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古代诗学范畴的体系化特征

朝鲜古代诗学范畴是朝鲜古代汉文学批评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域外汉文学的主要表征之一.与中国传统诗学批评相类,朝鲜古代诗学的批评范畴也没有体现出明显的体系化样态,但不明显并非就不存在.通过深入考察,我们发现,朝鲜古代诗学的同一范畴序列中的各范畴之间、不同范畴类型的各范畴之间,甚或同一范畴在不同批评视域中都存在着不可割裂的逻辑关联,这充分彰显出朝鲜古代诗学范畴的隐体系化或潜体系化特征.     

"意格"与"意境"考辨

诗学的范畴很多,对其理解也多有差异,在实际运用中常出现混淆的现象。文章从"诗法"意义上的"格"与"境"入手,探讨"意格"和"意境"这两个诗学范畴的形成和嬗变,并在区别这两个范畴的过程中,勾勒了自唐以来中国古代诗学理念的变化轨迹。     

"同化于一个新的结构之中"--论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现代主义诗学思想的形成

"初期象征派诗歌"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第一个初具流派思潮性质的诗歌潮流,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一个开端.它的诗学思想明显渊源于法国前期象征主义,在某些诗学范畴的阐释上带有明显的移植嫁接性.然而,这种"移植"和"嫁接"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相通契合性.本文既充分考虑到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歌对于初期象征派诗学思想的渊源性,又面对诗歌的文本现实,勾沉检索诗学理论文献,考查了"契合"、"象征"、"朦胧"、"纯诗"等重要诗学范畴,探源索微,比较异同而总结其中诗学思想"移植"、"嫁接"、演替、嬗变之规律.     

论"摘句"的诗性阐释方式

从诗学解释学的角度看,"摘句"并不像研究者通常所认为的是一种批评方法,而是一种诗性阐释方式.这种阐释方式之所以是诗性的,除了受中国诗性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最根本的还是中国古代的说诗者和批评家们在面对诗性文本的时候先在地持有的一种与解释对象相匹配的东方民族所特有的诗意的态度和诗性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诗性的思维方式铸就了"摘句"作为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重要阐释方式的独特理论品貌.     

中国古代诗学的心学特色

诗学是关于诗(广义的文艺、美学)的理论阐释与批评。"诗本于心性"可以说是诗学的一个纲领性话题。从"诗言志"开始,到"吟咏情性"、"言,心声也"、"诗原乎心者也"、"天下无心外之物",千年承传,"心"成了诗学的精髓和探讨的中心。从而使中国古代诗学具有了"心学"性质。从本体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有与西方诗学迥异的看法。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最重视创作主体的内在修养与审美心理作用。对于创作过程,古代诗学更是深情关注,警语妙论,精彩纷呈,不少命题至今仍使人感到深刻新鲜而耐人寻味。     

错位与融合:中国诗学范畴现代转型与西方美学、诗学——以梁启超"情感表现"为例

西方美学、诗学对中国诗学范畴现代转型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刺激并促使中国传统诗学范畴的现代转化;其二是西方美学、诗学的某些因素或范畴直接进入中国诗学,成为其有机构成部分。梁启超等人以佛学格义西方哲学、美学、诗学,使得中西两种审美诗学在对接与互释中走向新的对话和融合,从而刺激并促进了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晚清佛学复兴在诗学中的表现,一方面是此期诗家引佛语以入诗;另一方面是在这种以佛学与西方美学的对接中产生了中国现代诗学的许多范畴,或者是在某些原有的中国传统诗学范畴中同时渗入了佛学和西方美学(诗学)的某些因素。     

朝鲜诗家对《列朝诗集》的接受与批评

因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存故国之思",又选录了一部分朝鲜诗歌,且其中的主要诗学思想也得到朝鲜诗家的认同,所以当其传到朝鲜半岛后,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接受与批评。朝鲜诗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辩证的目光接受了《列朝诗集》的文本,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列朝诗集》选录、考证方面的瑕疵,并进行了修正,还对其中的诗学思想及诗论给予了肯定或指责。这种接受与批评既是中国经典作品在朝鲜半岛传播并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案例,也是两国诗歌、诗学交流的有力见证。     

朝鲜诗学上的"神韵"

本文论述了自诗坛先驱的北学派 (后四家 )始到十九世纪前半期 ,王士祯诗学的“神韵”诗在朝鲜和韩国的文论中是如何阐释的。首先探讨了“神韵”用语的渊源 ,以及王士祯神韵学说中“神韵”的基本含意 ;接着论述了王士祯神韵说在朝鲜诗坛的传播、受容与发展过程 ,并对在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朝鲜诗学的“神韵”特征作了分析与梳理     

朝鲜李睟光“性情论”探析

李睟光的"性情论",不仅是朝鲜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朝文论关联研究中的一项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范畴。但是李睟光的"性情论",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性情"、"情性"的诗学范畴不同,李睟光的"性情论",既与程朱理学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与中国古代文论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他在对这两个方面的承传关系中,更多的是出自于他的"重道而轻文"的哲学观与诗学观。     

"诗言志"与"诗是某种制作"——析中西诗学理论原点之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把"诗言志"与西方诗歌定义"诗是某种制作"作比较,二者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观念层面,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中国主流文学传统强调"非虚构";西方则重视"虚构"和"想象".中国文学的文本与作者是一种物我不分的自然和谐关系;西方文学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志控制的对象与产物.中国诗学批评以"作者"作为"意义"之源;西方诗学批评则以"文本"作为"意义"之源.     

"情象"范畴的提出及对中西方诗学若干问题之思考

本文在中西方两种诗学传统的交汇处,提出了一个新的诗学范畴--"情象",文中不但论证了其概念内涵和交感化生的精神运演及存在形态诸问题,而且还把其视为跨文化语境中的诗学互为转换的机枢.同时还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具体文体的创作中,都需要经过意象--情象--意境(本体)这样三个首尾相连的艺术环节,从而打通了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的隔阂,为中国现代诗学的重建提供了某种理论基础.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走向诗的本体:中国现代"纯诗"理论

"纯诗"理论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它的外来源头是法国象征主义诗学,但它又是一种经过中国理论家改造的本土化的中国现代诗学理论,诞生于中国现代新诗由"散文化"到"纯诗化"的发展过程中.最早提倡纯诗的是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与王独清,梁宗岱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理论作出了最为深入的阐释,李健吾则将它用来评论当时的现代派诗人作品."纯诗"理论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

“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理论范畴。它最早见于西晋陆机《文赋》之中 ,后来它超越了文体论范畴 ,成为继“诗言志”之后又一重要诗学范畴。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其阐释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诗缘情”与“诗言志”的比较、“诗缘情”的美学意义、“诗缘情”的诗学意义。对这一古老诗学命题 ,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去分析它的内涵 ,挖掘其新的理论意义     

论中国现代意象诗学的发生

意象是中国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中国现代诗学继承中国古代意象诗学传统,接受西方现代意象诗学影响.本文阐述了影响中国现代意象诗学发生的中国古代意象诗学源流与西方现代主义意象诗学资源,探讨了中国现代意象诗学的发生期的理论形态及其特征.     

论儒家诗学的向日情结

在东方儒家诗学文化传统里，“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即是一个隐喻词。在儒家诗学文化传统中，“经”是“缘光—太阳”，儒家诗学批评是在“经”的“向日式隐喻”中指向文学艺术审美的感性大地。儒家诗学对诗的批评是一种在隐喻中完成的审美感性的德道理性化过程，所以，儒家诗学在批评中对诗进行阐释而生成的意义，只是本体的理性缘光投射在诗之感性大地上的傀儡戏影像。因此，当儒家诗学从“六经”文本中提取意义而指向诗时，诗学与诗之间的意义关系就是一个隐喻的过程。“六经”正是以“向日式隐喻”的缘光烛照着这个此在世界，“烛照”就是阐释，正是“烛照”的阐释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因此，在儒家诗学这里，阐释仅是以诗学主体为中介而完成的一个本体论隐喻过程而已，如果我们把伽达默尔的一个阐释学概念“前理解”带入这里，“经”之本体的缘光就是儒家诗学批评无可回避的前理解。在皈依本体的信仰之下，这个此在的感性审美世界永远是“洞穴”或“幽室”，诗学主体永远是“穴居人”。     

古代诗学"无迹而神"的语言策略

作为中国古代诗学范畴中一个重要的审美命题,"无迹而神"说是用"无迹"来赞颂"有神",倡导一种"求神似于形似之外"的诗学精神.其语言策略大体可归结为三种范型曲形得神;变形得神;隐形得神.     

从“言志”到“缘情”——试论中国古典诗学“意”本体论的遮蔽与显明

在中国文论史上,"意"与"志"、"情"一样,是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子,但"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为两种最为基本的诗学本体论,遮蔽了与其所同出的"意"之存在,甚至剥夺了"意"在诗学本体论上的立足之地."以意为主",是宋代诗学对中国传统诗学本体论的贡献,是对"诗言志"、"诗缘情"所遮蔽的"写意"诗学本体论的显明,对于今天构建蕴含"言志"、"缘情"与"写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学本体论,具有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     

中国诗学辨--关于"诗学为何"答杨义与高建平先生

西方的"诗学"是极宽泛的概念,在中国学界颇有影响,因其与中国传统的观念存在性质的区别,以致近年引起"诗学为何"之争.中国诗学的渊源古老,由于儒家的诗教说而使其在文化系统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它摆脱了经学与杂文学观念的束缚,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了较完备的体系,出现了系列富于学理性的专著.新文学运动以来因诗体被作为旧形式而否定,以致诗学缺乏学术的支持与投入.近十余年来理论体系的构架、专业集刊的创办和研究基地的建立,推动了诗学学科的建设.中国诗学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支学科,是以诗体文学研究为基础的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它由诗论、诗评、诗史、诗体、诗法和文献研究构成了有机的系统.目前尚需加强理论探讨,在尊重中西方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继承我们的传统并发现其现代价值,以突现中国诗学的文化品格.     

阴阳文化与儒道诗学

中国的儒、道诗学发源于阴阳文化传统,是一种与宇宙观念紧密相关的诗学形式.一般说来,阴阳观念对中国诗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中国的诗学理论将看上去极为不同的两种文化类型相并存,即张扬阳刚之气的儒家与崇尚阴柔之美的道家构成了中国诗学传统的阴阳两极,并在整体上维护着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平衡发展;二、儒、道两家在历史史观与价值取向上截然相反,但在艺术观念方面却都是以"中和"、"和谐"为其至上的境界;三、儒、道两家在艺术上尽管都以"和谐"为上,可由于两者是在"道"的不同层面与范畴内谋求发展,所以在思想领域内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