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问题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以中部某省粮食主产区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为例

通过中部某省三个村庄的土地调整显示,农村土地问题并不只是农民权利问题,而是与村组权力相关联,农民的土地权利是以村组的土地权力为保障的。村组的土地权力在当代中国农村主要表现为村组的土地调控权,这种乡村地权是当代村组得以维系的基础,是农民“成员权”意识的主要来源。在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中,农民土地权利与村组土地权力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农民土地权利需要村组权力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而只有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权利,村组的土地权力也才具有合法性。     

论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原则

土地征收是国家借助行政权力对公民土地权利的强行剥夺。公共利益原则的提出使得国家土地征收权的行使具有了正当性,消除了人们对其是否符合宪法的怀疑。因此,在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建构中有必要确立公共利益原则,通过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边界,使得国家行政权力和个人财产权利得到平衡。     

国外土地冲突的比较分析：样态特征与治理启示

土地冲突是世界各国在转型中必将遭遇的重大挑战，但其在各国间的表现形式又有很大差异。通过对国外土地冲突研究的梳理发现，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的土地冲突表现为土地所有制改造中对贫农和原住民的强制剥削，成熟稳定后则表现为土地开发中公私利益的张力和地利共享与利益补偿的价值追求差异；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冲突表现为后殖民时代地权垄断格局下无地农民的反抗和地权流转过程中权力和资本对小农利益的侵害。在不同的发展经验背景下，国外土地冲突治理产生了“市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土地冲突的诱发因素是多样的，基于“国家-市场”地权二元化改革路径通常失效。中国农村土地冲突与国外土地冲突既有相似又有很大不同，应走出地权改革的“国家-市场”二元化困境。     

国外土地资源管理的有益启示——从行政法学视角

我国土地资源管理面临困境,从行政法律关系视角来看,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市场经济成熟国家的土地资源管理理念、主体和体制及权力(权利)结构等方面给我们很多有益启示。     

农民土地上访类型及其发生机制探析——基于豫东某县的调查

一般观点认为,农民土地上访是"地权"不明晰造成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赋予农民"地权"。本文在对东县四年农民土地上访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农民土地上访的六种类型以及三种性质的"地权"纠纷。东县的事实表明,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确权"性质土地政策法规逐步赋予农民"地权",削减村组集体在土地上的权力,不仅没有减少农民"地权"纠纷,反而激化了土地矛盾,导致大量的农民土地上访。本研究表明,一般的观点可能忽视了中国农村现实,若其形成政策影响时,可能会在政策设计上烙上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那么,沿着这个思路进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会造成更多的农民上访,破坏农村稳定和谐的基础。     

土地政治过程与乡村秩序的集体生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呈现为“共有私用”的地权形态。农民集体包含了权利主体、关系主体和制度主体，三者的弹性关系赋予农民集体以实践本位的存在模式。农民集体扎根于土地秩序之中，且从土地秩序中汲取政治动力，推动了土地政治过程。土地政治过程内在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逻辑，体现了权利与权力、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土地政治过程塑造了集体的统一性和自主性，凝聚了村庄的政治性，在促进土地秩序更新和土地价值实现的同时实现乡村秩序整合。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须适当平衡集体所有权与农民土地权利的关系，维系乡村秩序再生产的活力基础。     

就地权逻辑答周其仁教授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合理性,有2种不同态度,笔者著作《地权的逻辑》在基本肯定当前中国农地制度和征地制度合理性的前提下,对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激进的土地制度改革思路进行了批评。针对《地权的逻辑》对现行土地制度的基本肯定立场,作为激进土地制度改革思路代表人物的周其仁教授提出了反批评。本文是对周其仁教授反批评的回应。回应主要集中在农民土地权利悖论、农村征地制度合理性、建设用地价值来源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     

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的战略再审视

马小军在《国际展望》2010年第5期撰文指出,领土是国家主权赖以体现的最基本物质空间,国家主权因为其以领土为物质基础才具有现实性。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的国家领土主权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和限制,但建立在领土主权之上的国家主权,仍旧是国际关系的基石,国家领土主权不可侵犯仍是现代国际法的最重要原则。就此而言,今天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仍然是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统一、完整与安全。     

国家地权新探

国家地权是是主权国家对其国土资源依其国家意志所统一享有和行使的设定权、规划权、管制权、征收权和最终处分权等公权和权力。国家地权一直行使"授田"与调整、限制的基本功能。国家地权不是所有权意义的私权,而是终极所有制意义上的国家职权,体现了一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产权的地方性形态及其表达逻辑——基于对W村土地纠纷的考察

文章以湖北W村确权确地之后发生的土地纠纷为考察对象,发现祖业观、村落成员权和生存伦理权作为地权纠纷中的表达诉求,共同影响了土地产权的属性.细解这些地权纠纷中的表达逻辑,可以发现农民的地权观念深深扎根于传统乡土社会中,同时社会主义制度遗产作为一种路径依赖,在新的地权纠纷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无疑,这些地方性的表达逻辑揭示,产权不仅是“一束权利”,更是一种深深嵌入社会机理的地方性知识.这也提醒我们,唯有在地化地理解地权的分布样态,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产权性质.     

我国土地储备制度正当性考辨——以收储范围为视角

我国土地储备制度偏离设立时的初衷,收储范围严重扩大化,是国家垄断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制度安排、宪法条文本身的模糊性以及征收制度中的法定低价补偿造成的恶果。改革土地储备制度,并不是要取消这一制度,而是要对土地收储范围进行限制和收缩,打破建设用地一级市场上国家的独家垄断地位,对《土地管理法》从立法理念到具体条文进行全面革新。待将来时机成熟时,还应制定统一的《征收征用法》,全面规制政府征收征用权力的启动前提、补偿标准及程序。     

塌陷及复垦土地产权关系与市场机制构建

导致煤矿塌陷土地低效利用的主要原因是塌陷及复垦土地产权关系不清。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理顺塌陷及复垦土地产权关系,建立塌陷及复垦土地的多向流动机制,培育和发展塌陷及复垦土地市场体系。     

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再认识--试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中的神话

理论界对我国土地制度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并产生了一系列的新理论,但这些理论过多注意了学理层面的考量,实际应用价值则极其有限。为此,我们必须转变思维战略,确立新的理论,以充分保护农民的农地权为核心、从“三农”问题整体解决的思路出发,推进土地制度变革。     

论土地资源的开发、经营、整治和保护

土地开发以其高强度和剧变性对土地生态经济系统产生深刻的影响 ,因而要慎重对待 ,尽可能把它置于人类理性的控制之下。土地经营是在特定用途下土地与其它生产要素相互配比的过程 ,其未来方向是对单位土地资源投入较多的劳动、资本和技术 ,实施集约经营。土地整治是为了克服土地退化或土地固有缺陷而进行的治理和改造活动 ,其目标是着力解决影响当前土地利用持续性的重大问题。土地保护最能反映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精神实质 ,它看似柔弱 ,实则强硬 ,看似消极 ,实则积极 ,应该予以大力推崇。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模式的探讨

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农村各种土地制度改革模式的分析，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创新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形成了灵活的土地流转机制，促进了土地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是目前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较好模式。此外，本文还就如何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等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     

农村矿业用地用途管制探析

土地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农村耕地转变用途后能获取超额增值收益,市场的局限性在于发挥土地经济属性的同时抑制社会属性。市场失灵为政府管制定位,政府通过严格的用途管制弥补市场不足。土地发展权是由人与土地关系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权利行使的社会化要求土地发展权主体承担社会性义务。由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年度计划配置土地发展权,政府通过矿业市场准入制度审查矿业用地的合法性。强制性用途管制依赖法制的约束力和执行力。     

农地产权、农地价值与农地抵押融资——基于农村信贷员的调查研究

进行土地产权和抵押制度改革是否能使农地成为贷款抵押物,从而缓解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调查了农村信贷员对接受农地作为贷款抵押物的看法,及接受条件。研究发现,由于目前农户规模小、农业用地的价值低、农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强,即使改革土地产权和抵押制度,金融机构也不愿意接受农业用地作为贷款抵押物;当农地价值大于某个阈值后,信贷员开始愿意接受农地作为贷款抵押物;只要农户拥有规定的30年土地使用权,土地是私有还是公有对土地成为抵押物的影响不大。     

从马克思地租理论看土地出让金

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揭示了土地、地租的经济性质和经济意义。本文在深入分析和理解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基础上,探究我国土地出让金的性质,并对其进行量化分析,进而提出建立土地保证金制度的构想。     

我国城市土地供应方式改革探析

不同的供地方式其所产生的土地收益差异明显。在目前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我国的城市土地供应还存在着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小、经营性用地供应的市场化程度低以及隐形交易、多头供地等问题。因此,要想提高土地收益,就须采取建立国有土地储备制度、加强土地监管、规范土地审批和交易行为、提高土地市场化交易程度、建立土地信息发布制度等措施。     

制度变迁视域下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逻辑

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是国家加强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优化土地资产配置、增强土地市场有效供给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发展权利益分配、权利归属等问题凸显,其中因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滞后而带来的问题较为常见。以制度变迁为视域,梳理土地储备体系的法理考察与实践演进,探讨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逻辑和具体路径,将为高效配置土地资源、提升城市品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新模式和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以重庆为例,从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现状出发,对近年来土地储备总体经营情况、重点功能片区土地经营效益、土地储备治理体系展开实证分析,实践表明土地储备治理体系土地储备融资渠道得到拓宽,有力支持了当地经济建设,土地储备财务风险得到控制,土地储备监管更为便捷,土地储备促进了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的推进,土地储备中心加强了一级市场调控,建立储备土地信息库,科学编制储备计划,加快推进前期开发,统筹安排各类资金等工作。不足之处在于,土地储备机构职能权限界限不清,储备整治工作资金保障机制不太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土地储备整治工作的机制尚未建立,土地储备前期开发、系统性风险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应以土地确权带动土地流转,以土地流转激活土地储备,强化土地价值管理,增强土地附加功能,健全土地储备体系有助于有效利用未开发的土地资源、减少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流失、保障土地资源发展权。进而从宏观上提出以土地确权带动农村土地流转,以土地流转激活土地储备不断创新的改革路径;从微观上提出应理顺土地储备组织治理体系、优化土地储备资金融资体系、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优化城市空间治理体系、加强土地储备系统性风险应对,进一步规制宏观经济下行、土地价值下跌等系统性风险等方面进行完善的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