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设立

前科消灭制度对于保护未成年人免负过重的法律负担、顺利复归社会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虽然加入了某些保护未成年人的国际公约,但未将公约中确立的前科消灭的精神切实贯彻到立法、司法实践当中去；刑法修正案(八)对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作了相应的限制,新的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虽然有其进步意义,但也都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距离未成年人前科消灭这一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前科封存制度在刑事和非刑事领域的适用

犯罪前科封存制度在刑事领域和非刑事领域的适用存在理论和实践的分歧,存在法制不统一的矛盾。为此,首先应厘清前科和犯罪记录的关系,分析前科封存的立法目的;其次需对前科制度在刑事领域和非刑事领域的规定及适用进行梳理,在法制统一的语境下,探寻前科封存制度在法系内的平衡适用;最后,应结合劳动教养废除后的三元处罚体系向二元处罚体系转变,借鉴犯罪追诉时效制度,构建前科制度从封存到消灭的立法出路。     

前科量刑价值研究

前科作为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量刑情节，在实践中普遍作为加重情节适用。但是，由于理论上对前科的概念没有准确的定义，实践中对前科的范围也把握的不明确，前科作为加重量刑情节的适用还存在不妥之处。应当在量刑中贯彻责任主义，预防刑的调节作用应在责任刑之下发挥，前科加重的“射程”应当限定在责任主义范围之内，并且未成年人的前科不应作为从重处罚的依据。     

部分前科报告制度的提出与展开——我国《刑法》第一百条新解

我国目前的前科报告制度由于立法理念、立法技术等因素遭遇到理论和现实的困境,前科报告义务致使行为人遭遇与其之前罪行严重不匹配的来自立法和道德方面的负面评价。《刑法修正案(八)》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直接目的出发将现有刑法第一百条增设第二款,成为部分前科报告制度的发端。部分前科报告制度可以有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兼顾被告人人权保障与单位知情权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未来刑法修订当中,立法机关应在报告的范围、期限以及责任承担等方面加以明确规定。     

禁止前科歧视的学理分析——以平等就业权为视角

我国目前在就业中存在多种类型的歧视,对有前科公民犯罪记录的歧视即为其中之一.从宪法学的角度来分析,前科歧视的本质是侵犯了有前科公民的平等就业权.禁止前科歧视的关键是保障形式平等,核心是保障有前科公民的起点平等,同时辅以实质平等的保障.     

有前科者就业歧视之比较研究——以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例

世界上明确立法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有前科者的国家只有加拿大、韩国和美国少数的州。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有前科者就业歧视案件采取的是合理性审查标准,因此,涉及限制有前科者就业资格的案件大都判为合宪。我国台湾地区限制有前科者就业资格的立法也很严格。以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五百八十四号解释为契机,台湾的学者和实务部门提出以宽容原则来限制有前科者的就业资格。与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和实践相比较,我国对有前科者就业资格的限制是极其严格的,我国应该采取宽容的原则来合理限制有前科者的就业资格。     

论前科的概念界定及其内涵

前科的存在是构成累犯的基本条件之一 ,但是关于前科的定义及其固有内涵 ,刑法理论界关注甚少 ,并基于此而导致关于前科的内涵问题存在较大的争议 ,至今难有定论     

前科消灭制度评析与我国立法构想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前科消灭在西方许多国家刑事立法中已有较明确的规定,而我国的刑事立法至今尚未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刑法运行的内在机理中渗透了越来越多的伦理学理念,有前科者也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因此,在我国的刑法典中确立前科消灭制度,便成为完善我国刑事立法的内在要求.     

在我国设置少年法院的理论与现实探讨——司法视野下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研究

设置少年法院的理论基础是英国衡平法关于“国家是少年儿童最高监护人”的原理和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需要进行特殊保护的理论；从现实层面看，在我国设置少年法院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应尽快设置少年法院，完善少年司法静『度，有效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     

科学探索未成年人民事审判制度的实践及构想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18个中级法院开展少年审判综合庭试点工作，并将未成年人民事审判工作纳入少年综合庭工作范畴，传统式的审判制度已不能满足新时期少年审判工作的需要。本文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结合审判实践，探索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审判制度的实践及构想。     

国际刑事法院启动机制及美国的应策

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是国际刑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必将对国际法、国际刑法和国际关系发生深远的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与其管辖权紧密相关,是主权国家在是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必定要首先考虑的问题。而在国际刑事法院的启动机制方面,检察长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检察长在调查和起诉方面享有巨大权力,使得有些国家有所顾虑,其中对国际刑事法院刑事管辖权最持怀疑态度的,就是美国。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既是国际刑法范畴问题,也是国际法的问题。它既关系到国家主权,也涉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的补充性原则和启动机制方面的规定,涉及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因而也是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问题中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     

刑事审后程序中的权力配置问题研究

刑事审后程序包括判决生效后的一系列程序,即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保护程序、前科消灭程序等,不包括审判监督程序。为了弥补我国刑事审后程序权力分散、职责不明的缺陷,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刑事执行权,由人民法院行使刑事执行中的裁判权及前科消灭的裁判权,完善刑事审后程序中的被害人保护制度。     

合理配置我国刑事审后程序中的国家权力

刑事审后程序包括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救助程序、前科消灭程序和刑事赔偿程序等.除刑事赔偿程序外,我国刑事审后程序的国家权力配置,存在着不少的缺陷,也缺乏一些必要的制度设计.因此,重新合理配置刑事审后程序中的国家权力,规定裁决权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执行权原则上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是有必要的,此外,还应强化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建立被害人参与制度和被害人救助程序,完善前科消灭程序和刑罚变更执行程序.     

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问题探究--兼谈证人保护问题

从证人证言的内容上看,证人证言包括证人在法庭上对审判人员就案件的有关情况所作的口头陈述,证人提供证言原则上要出庭.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有明确的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证人出庭率极低,证人拒证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审判方式改革.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有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及现行法规不完善等诸多原因.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缺陷有四其一,程序法的规定过于原则,没有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其二,保护制度的保护对象范围狭窄;其三,规定侧重于事后救济,预防功能差;其四,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有关规定本身的适用具有局限性.针对这种现状,要完善证人的人身保护制度其一,证人的保护对象应足够宽泛;其二,要健全证人保障制度;其三,要处理好证人保护和律师取证权的冲突问题.     

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专业化路径选择

近年,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虽然具有突破性的发展,但是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转折期社会矛盾凸显,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新特点,而与之相配套的少年司法建设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制度建设上都略显滞后。显然,少年刑事辩护的专业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其发展程度也是司法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鉴于此,通过分析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发展现状,提出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专业化建设的发展策略。     

刑事关键证人的界定标准

刑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是基于我国证人出庭率低现状的反思,它不仅能够实现案件公平、公正、公开审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质证权,更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构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首先要明确何谓关键证人及关键证人的界定标准.在借鉴关键证人的司法实践及现有理论基础上,笔者明确了关键证人的概念,并将关键证人的界定标准分为基本标准和具体标准两个层级.     

限制有前科公民就业资格的刑理分析

从刑法理论角度分析，限制有前科公民就业资格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这种对职业资格的限制与深化的复归理论不符，不利于犯罪人真正回归社会，同时也不符合刑罚人道主义理念和罪犯为“特殊弱势群体”的理念。这种就业资格的限制否定了刑罚的功能，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相抵触。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研究视角的转换

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进程中,证人出庭问题始终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它对我国庭审方式的改革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当前我国对证人出庭问题的研究明显偏向保证证人出庭制度的研究,而忽视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积极作用。文章从供需理论分析了我国证人出庭难的矛盾所在,即证人的供应远小于对证人的需求。所以解决我国证人出庭问题的思路之一就是要转换视角,加大对证人不出庭的研究。     

试论不起诉之自由裁量权

随着刑事诉讼的发展,刑事诉讼的价值功能也逐渐发生了改变,由单纯的惩罚性向惩罚与教育并举的方向发展,犯罪嫌疑人被带上法庭受审不是最终目的,在起诉阶段进行分流的主张已得到法学界的广泛接受。这就是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不起诉自由裁量权。从理论和立法方面进一步确定不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性质、适用范围和价值,使不起诉裁量权与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相适应是法学理论界面临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