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制造与风险规避: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

通过对Z省S县和H省X县的田野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存在一定的制造风险的行为,主要表现为逾越上级政府对其行为所设定的规范或要求,其背后的动机往往是为了增加财政可支配收入或扩大对基层有限财政的支配权,从而缓解财政供需之间的矛盾;该行为生成于县域财政资金匮乏与横向竞争结构下政绩压力的双重挤压,由于\"资源密集型\"政绩的路径依赖,政府产生了大量的财政资源诉求,然而这种需求却难以通过当前匮乏的财政资源得到满足;为了将制造的风险限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迎检、维稳和精英俘获都是基层转而采取的风险规避行为策略.     

基于风险规避的中小企业财政政策

针对中小企业发展中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运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财政政策的风险规避机理,提出政府应该从中小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角度出发,制定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风险规避型财政政策。该结论可以提高财政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有效性。     

技术风险及其规避对策研究综述——以“北京技术哲学论坛”为例

风险和技术风险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研究技术风险既要进行整体研究又要进行具体研究,研究技术风险需要进行视角转换,规避技术风险主要包括技术和社会对策、政治和法律对策以及道德伦理对策。     

企业技术创新风险成因与规避

技术创新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但创新的风险却使许多企业萎缩不前或是损失惨重.将技术创新的风险归纳为几类,分析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创新风险的规避措施.     

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法律风险规避——基于《劳动合同法》视角

探讨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在招聘录用、规章制度、教职工培训、离职管理、劳务派遣等方面过程中容易产生的相关法律风险规避。     

税务筹划的风险与规避

首先定义了税务筹划风险内涵,并从政策风险、经营风险和执法风险三方面对其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风险的四种对策:合理确定税务筹划目标;努力降低税务筹划成本;正确理解税收法规政策和努力提高税务筹划人员素质.     

农业风险的规避与农业保险运行机制

新时期农业风险的外延与内涵扩大,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灾害风险,还包括经济、技术及制度等方面的风险。规避农业风险的方式众多,而农业保险制度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有独立的运行空间,既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绿箱＂政策,是现代农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营造农业保险发展的制度环境、合理定位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创建农业保险的多元化组织体系等均是构建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重要举措。     

农民合作社应对蔬菜价格风险的功能研究及优化——基于三明市调查分析

基于农民合作社视角,采用问卷调查、文献研究等方式,就三明市农民合作社应对蔬菜价格风险功能进行实证分析。简要介绍农民合作社概况并就三个较为典型的蔬菜种植合作社进行重点阐述,发现其影响、带动农户增收明显,但是信息、销售及运输渠道有限,种植结构单一且储存加工设施能力较弱。通过运用蛛网理论对市场变化的三个时期进行研究,从统一资源配置降低成本,深入开展收集和预测信息工作,控制种植规模、多元化种植,扩大蔬菜销售渠道,合资建设蔬菜加工厂等方面,提出应对蔬菜价格风险的可行性对策与建议。     

如何筹划与规避公司财务风险

企业财务风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风险,人们既不能消灭它,也不能完全逃避它,但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对财务风险的控制,可使风险最小化,进而实现财务成果最大化和财务状况最优化,防范和规避财务风险也是现代财务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通过对财务风险现状的考察、分析,提出了对财务风险管理的一些看法,从筹资方面阐述了如何规避企业财务风险,目的是将财务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合作社道德意涵之重申及其启示

没有道德意涵就没有合作社的产生与发展,道德意涵始终是合作社的本质特征,没有因合作社 的模式变化而改变。 近年来,我国农民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异化和理论上出现分歧,主要原因就是 合作社的道德意涵被遮蔽。 重申道德意涵对我国农民合作社实践发展与理论研究都十分必要。 其必要 性是,理论上达成共识,实践中本质不发生偏移,功能上形成益贫发展,目标上实现农业农民现代化和乡 村共同体的价值凝聚。 重申道德意涵对我国发展农民合作社的启示是,以道德为基点促进农民合作社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以组织为杠杆使农民合作社成为乡村振兴的载体,以价值为核心将农民合作社打造成 乡村共同体的新粘合剂。 创新之处在于,揭示合作社被遮蔽的道德意涵,为农民合作社理论研究奠定基 础,为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实践探索指明方向。     

农民合作社功能结构与农民收入灰色关联分析

随着农民合作社快速发展,其功能在不断扩展,生产、供销、信用已经成为农民合作社的主要功能,“三位一体”能有效提高农民收入。为研究农民合作社功能与农民收入的关系,以江西、安徽两省调研的一手数据为基础,构建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结果表明：与农民收入提高关联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供销、管理、生产、信用。未来农民合作社发展中需要逐渐扩展农民合作社功能,提高管理水平,推进农民合作社的联合发展,构建农民合作社顶层设计和发展规划,培养职业农民和家庭农场发展。     

农民组织化程度衡量及其评价

现阶段,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呈低向度发展趋势,农业生产经营成本过高,农民收入水平降低,农产品交易困难等问题仍然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障碍。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保障我国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综合现有的理论成果,界定了农民组织化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评价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指标体系,基于235户社员的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测算农民组织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杨凌示范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调研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形式,它将分散的农户有效组织起来,在小生产化的家庭经营与社会化大市场之间架起桥梁,切实保障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它还有效解决了土地流转之后土地包给谁、土地保增值和农民增收等问题。与其他地方相比,杨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以土地流转为先导、以产业规划为依托、以设施建设为重点、以政府资金为支撑、以帮农富农为宗旨、以涉农帮扶为创新的新型合作社模式。近年来杨凌的合作社发展迅速.形成了众多模式,并在不同阶段拥有不同职能,但也存在政府干预过多导致发展乏力、发展保障体系亟待健全等问题,并结合实际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形式选择与发展建议

在对目前主要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形式的发展瓶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情况,论证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合理组织形式是依托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并结合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互助业务全国唯一试点省份——山东省的试点情况,从政府介入、法律身份、风险防范、金融监督、资金来源等方面对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提出建议。     

再造与重构:基于乡村价值与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整体性方略,乡村价值的再造与农民主体性重构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价值保障了乡村各要素的相互协调与融合,而农民则是乡村价值的主要依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冲击,改变了乡村各要素间的关系,弱化了乡村运行动力,引致乡村价值流失,农民“缺场”导致其在乡村振兴中多重主体性缺位。因此,应从对接现代农业、培养农民企业家、完善人才体系、重建乡村共同体、确定教化主体、完善村民参与制度等方面再造乡村生产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教化价值,进而重构农民的经济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和治理主体性,为乡村振兴的落地见效奠定经济基础、文化根基、组织基础和治理基础。     

农户加入合作社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分析

基于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分别分析了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但农户最终加入合作社的行为取决于农户的行为态度以及合作社在降低生产风险中的作用;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与其是否加入合作社呈负相关关系;计划行为理论适用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分析,但不适用农户加入合作社的行为分析。基于此,应赋予合作社更多的职能,发挥合作社降低农业生产风险的作用,鼓励小规模生产者加入合作社;定期对社员进行辅导、培训等对于缩小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对促进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意愿分析

为了研究陕西省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愿,本文通过对190个农户进行一对一访谈调研获得的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对合作社的了解程度、劳动天数、土地规模、医疗保险四因素对农民入股意愿影响显著,认为解决的对策有:进一步提高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了解程度,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入,扩大农民的社会保障覆盖面。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再创新的路径探讨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缩小了城乡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差距,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缺医少药,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同时,它也使农民抵御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但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过程中,该制度出现了许多缺陷,从而使该制度陷入了实施困境,因此我们需要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进行再创新。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必须实现由农民互助合作性质向社会保险性质的转变、由保大病向保全面的转变、由县级统筹向地市级统筹的转变,最终实现城乡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统筹发展。     

合作社信用合作资金规模扩增与放贷风险防控机制分析

合作社信用合作的生长既需要考察信用合作资金规模的扩增逻辑,也需要考察放贷资金的安全运作机制。借鉴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可以发现,村社嵌入是合作社信用合作发展的基本特征。合作社信用合作嵌入村社,能够从村庄社区汲取多元的社会资源,从信用合作资金规模扩增的角度看,在乡村能人的推动下关键群体共同出资分摊了合作的初始成本,合作业务网络的构建推动着核心社员群体的形成,为信用合作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组织声誉在地域社会的口碑效益为合作社持续扩增社员规模和拓展资金来源创造了机会;从信用合作放贷资金风险防控的角度看,合作社设置的贷款额度与社员家庭经济承受能力相匹配,对放贷对象的筛选利用了村庄社区中“面子货币”的运作机理,并逐步培养了社员依规还贷的自觉意识,这都有助于合作社健全合作金融制度,有效防范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