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服刑人员的人格特征和人际信任关系探析

目的：探讨太原一监男性服刑人员的人格特征和人际信任及其相关,从不同来源、职业、犯罪类型、文化程度出发进行比较研究,为太原一监的管教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和人际信任量表（ITS）和自制的基本情况调查表,对290名服刑人员进行调查。结果：1.男性服刑人员的人格特征表现出高外倾性、高神经质、高精神质、低掩饰性,在来源、狱前职业这两个因素上表现出差异。2.人际信任水平较低,犯罪类型、文化程度是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因素。3.人格特征与人际信任存在明显的相关。     

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472份问卷数据的分析

基于对全国女性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特征、剥夺感、社会资本和权益保障水平四个方面对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绝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以及社会关系中的家人亲戚与老乡工友变量对采取维权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在维权选择方面,出生于1979年前、受教育程度较高、非群众身份、低绝对剥夺感以及签订劳动合同的女性农民工倾向于采取制度化的维权行为。进而建议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完善劳动制度、改善劳资关系引导女性农民工制度化维权。     

收入不平等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基于鄂粤城市的实地调查

利用2017年课题组在湖北和广东两省调查的950户进城农民工样本,采用Kakwani个体相对剥夺指数测算进城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实证分析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并对不同群体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1)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处于低剥夺区间,样本收入不平等平均水平为0.277,男、女性农民工分别为0.348、0.227,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更高,教育程度越高的进城农民工收入不平等水平越低,普通工人比其他技术管理人员高;(2)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倾向于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如降低基本生活水平、减少教育和医疗开支等,反之则倾向于采取向正规机构借贷和正式社会支持等低成本风险应对策略;(3)女性、健康状况较差、教育程度低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面临风险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概率更高。研究结论提供了农民工群体风险管理研究的经验证据,可以为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和推动市民化进程提供参考。     

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研究

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因区域环境、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而具有以下群体特征:他们在当地农民工群体中所占比例较高,多来源于周边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年龄更小、受教育水平更低;其就业领域集中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服务业;少数民族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其他地区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相比数量较少,受教育程度更低,城市融入更难;其居住格局呈现围寺而居,小聚居、大杂居等特点;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有宗教信仰,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其人际交往呈现"去内卷化"特征,族际通婚的现象渐多。     

农民工就业选择决策：“盲目跟风”还是“理性选择”

利用2012-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微观数据，整合27个省区市286个城市不同行业宏观层面的数据，分析农民工就业的选择决策问题。在总结农民工行业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采用标准Logit和混合Logit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农民工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就业决策的影响减弱；除了关心工资水平，农民工更倾向选择行业农民工比例较高的行业，即存在农民工择业“盲目跟风”现象；城市经济水平也会影响农民工的行业选择。     

中国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探究

中国农民工在城市建设进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常常被描述成为不幸福的人.他们的幸福感知受哪些因素影响?企业管理者应该如何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知?本文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对工作过程中的工资收入与相待公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发现企业管理者对农民工的尊重影响了收入与农民工幸福的关系:领导不尊重的情况下,收入对于员工幸福没有显著影响;在领导比较尊重员工时,农民工才可能因为更高一些的收入而感受到更高水平的幸福.此外,农民工的幸福水平更高时,他们的工作绩效更高,离职倾向则更低.因此,企业管理农民工时应该注重培训基层管理人员充分尊重下属,这样才能够激发员工的幸福感,促进企业与员工的共同发展.     

涉人工智能犯罪的前瞻性刑法思考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应秉持前瞻性的刑法理念。前瞻性的刑法理念不同于缺乏可靠科学依据的科幻小说,也不能列入"过度刑法化"倾向的范畴之中。我们可以将涉人工智能犯罪划分为现行刑法规定能够规制的、现行刑法规定规制不足的以及现行刑法规定无法规制的涉人工智能犯罪三种类型。针对三种犯罪类型,我们应当分别采取不同的刑法应对策略: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将财产犯罪中的"当场性"解释为行为人的行为及其延伸与被害人在同一时空;调整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在交通肇事罪等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中增加智能机器人的设计者或生产者这一主体;完善刑法规定,增设滥用人工智能产品罪和人工智能产品事故罪等新罪名。     

教育能够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吗?——基于CHIP外来务工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外来务工住户数据,考察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比较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的代际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表现在教育能够提高工资、降低工作时间、提高稳定性和改善福利;接受职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但不同类型职业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教育更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性别、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工作经验、务工距离和工作获取方式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也存在代际差异。提出政府部门应重视教育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     

椭圆旋轮线型罗茨泵转子型线设计

利用 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全国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提高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城市内农民工的就业,增加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来增强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进一步对农民工个体异质性分析发现：低受教育水平农民工的居留意愿更容易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区别。分析地区异质性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影响了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居留意愿,但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明显。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返乡行为的影响——基于代际差异视角的分析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农民工返乡行为受到其人力资本异化的深刻影响。基于经典托达罗模型,引入人力资本相关变量,构建拓展的托达罗迁移决策模型,通过调查问卷采集陕西省526户农民工的样本数据,针对农民工未外出、在外务工未返乡和外出务工已返乡三种就业流动状态,运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对劳动力行为决策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利用分样本回归模型探讨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群体的返乡决策差异。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返乡行为存在显著影响,表现为受教育程度低、劳动年限长、具有非农技能的农民工返乡概率更大;分样本回归模型分析则表明老一代农民工的此类返乡特征更加突出;另外,研究还发现女性明显偏向于做出不外出和返乡决策,年龄大的农民工更偏向于选择返乡。鉴于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加强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投入,提高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择业就业能力;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民工返乡就业环境。     

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多维度分析

基于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基本状况,并从社会网络、政治信任和企业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制度化维权意愿。其中,老乡会、政制信任度和企业的侵权状况对农民工的制度化维权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工会、对政府的信任度和企业的社会保障水平等变量影响不显著。个体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在岗职位成为影响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     

欠发达地区农民工留城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能否增强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和能力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途径之一。根据贵阳市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个人综合特征、家庭特征和个人满意度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所在地与打工地距离越近,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全家迁移,住房条件越好,已婚,对收入水平越满意、对工作环境越满意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长期留在打工城市。且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倾向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代际差异性。     

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文章尝试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指标体系,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分解方法,对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研究发现:尽管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汉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指数均值差异较小,可是随着分位数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禀赋(特征)差异是两者均值差异的主因,禀赋(特征)对差异的影响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先升后降(呈倒"U"型);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正相关,与流动范围负相关,与现住房性质的关系呈"U"型;年龄、本次流动时间、开始此项工作时间的影响各有不同。为实现"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需要提高少数民族农民工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妥善解决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引导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农民工就近城镇化,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贿赂犯罪的处罚边界

受反腐高压政策的影响,贿赂行为治理呈现明显的"过罪化"倾向:一方面,以"对价关系"淡化"贿赂关系",使得犯罪圈明显扩张;另一方面,将"对向关系"升格为"对向归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个别化机能被架空。在贿赂犯罪领域,刑事政策的"严"和"宽"应分别表现为"严密法网"和适度限制罪质与罪量的评价,单向从"严"有违法治反腐的精神。贿赂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既要通过构成要件要素的"增、改、废"重塑贿赂犯罪实体法网,又要借由"对价关系"的实质认定重构贿赂犯罪的个别化评价标准,从而合理划定贿赂犯罪的处罚边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司法实务认定的偏差与纠偏

非法集资犯罪中司法实践涉及最多的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本罪在司法解释的规定与司法适用两个层面上存在完全不同的面貌.一方面司法解释对于本罪成立的非法性、利诱性、公开性、社会性"四性特征"有着精细的规定且不断通过新的解释进行修正,显示出定罪慎重的态度;另一方面本罪在实践中却存在着过度扩张倾向,部分民间融资、民间借贷行为被贴上犯罪的标签.实践中,"四性特征"平面一体化综合认定犯罪的定罪思路是本罪过度扩张的直接原因,弱化非法性、重视保本付息的定罪作用、存款异化为资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方式不分均是弱化非法性定罪的当然结论.因此,从方法论视角出发,将现有的平面一体综合认定犯罪的思路纠正为以非法性特征为基础和关键、其他三性特征为辅助判断的层次判断思路,是解决本罪扩张化倾向的有效对策.     

母亲受教育水平与农民工子女学业成绩:基于农民工家庭的实证调查

学业成绩对农民工子女能否获得高水平教育和实现向上流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目前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成绩现状并不乐观,不利于其未来发展.基于调研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调研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母亲受教育水平正向、显著且稳健影响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成绩,即母亲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民工子女学业成绩越好.在总结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加强对农民工的再教育培训、调整教育政策、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等方面提出若干思考.     

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LHLS数据的分析

采用2011年中国老龄人口健康状况调查（CLHLS）数据,在描述农村留守老人群体特征和养老现状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福利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留守老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从个体特征层面上看,年龄较大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的、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的和自己（或配偶）有房屋的这几类农村留守老人群体,更容易选择正规化养老模式;从家庭特征上看,留守老人家庭收入越高、地位越高、子女数量越少越倾向于正规化养老模式,家庭出现过迁徙比没有出现过迁徙的农村留守老人更热衷于非正规化养老模式;从社会福利层面上看,所住社区有组织活动和没有参与医疗保险的留守老人更倾向于选择正规化养老模式。     

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研数据

通过对江苏省农民工状况进行调研,发现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明显超过法定标准。通过相关的计量模型,系统考察了农民工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受教育水平低、未签订劳动合同、小时工资较低、在私营和个体单位就业的农民工,其劳动时间显著增加,并且超时劳动的可能性也将显著上升。而就业的行业对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也存在一定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涉黑犯罪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研究

由于涉黑犯罪的立法不完善和司法实践的复杂性,导致涉黑三罪的司法认定存在诸多疑难问题,对涉黑三罪构成的疑难之点进行研究,有较强现实针对性。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江西省1056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随迁子女受教育、稳定就业、农村土地退出、进城落户、房屋租住和社会保障政策;6个结构性核心变量对农民工市化政策总体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稳定就业政策影响最大,进城落户政策影响最小;除婚姻和子女是否随迁外,其他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均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政府工作成员次之,性别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