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补偿的法学界定

从法学角度厘清生态补偿的涵义对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从分析不同法学学者对生态补偿给出的概念着手,阐明了生态补偿的目的、范围、标准、主体等关键要素,最后对生态补偿在法学上的应有之义提出了笔者的观点.     

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分析

建立一个长效、稳定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对保护生态环境、改善我国的环境质量、提高生态建设者的积极性都是非常重要的。生态补偿在法律实质上反映为人对人的补偿；生态补偿的法学目的是实现环境公平；生态补偿追求的法律价值是环境利益的分配正义。要深入理解生态补偿的法律实质，就必须明确生态补偿与环境损害赔偿、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之间的不同之处。根据生态补偿的主体不同，可以构建国家生态补偿和社会生态补偿两类生态补偿机制。     

解读生态法学

近年来,有关生态法学研究的著述和论文不断增多。有学者认为相对于“环境法学”而言,“生态法学”才是一个更为科学和确切的名称,两者不仅在称谓上存在差异,在内容上也有本质的不同。然而,仔细分析上述观点的理由,可以发现两者在内容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也有学者从生态法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切生命体均是法律主体出发,论证生态法学的独立地位。这种论证由于涉及到整个法律主体理论的重大争议,因此难于被人接受和认同,而且作为一个学科名称,“环境法学”为国际国内沿用已久。因此,没有必要用生态法学来取代环境法学。     

我国生态补偿制度若干问题探析——以广西桂林阳朔大榕树风景区群体纠纷为例

文章在阐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及其理论基础的基础上,以广西桂林阳朔大榕树风景区群体纠纷为例进行了法律分析,并在现有的西部生态补偿制度的实现形式基础上,提出共同开发经营作为新的生态补偿制度实现形式,以有助于西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建立健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回顾了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相关文献,分析了福建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成效与问题,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原则和思路,探讨了省级生态补偿资金的筹集渠道,设计了一套以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为依据、以各地对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贡献大小为评估标准的省级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分配的具体方案。     

我国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构建森林生态补偿制度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森林对生态环境的调控作用尤其应当受到重视。我国森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质量不高、分布不均,森林生态保护任重而道远。我国应当增强现有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刚性和实用性,建立森林生态补偿长效机制,规范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表述形式,改变政府作为单一补偿主体的状况,加强森林生态补偿监督,为森林生态环境良性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论生态补偿制度的二元性

引发生态补偿中生态损害减轻行为的前置性环境保护义务有普遍环境保护义务与特殊环境保护义务两种类型。前置性义务的二元性导致生态补偿制度的二元性。生态补偿制度应被区分为普遍义务生态补偿和特殊义务生态补偿两种类型。二者在前置性环境保护义务属性、基本原则、法律关系主体、内容、是否包含经济补偿等若干法律属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对二者法律属性差异的准确认知可以为生态补偿制度设计与实践提供有效的法律框架与法律分析工具。     

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分析

建立一个长效、稳定的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对保护中国的生态环境,改善中国的环境质量,提高生态建设者的积极性,都是非常重要的。从法学的角度来厘清生态补偿这一概念,明确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确立生态补偿的种类,使国家生态补偿成为生态补偿的核心,以此为出发点,构建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的框架。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视角下的工科院校环境法教学

《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专题进行阐述,明确指出:“应当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利用工科院校中工程类学科的优势是工科院校法学教学研究可资借助的平台,能够在教研中克服现行环境资源制度“原则性过强,操作性不足”的缺点.利用环境工程可操作的指标体系进行相关法律教学的实践性研究,在工程伦理同法律伦理相结合上实现法学研究同工科专业学生法律教育的双赢.     

后现代法学:为法治探索未来

西方后现代法学的发端是从后现代主义哲学理念和方法进入法学和法理学开始的。面对 2 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 ,后现代法学向现代法学的基本理念发出挑战 :否定理性个人作为法律主体的存在 ,否定对于法律发展的乐观描述 ,否定法律的普遍性意义 ,否定法律中立的原则。在此基础上 ,文章论述了后现代法学比较成型的三个主要流派 (女权主义法学、法律与文学运动、批判种族主义法学 )的理论倾向和方法特征。文章提出 ,应当认真对待后现代法学 ,因为它不乏针对现实的深刻而犀利的见解 ,不乏提出新问题和新思想的勇气 ,因此 ,它不仅仅是叛逆 ,也是在为法治探索未来     

论公司中小股东权益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

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已成为各国学者共识,不同法系国家在实践中都进行了有益探索。我国《公司法》借鉴了国外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先进制度,确立了中小股东权益法律保护体系,在保护中小股东权益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由于诸多因素,中小股东权益还是在立法层面和司法实践上都存在着欠缺。如何通过研究中小股东权益有关理论及立法实践,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完善我国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立法建议,已成为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法治难题,需要给予更多关注和深层次思考。     

法律上的利益：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新标准

中国现行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存在利益保护范围狭窄、理论内涵阙如的问题。考察域外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的变迁,结合本土法制状况,应确立＂法律上的利益＂标准。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扩大的基点落实于利益之上,同时积极发展公权利理论。     

论德育“多维”视角下的高校法制教育体系构建

我国高校法制教育,其内容、形式与其目标价值存在实质的二元背离,使得高校法制教育制度保障缺失,队伍建设不力,教育效果虚无。在教学科研上也只侧重于一门或几门学科的教学研究,忽略了"法制教育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的基本定位。如何从学校德育工作的角度出发,在制度保障、队伍建设、时间空间、形式载体等方面,多维度地探讨,尝试构建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的、持续有效的法制教育体系。     

法律规范的结构基础与主体选择:11部促进法样本

法律规范一直是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法律概念采取纯粹分析实证主义方法已较难走出现实困局,应采取"形式分析路径"。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11部促进法为分析样本,选择19个"表征性语词"进行搜索统计研究,进而提出促进法规范的分类和构成要素,并分析"规范主体"选择的原因,旨在探索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法律规范的具体化、个性化的研究路径。     

法律体系的重释——兼对我国既有法律体系理论的初步反思

法律体系是指在一个区域(国家或者地区)内的能系统存在和运行的法律整体。对法律体系的认识往往取决于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是在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之间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立法司法而达成妥协,进而整合统一成的法律整体。欲认识法律体系概念,必须探讨法律体系的特征。法律体系具有规范性、客观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等特征。在我国的法律体系的研究中存在研究的教条化倾向等值得我们反思之处。     

我国生态补偿法律保障机制的构建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已开始尝试运用于环境资源保护,但如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生态补偿的含义,界定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设定生态补偿的监管体制,以及与现有的环境法律制度的衔接,尚有待进一步探讨。基于我国生态环境现状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补偿法律保障机制有其现实必要性和实施的可行性。当前,构建我国生态补偿法律保障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征收环境资源税,扩展补偿资金来源;明确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     

法益论视角下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之类型化

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界定为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的逻辑起点。将个人信息绝对权化，违反《民法总则》第111条规范目的，不符合“权益区分三标准”，阻碍信息的自由流通，并背离比较法上的主流趋势，应予否定。个人信息的本质是一个法益综合体，法益的保护宜采用德国式的类型化路径，有“违反保护性规定的侵权任”和“故意背俗致损的侵权责任”两种，前者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具有更大优势，应作为主要保护路径。以行为作为主要基准将有关个人信息的保护性规定类型化，具体分析每一类型确立的行为标准以及违反时的侵权判定、责任承担、抗辩事由等，能够构建完善的个人信息侵权法保护体系。     

强政府强社会及其运行关系解构

在当前发展社会学和行政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学者们关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得较多的概念为"小政府大社会"。深受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典社会学熏陶的一代学人,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而社会管得越多越好。然而,根据国家理论和当前实务来看,政府作为整个社会合法性权威的代表以及所拥有的经济资源所有者,它所管的事务不应是越少越好;同样,社会作为国家形成的前期状态,以及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趋势,所应管理的事务也不是越多越好。因此,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是——"强政府强社会"。     

“讼”卦管窥西周法制思想

"讼卦"是《易经》第六卦,主要内容涉及到中国古代法制实践与法制思想。本文尝试在还原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对"讼卦"进行文本解读,并对西周时期的法制现象进行评析,以此梳理彼时法制思想的基本原则。     

“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

把我国古代的“亲属容隐”制度置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性、心理及相关法律制度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探究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在当时的合理性，进而考察导致该制度产生、存续的要素在当代的存在状况，及其在当代被赋予的人权和正义价值，最终得出结论：该制度在当代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理应被吸纳入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