群体 ,而近代上海开埠则为湖州商帮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商帮在立足上海、重点投资丝绸业的同时 ,致力于地域性和行业性扩展 ,并通过组建传统与近代相兼容的地缘业缘团体 ,巩固了自身的地位。 2 0世纪 30、4 0年代 ,商帮虽然步入衰落 ,但也取得了一定的历史性成就。与其频繁的经济活动相适应 ,商帮在政治参与方面也是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