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与韩国的中东外交

韩国伊斯兰教因朝鲜战争中土耳其军队参战之故而正式重新传入,历经50余年的发展历程。韩国伊斯兰教在成立合法组织、修建遍布全国的清真寺、完成朝觐功课、翻译韩文《古兰经》以及成立伊斯兰经学院等方面著有成绩,穆斯林人数也有相当数量的增长。韩国中东外交也自1957年因与土耳其建交而开启,韩国主要在中东开展了经济、国际贡献①以及文化等领域外交,在中东地区已具一定的影响力。韩国伊斯兰教团体对于韩国的中东外交在不同层面多有参与,对于官方的中东外交是一种有力的补充。     

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内涵、目标与前景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外交舞台主要在以中东地区为核心的周边地区,集中表现为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打击为主的硬实力对抗.在国内政治竞争日趋激烈和2023年即将迎来建国一百周年的时代背景下,"积极进取"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对内确保埃尔多安政权的稳定及其连任,对外努力使土耳其由传统的"桥梁国家"上升为全球国家,并争当逊尼派伊斯兰国家的领袖.实践中,"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遭遇来自国内外的普遍质疑与严厉批评.未来,"积极进取"之周边外交既要面对新冠疫情冲击下土耳其经济的持续衰退、威权主义带来的政治危机和库尔德问题等内部困境,又要面临来自周边地区动荡、域外大国的制约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敌视等外部压力.     

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

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与传统间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两种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鉴于此,本文主要从中东民族主义对伊斯兰教的冲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民族主义挑战的回应、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矛盾对中东政治发展的影响及其前景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间的复杂关系。     

美国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传媒外交

“9·11”事件后,在“反恐”的名义下,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继而又发动伊拉克战争。在军事打压的同时,小布什政府又提出“大中东倡议”,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进行“柔性改造”,亦即借传媒力量来影响和控制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进而争得民心,实现军事手段所无法达到的目的。因主客观原因,修复美国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形象成为美传媒外交的重要内容。从目前来看,小布什政府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传媒外交尚未取得成功,美国的国家形象也未获得改善,甚至有愈抹愈黑的迹象。这与美国在中东一贯推行的双重标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本土传媒的反弹和美的霸权心态等有关。     

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

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与传统间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两种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鉴于此,本文主要从中东民族主义对伊斯兰教的冲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民族主义挑战的回应、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矛盾对中东政治发展的影响及其前景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间的复杂关系.     

美国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传媒外交

"9·11"事件后,在"反恐"的名义下,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继而又发动伊拉克战争.在军事打压的同时,小布什政府又提出"大中东倡议",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进行"柔性改造",亦即借传媒力量来影响和控制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进而争得民心,实现军事手段所无法达到的目的.因主客观原因,修复美国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形象成为美传媒外交的重要内容.从目前来看,小布什政府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传媒外交尚未取得成功,美国的国家形象也未获得改善,甚至有愈抹愈黑的迹象.这与美国在中东一贯推行的双重标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本土传媒的反弹和美的霸权心态等有关.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奥巴马主义”探析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政策措施彰显"奥巴马主义",即军事上谨慎用兵,避免直接地面占领或卷入一场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新战争,而是通过武装反对派推行"阿拉伯人打阿拉伯人",减少人道主义干预的成本;政治上运用所谓美国的"巧实力",让欧洲大国和阿拉伯盟友提出议程设置,充当"急先锋",美国在背后"掌舵",以最廉价的方式延续美国在中东的领导地位;外交上通过议题设置,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服务于美国政府;经济上运用援助和制裁两手政策来实现政治目标;文化上利用媒体、非政府组织和网络,开展民间外交和网络外交。奥巴马政府试图综合运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手段,推动中东反美国家的政权更迭,维护亲美国家的政局稳定。研究表明,无论是主张依靠硬实力的"布什主义",还是主张依靠巧实力的"奥巴马主义",其在中东维持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却是一致的。     

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土耳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政治与外交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尤其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依托中东格局进入旧已破、新未立的转型之机,逐步形成中等强国型的外交战略。本文从土耳其所具有的现实条件和制约因素两个方面分析该外交战略构想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欧美在中东民主治理上的分歧与合作

欧美在中东展开的民主治理是各自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成为在中东实施民主治理的两个最大国际行为体,尽管它们对民主的侧重点、伊斯兰与民主关系、中东战略地位以及中东民主化的主导权等方面虽有不同认知,但对民主和中东民主的必要性与有效性存在相同认知,深究其因,双方中东民主治理的差异源于欧美所处的历史阶段、发展起点与路径以及利益攸关地区的根本不同.只有打破将西方视作铁板一块的旧有观念,才能对中东与欧美在民主等问题上的关系产生更理性的认识.     

论当代国际格局变化下的印度中东外交

冷战时期,印度对中东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奉行了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支持阿拉伯联盟和反对以色列的中东外交政策,但在冷战缓和时期也有些变化;冷战结束后,印度在试图维持与中东国家的传统关系基础上与以色列建交,在试图与西方大国的协同中谋取在中东的利益最大化.印度的中东外交受到多极化力量和单极化力量角逐的影响,但其中东外交的角色转变基本上围绕与美以加强合作,它属于介于西方与伊斯兰两种国际力量间的游移势力.     

中东剧变与中国中东政策

中东动荡历时一年多,导致该地区多国政权更迭,并迅速扩展到叙利亚,叙危机已成为这场动荡旋涡的中心.伊斯兰势力的崛起成为这些转型国家面临的严峻课题.动荡使中东地区格局面临新的调整,地区大国间矛盾和力量消长,将影响有关国家政局和热点问题走向.美国调整中东政策,深刻影响了地区局势走向.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有关国家人民自主选择的原则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理解和肯定.中东形势演变对中国中东外交带来重要机遇和严峻挑战,中国应审时度势,积极应对,谋求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新发展.     

伊盟、伊合与中国中东人文外交

伊斯兰世界联盟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是泛伊斯兰主义制度化的产物,伊盟主要通过朝觐平台间接对伊斯兰国家政治施与影响,伊合则通过推进议题的方式直接对伊斯兰国家政治产生影响；我国历来重视发展与这些泛伊斯兰国际组织的友好关系,并取得了宝贵历史经验与良好的成效；在明确我国与泛伊斯兰国际组织开展人文交流与合作的资源优势、基本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基础上,探索我国对中东国家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人文外交的应对之策,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国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人文外交能力.     

The cultural-economic model and public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n examination of the Islamic banking system in Kuwait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cultural-economic model of public relations practice to analyze the communications through the websites of three prominent Islamic banks in Kuwait. The analysis extrapolates Islamic value orientations including respect for religious authority, affinity with the past, fatalism, communal kinship, attachment to the eternal life and spirituality and idealism. The orientations are then examined relative to public relations practice in the Middle East. The study adv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Islam and public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an understudied region in public relations literature, and illumin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It concludes with observations to guide public relations projects directed toward Muslims in the Middle East for professionals and scholars.     

从伊斯兰史上的著名清真寺看清真寺功能的多样性

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教的重要宗教活动场所,是穆斯林社区的核心。凡是有穆斯林的地方,几乎都有清真寺。特别在中东阿拉伯国家,清真寺更是随处可见。在伊斯兰史上,清真寺在促进穆斯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诸多社会功能。本文以伊斯兰历史上著名清真寺为例,着重分析清真寺功能的多样性及其在当代的演变情况。     

State Building as a Source of Islamic Political Organization1

Previous research on political Isla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has been limited in providing a generalizable theory of its origins and systematically account for the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the prevalence of Islamic movements. Following a state‐centered approach, this study argues that state‐building activities are a primary origin of Islamic movements. Regimes adopt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functions that legitimate the role of Islam in the public sphere. State incorporation of religion thus creates Islam as a frame for political action, with increased access to mobilizing resources and better able to withstand repression and political exclusion. To provide an explicit and systematic test of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data on 170 political and militant organizations across the region are analyzed.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ate incorporation of religion is a crucial factor in the religiosity of movement organizations. Mixed effects of political exclusion and repression are found. No support is found for theories of economic grievances or foreign influence as causes of Islamic mobilization. In sum, analysis suggests that a state‐centered perspective is the most fitting account of political Islam.     

中东恐怖主义、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反恐政策

中东反恐斗争是国际反恐中最关键、最具影响的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全球治理问题之一。它与当代的国际体系转型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分不开,又同中东伊斯兰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形势下,如何处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改革与发展、实现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直接相关。从中东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发展和蔓延的轨迹看,中东恐怖主义既蕴含着错综复杂的历史、社会、宗教、民族等内部因素,也掺杂着外来侵略、占领、干涉以及地区国家之间领土、资源和利益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等外部环境因素。中国的反恐政策既出于保护海外利益的需要,也折射了中国独特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     

中国的中东热点外交：历史、理念、经验与影响

本文首先对中东热点问题的类型、影响,热点外交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理论阐释。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中东热点外交的演变进行了历史回顾,对中国中东热点外交的核心理念、基本经验及其对中国外交创新的意义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伊拉克战争与公众参与中国中东外交政策制定

伊拉克战争为公众参与中国中东外交政策制定提供了机会,参与群体前所未有地扩大,参与途径全面拓展,不同意见的表达开始涌现,公众主动对外交建言献策,开始有意施加民意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公众意见开始成为外交部门对外传播国家主张的背景支撑和参考因素。公众因素开始成为中国制定中东外交决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参数之一,但其影响力有限,更多是参考和制约作用,其影响正处于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