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他物”与“所咏之辞”的原始关联

《诗经》中用来起兴的客观物象(“他物”)与诗人的主观情怀(“所咏之辞”)缘何有的相关、有的不相关?两者的关联是什么?本文试从思维发生、发展的视角,以草木兴象为视点,作探源性的解释。通观《诗经》,作为“他物”起兴的草木,是树木多于花草;所咏唱的树木又以其全貌或果实(及其花与叶)的居多。而诗人所抒发的“主观情怀”,大多是思亲念祖、祝福颂国的,     

屈原：中国古代咏物诗的开山之祖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他也是我国古代咏物诗的开山之祖。屈原将个人身世之慨与《诗经》中的比兴手法相结合,创立了“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这也成为历代咏物诗创作的圭臬;另一方面,屈原的《橘颂》以橘喻人,是咏物诗创作的典范之作,被公认为我国古代第一首咏物诗。     

从“飞”字着眼看毛泽东诗词的艺术特色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毛泽东的诗词想象丰富,气魄宏大、寓意深刻、意境高远。这一方面表现出了他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哲学家的恢宏气魄与宽广胸怀,另一方面表现出了他作为诗人的气质。 中国自古就有“诗言志、歌咏言”之说,毛泽东对此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1945年给诗人的题词就是“诗言志”。毛泽东的一生,时常在汪洋恣肆的诗海里游弋,从《诗经》、《楚词》到唐宋的《词综》、《曲选》,他无不涉猎;尤喜唐、宋、元、明、清五朝诗歌的“别裁集”,及历代诗人的个人     

诗经研究述评

诗经研究述评，偏重于从古至今的历史性的介绍，力图能比较客观地勾划出诗经研究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面貌。同时也拟对诗经研究的角度与方法，诗经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与看法。先秦的诗经研究《诗经》在先秦时代称之为“诗”或“诗三百”，到汉代才被列为经典著作，始有《诗经》之称。但《诗经》在先秦时代就有很高的地位。《左传脂公二十七年，晋国的大臣赵衰说：“《诗》、《书》义之府也。”可见早在公元前633年之时，诗经》的崇高地位业已确定，它被人们公认为义理的府库。又据《左传》的记载，季扎到鲁国观乐时，对《诗…     

论“毛传”、“郑笺”的异同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的是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约五百多年(公元前1066年至前541年)间的诗作。秦汉之际,鲁人毛亨开始为这部诗歌总集做诂训,是为毛传;后人把附有毛传的《诗经》叫做“毛诗”。东汉人郑玄又为“毛诗”做注解。因为郑玄做的注解有阐明、补充、订正毛传的意思,所以他的注解叫做“笺”。毛传、郑笺是《诗经》最古最有权威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两种注释,它们一直为我国历代注释、阅读、研究《诗经》的人所推崇。毛亨去《诗经》时代不远,汉语口语或书面语言发展变化都还不大,因而毛传注文     

从《诗经》文献看《诗经》学的发展

《诗经》文本编辑之初即伴随着目录学的研究方法，“目”与“录”的结合。至孔子以《诗》教授弟子，则综合运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诸种方法，如搜集校对(文本、音律)、论定编次、发明文义、语言雅化、理论总结等，经学的、文献学的、文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比较全备。根据历代《诗经》著述体式的产生与演变及其所反映的研究风尚，我们将历代《诗经》著述与研究粗略地分为三期：汉代的原生期，三国至隋唐的守成期，宋及宋后的新变期。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汉赋“拓宇于楚辞”质疑

最早考究汉赋渊源的是东汉班固,他说赋是“古诗之流”,是从《诗经》发展来的。在《艺文志》里,他还讲了从《诗经》经过屈原,荀卿、宋玉之赋,发展到汉赋的过程。晋代皇甫谧、挚虞都采用班固的说法。刘勰全面总结了他们的论述,说赋是“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的。自后,汉赋来源便成了定案。如清代有“风雅颂之再变而后又有离骚,骚之体流而成赋”之说,近代有“汉赋的主要来源是楚辞”之     

《二南》岐阳渊源考

《周南》《召南》作为《诗经》的首两集，是历代经学家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二南》中“南”的解释及其创作的时间和地区历来众说纷纭。现当代很多学者认为《二南》创作于西周晚期和东周早期的洛阳或者是“周召分陕”后的陕西和陕东之地。笔者通过整理历代学者的观点，认为《二南》中“南”应指“南方的曲调”，《二南》诗歌主要应该是文、武、周公时期由岐阳去到江汉流域诸国的周人和来到岐阳周原的南方诸侯国之人创作的。     

论《小序》对“二南”本义的曲解及其原因

《小序》是《诗经》诠释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历代《诗经》研究者都对此十分重视。然而,《小序》对《诗经》许多诗篇,尤其是对《国风》的解释,却是对《诗经》本义的歪曲。宋代学者对《小序》发难,也多半是由于《小序》歪曲了《诗经》的本义。“二南”原本无非是一些男女恋歌诗、婚礼赞歌、妇人思夫歌、祭祀歌、描写劳动场面的诗歌,而《小序》却把它们解释成赞美文王、后妃等人的诗歌,而赞美后妃的序占了“二南”的三分之二。“二南”之《小序》有维护周代宗法制的色彩,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二南”之序对诗歌本义的曲解,拉开了《诗经》经世致用的序幕。     

自我表达、现实介入与文本的历史性——郭沫若《棠棣之花》创作过程考论

从1920年的“诗剧”到1941年的“史剧”,《棠棣之花》从一部“半成品”到最后定型公演的漫长过程，贯穿了郭沫若“五四”和抗战时期两个最重要的文学活动阶段，见证了他从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到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成长。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作品的补充、调整和修改等，实际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不存在文学性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和政治性的宣传剧之间的对立。梳理《棠棣之花》从“诗剧”到“史剧”的创作过程，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在自我与历史的对话中不断展开个人生命活力的过程，也有助于打破通行观念，深化对现代文学历史特性的认识。     

谈《诗经》中的赋比兴

谈《诗经》中的赋比兴魏秀艳《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成书于春秋中叶。《诗经》中普遍地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这是后人总结了《诗经》的创作提出来的．唐代孔颖达疏云：“风雅颂者，诗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孔氏明确指出赋比兴是《诗经》之异辞并...     

简论《十四行集》

冯至1929年创作的诗集《北游及其它》是他从伤感的浪漫主义诗人转向现代主义沉思者的一个过渡。那种对个体生命存在的追问。在《十四行集》得到更深刻的延续与拓展，并升华为对人类普遍生存境遇的忧虑与关切。《十四行集》的基本内容是“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互相关连与不断变化的关系”，它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么玄奥，倒处处流露出诗人对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和感性把握。《十四行集》的总体风格是“简洁、单纯、明白”，体现出“真实的造化之工”。     

诗人戴复古与镇江

在我国历代诸多诗派中，南宋时期的江湖诗派是一个很有影响的诗派，涉及的诗人众多，仅《江湖小集》和《江湖后集》中就收有一百多人的作品。江湖派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人首推戴复古，他以在野之身，写江湖之景，诗作繁富，别具一格，在南宋诗坛上“负盛名五十年”。《四库全书提要》称：“豪情壮采，直逼苏轼”，成为后世江湖诗人标榜的旗帜。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读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感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夏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社会风尚、人伦道德所给予的影响,诗经学可能比《诗经》本身还大得多。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     

死麕、鸱鸮和郑女的诗与真——《诗经·国风》阅读记

今人与《诗经》的时代相隔数千年,但诚如朱自清所说,时代有古今,人情不相远。《诗经》所表现的不外其时的人情世故、生活经验,包括政治及道德上的规则与潜规则。因此后人解读《诗经》,虽然有必要回顾彼时的礼教风俗习惯和社会政治情况,但不能固执所谓“美刺”观念以礼说诗,教条地把全部《诗经》一概解为道德礼教之演绎,也不能单凭训诂学孤立地说文解诗、强为之说,而必须注意《诗经》的文学特性,努力把握诗本文的上下贯通,并注意古今生活经验的相互激发。五四以来的现代《诗经》学继承并发展了朱子注重“诗人道言语,皆发乎情,又不比他书”的文学特性、力求从《诗》本文寻求《诗》本义的解诗思路,将《诗经》研究从经学时代推进到文学时代,成果相当丰硕。只是具体到一些诗作的解读还有未尽未善之处。重新解读《诗经·国风》的七首诗可知：《野有死麕》叙写一个小伙赴约途中机智地解决姑娘提出的“无使尨也吠”难题,展现了乡村儿女的爱情情趣;《狡童》等五首郑诗构成一组关连诗,完整呈现了“郑女”与“狡童”的婚变连续剧;《鸱鸮》则是藏在“公将不利于孺子”的明言后的政治“流言诗”,确实关系到周初的重大政治事变。     

游记文学纵横谈

一我国的游记文学,古人已经勾勒出一个上限:“山水之名,始于《禹贡》,嗣载《山海经》、《十洲记》等书。若郭景纯之释《尔雅》,郦道元(?～527)之注《水经》,盖亦略疏艮坎,弘长风流。逾乎后代,荟萃成编。”这说明从传统角度看,我国游记文学源远流长。我们不能否认,从西周至春秋中叶这一段,《诗经》已有“游以北国”“驾言出游”的记载,但《诗经》中更多的接触到山     

释“信誓旦旦”

《诗经·卫风·氓》，弃妇之辞也。末章曰：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信誓，即上文所言之“及尔偕老”，谓“总角之宴”时新婚夫妇白头相守之约誓也。“二三其德”之夫将此抛却脑后，弃旧迎新，故诗人述旧而为此刺心之论也。“旦旦，”曰”言其恳恻款诚”。准诸上下文义，郑说不误，然旦字向无“恳恻款诚”之义。释文曰：“旦，《说文》作悬。”《说文·心部》曰：“怛，也。从心，旦产。或从心，在旦下。《诗》曰：信誓悬悬。”悬为怛字别体，其义与诗辞之“旦旦”大不相类。今案“旦旦”应读作“沓沓”。上古沓读透母益…     

论古诗中顶针技法的创变——兼谈谢灵运山水诗中的顶针修辞

顶针修辞在古诗中的运用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反映了诗人思维层次的深化和艺术表现力的拓展。建安诗人对顶针技法的运用超越了《诗经》、汉乐府描摹叙述的功能，将其与个人情志结合，西晋诗人又发展其缠绵的抒情特质，在赠别、行旅等题材中大放异彩。谢灵运则大量采用连珠格与连环体模山范水，并影响到后人关于“谢惠连体”的解读。刘宋时期诗人将顶针修辞与声韵节奏的探索进一步结合，成为诗人“破骈为散”追求句法变化的先声。     

《说文》解“隰”有误——《诗经》“隰”字考释

《说文解字》云:“隰,阪下湿也。”考《诗经》共出现“隰”字26次,涉及15篇诗。据诗意可证,“隰”是山坡下的平地,可植树,可种庄稼,并不是山坡下的湿地。考历代研究《诗经》者对“隰”字的解释,均承《说文》之误而失当。遍查现行的各种字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