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的泛化及其负功能--对苏北一农户人情消费的个案分析

引语:人情与人情消费 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人情的国家。对于“人情”,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翟学伟指出,中国人际关系的概念由人缘、人情和人伦构成,其中“人情”是其核心,指包含血缘关系和伦理思想而延伸的人际交换行为(翟学伟,1993)。孙春晨认为,“人情”是礼节应酬和礼物馈赠;是公众认可的日常交往行为准则;是情面和恩惠(孙春晨,1999)。李伟民则认为“人情”包含的意义可分为三种:人之情感;人与人之间进行社会互动和交往时与对方进行交换的资源(可以是物化、有形的,也可以是非物化、无形的);人与人交往相处所应遵守的规范准则,即人与人相处之道(李伟民,1996)。     

敦煌写本社邑文书年代汇考(三)

伯4716“社人名单”。本件前缺,失事由及纪年,仅存二十几个社人名,其中有数人有名无姓,包括“富昌、憨儿、清子都头”。伯3231:“甲戍年(974)十月十五日平康乡官斋历”中有“张富昌,张憨儿”,同上号“乙亥年(975)九月廿九日平康乡官斋历中有“张清子”,此三人当即上列本件中富昌等三人。如是,本件之年代当在公元974年于975年间或其前后。 伯5593“癸巳年十月十日社司转帖。”本贴中之社人“张紧子”见于上文已考出年代的斯4660“戊子年(988)六月廿六日安定阿姊师身亡转帖”,如果这两个张紧子为同一人,本件之癸巳当为距公元988年较近的淳化四年(993?)     

海德格尔如何克服形而上学

20世纪 30年代海德格尔思想经历的转折 (转向 )是论题域的重大改变 ,即从“回到形而上学基础”向“克服形而上学”的转向。它从“物之纯真”和“人之诗意栖居”两个方面敞开 ,形成了两大主题 :其一 ,在现代技术的展现中 ,思考“物的纯真”如何被剥夺 ;其二 ,寻求在一种诗意的“言说”与“栖居”中 ,切近并守护“物之纯真”。克服形而上学的问题 ,既是克服形而上学的现实 (作为形而上学之展现的现代技术 ) ,同时也是克服形而上学的思想文化 (哲学 )。“克服形而上学”关涉着更本源的“真” ,是海德格尔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喧哗中对“思之本源”的探寻。     

颜元思想简论

对于清初进步思想家颜元,当时和后代人都曾有过很高的评价。比如,他的大弟子　李　　曾说:“先生(颜元)之力行。为今世第一人;倡而明圣学,则秦后第一人。”(《习斋年谱》)他的另一个弟子王源曾称赞他“说尽后儒之弊”,“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能下之笔。”(《颜氏学记。卷八)近代的梁启超更称赞他对旧的学术派别“一切摧陷廓清之”,“其见识之高,胆量之大,从古及今未有其比。”(《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些评语有的虽不免稍有夸张,但却反映了颜元在当时中国思想界独树一帜的特点和那种勇于批判的精神。颜元的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很…     

中国古人的性别意识是哲学的、涉及男女之爱的和干预历史的吗?--答陈家琪先生

读了陈家琪先生对我去年底发表的关于性别意识与哲学关系的文章 (以下简称“《性别》”) ①的评论 ,多有触动 ,反思之余 ,也想一吐为快 ,于是直陈如下。我将家琪兄提出的不同意见归为三个问题 ,即 :( 1 )《性别》一文所讨论的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性别意识是否有“哲学”的含义 ?( 2 )这种所谓的性别意识是否真的是“性别”的或与“男女之爱”有关的 ,还是只限于“人与人的 (社会、政治与伦理 )关系”的 ?( 3 )这种性别意识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女性的实际地位有没有 (良性 )影响 ?我必须承认 ,这些问题几乎都敲在了点子上 ,很难用简单的…     

牧誓“如豺如离”解

<正> 童书业先生曾论周人出自氐族,且谓其族姓姬即支,亦即氐。说固难从,因为周人自承“我有夏”,又谓“我周出白天鼋”,显与水族图腾的夏族同宗,而非牛图腾的神农氏羌人一系。但周人与羌人(非战国以后形成的西羌)有血缘关系(如姜操文王祖母太姜,康王之母王姜,便都是羌女),而且在文化上颇受羌人影响,则为事实。如羌人有用牛马之奶洗足的习俗,《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远行后亦多次用“牛马之湩”洗足(湩,读如动,即《左传楚人谓所“豆榖”豆榖急读如滢。湩即乳),即为一例。这儿再说一个语言方面的例子。武王伐纣,将战于牧野,发布之动员令即誓师词曰《牧誓》。《牧誓》命令战士们勇猛进攻,曰: “如虎如鼹,如豺如离”。虎、鼹(熊)、豺(野狗)都好解释,离之为     

干部能上能下的良药——读《天演论·导言十七·善群》有感

《天演论·导言十七·善群》说:“世治之最不幸,不在贤者之在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不贤者之在上位而无由降。”“不贤者之在上位”何以“无由降”呢?“门第、亲戚、援与、财贿、例故,与夫主治者之不明而自私,之数者皆其沮降之力也。”“譬诸重浊之物,傅(辅佐)以气脬(尿泡)木皮;又如不能游者,挟救生之环,此其所以为浮,而非其物之能溯洄凫没以自举而上也。”“使一日者,取所傅而去之、则本地亲下,必终归于其所。”那么,     

媵制源流考

《春秋》经文曾多次提到“媵”:“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庄公十九年》)“卫人来媵。”(《成公八年》)“晋人来媵。”(《成公九年》)“齐人来媵”。(《成公十年》)何谓“媵”?“三传”解释不一。《左传》:“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公羊传》:“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谷梁传》:“媵,浅事也,不志。……媵,礼之轻者也”。其中以公羊说对后世影响最大。认为“媵”是当时的一种“礼”,这是“三传”的共识,但在礼的轻重、媵的对象、来媵者的范围等问题上,彼此看法差异很大。这固然与“三传”的来源及传授家法不同有关,不过,由此也不难看出作为一种古老礼俗的“媵”早已属于不     

元明以来南戏旦色的发展及其意义

早在明人,对早期戏文的脚色设置就存在不同性质的误解;近人所据戏文资料有限,未免承明人之误。以旦色为例,“旦”其实是在南戏由科诨小戏(念作为主)向抒情大戏(歌唱为主)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定型的,并进一步分化出“贴”、“夫/老旦”、“小旦”等,其时约始于元末,迄于明嘉隆之际。这一过程与多用妓乐、南北曲的交流、婚姻爱情题材的发展及文人参与密切相关,实际上也意味着人的感情的具体内涵———也就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特性———在戏文中的发展与演变。如此,旦色的发展,实际标志了南戏的发展与文人参与下传奇的确立。     

芳园又矗一松青——论松木澄江的俳句创作

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诗,在日本国内一直很盛行。在世界,各主要国家也都有自己的俳句诗人或团体,影响之大令人瞠目。在日本,据当前最大的俳句杂志《俳句》(角川书店发行,著名俳人角川春树主编)1989年9月至1990年10月的增刊号(1991年出版)提供的资料,这期间,日本全国有著名俳人三万三千余人;发行俳句杂志(绝大多数为同人杂志)和出版俳句专著(包括俳句集)各八百余种,发表俳句研究文章两千六百余篇。除了几大团体,如“俳人协会”、“现代俳句协会”、“日本传统俳句协会”等外,还有“全国学生俳句协会”,经常举     

人之消解

本文尝试运用阐释学的一些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学观作现代解释,并评论了人道主义。文中首先针对把现成状态的“人”当作不言而喻的出发点,提出“人之来历”问题,探讨了与此相涉的两个问题——我如何自视为一个个别的同一不变者?我如何生出“他人”概念?而后依传统文学观的“字、句、章”顺序,指出古汉语没有语法学而有文字学才符合实际,依此讨论了与西方哲学“存在”概念地位相当的中国哲学“道”(生生)概念。章即文本(Text),它及其结构是生生之一种存在方式。写作为阴(凝聚),阅读为阳(消解)。生生之构造即一阴一阳,也即写作和阅读。由此提出,文学是对我们的历史性的存在有决定意义的真理在其中发生的本质方式之一。     

奥罗宾多的学术贡献及其影响

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 Ghose,1872-1950)是印度现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民族独立运动领袖和杰出的诗人。 在印度,奥罗宾多被人尊称为“室利·奥罗宾多”(Sri Aurobindo)。“室利”在梵语中有“崇高”、“智慧”、“吉祥”之意,通常放在神或圣者的名称之前,以表崇敬之情。“室利·奥罗宾多”,在汉语中可译为“奥罗宾多大师”。奥罗宾多由于对印度现代的特殊贡献,亦被誉为“圣哲”,他     

从《尚书》到《左传》看上古汉语中“然”字的用法

一、《尚书》之“然” 在《尚书》中,“然”字共出现了三次。 1、1无然逸。欲为邦,兢兢业业。(虞书·皋陶谟) 这里,“然”是一个指示代词,指代上文中的“九德咸事”、“日宣三德”和“只敬六德”之事,当做“这样做”。“然”与“无”结合成句,作句子的谓语。 1、2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予丕克盖尔,用怀尔然。(商书·盘庚中) 这里,“然”是一个指示代词,指代上文中的:起秽以自臭恐人”之事,可当做“这样做”讲。它和“尔”字结合成一个主谓词组,充当“愧”的宾语,可译作状语“以尔然为愧”。     

李退溪的情感哲学

李退溪是理学即新儒学在朝鲜时期的主要传播者和代表人物,他对朱熹的性情学说有详细阐发,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感问题,特别是道德情感及其直觉体验问题。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注意到人的情感的重要性,他从人的情感经验出发,建立了古代人本主义的仁学。这种学说尽管受到家族伦理的历史限制,但它强调人们之间的相互尊重以及人格的自我完善,其中包含着对人的真情实感的承认。只要人的情感是真实的,他的心灵就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孟子进一步发展出心、性、情合一的心性学说,把人的心理情感,特别是“四端”(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说成是人性的心理基础,从而赋于情感以更大的意义。人人皆有“四端”之情,扩而充之则能发展出四种最基本的道德理性,即所谓善。因此,“四端”之情便是人的价值所在。他从“孩提之童”具有爱亲的自然情     

太平天国天京突围人员考略

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天京城失陷。曾国藩八百里红旗报捷:“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但据《李秀成自述别录》:“城破时,城中不过三万人,除居民之外,贼兵不过万余人,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英国驻镇江领事艾德金(Adkins)于城陷后一星期到南京参观,据其致英外相罗塞尔报告书,城内能战太平军约一万人。又有外人估计,城内战士最多不过一万人,其中城破逃出一千五百人,被杀者七千人。对此,罗尔纲先生早已考辨曾国藩虚报战功之谬妄(见《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简又文先生也综述其要,认为“其时天京城内全体人口共约三万人,太平军占其半,能守城作战者不过三、四千人,其余万余人,除大小文官之外,则大都是各处太平军留京之眷属,或老弱孤寡伤病残废,及各王府留守之少数属下人员与卫士,所谓居民实无几耳“(《太平天国全史》卷下)。     

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考

对“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研究,以往主要是从王国维的美学接受出发,就理论描述的相似处判断其理论来源,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迄今为止仍无定论.事实上,这些讨论均未触及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的根源.王国维提出这对概念,根本在于他引入了西方的两“我”说;主观之我与客观之我.由于晚清是西学输入的早期阶段,为便于国人理解,西方的两“我”说在输入中土时被本土化,具体的做法是以佛教的义理“真我”(或径称为“我”)与“非我”(亦日“无我”)来对译或指称这两个概念.这样,“有我之境”自然就指的是有“真我”的主观之境；“无我之境”则指的是“非我”(或仅有物性之我)的客观之境.同时,王国维关于这两个概念的描述语言,如“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等,也都采用的是这种“格义”的方法.通过这种梳理,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的渊源不仅清晰可见,其理论内涵亦可得确解,而且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诸多疑难问题也大体可据以澄清.     

反礼教的形象画卷—《金瓶梅》裸露人欲的思想意义

杜勃罗留波夫在《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一文中指出:“衡量作家或者个别作品价值的尺度,我们认为是:他们究竟把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的(自然)的追求表现到什么程度”。他给评估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界定的“价值的尺度”,虽不算全面,但就思想内容而言却是正确的,以这个“价值的尺度”去论评,《金瓶梅》以“寄意于时俗”之旨,“曲尽人间丑态”之内容,充分裸露人欲(食欲、美欲、利欲、性欲)为主调,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次整体地勾画出异彩纷呈,新姿争艳,蕴含着历史发展轨迹与时代精神特点的反封建礼教的形象画卷,在晚明时期兴起的以“人”和“人学”为内容的文学新思潮中居于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书中以毫无节制的食欲狂求、越礼逾制的美欲追求、无度无耻的性欲渲泄、触处皆是的利欲横流等情节,使勃勃生机的人欲精灵在字里行间中躁动,从而揭示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旨的封建正统思想——程朱理学受到新思潮、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挑战而走向式微,从“人”的解放为目标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正在酝酿勃发而生。     

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就逐步被中国化,这在学术界几无异议,但是,对于佛教为什么会中国化,是如何中国化等问题,以往学术界谈得不多,至于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问题,前人尤少涉及。本文拟从魏晋南北朝中国佛学的某些特点入手,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探讨,并借此就教于学术界。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实际上自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就开始了。东汉人之看佛教,多视之为神仙方术。本来与“羽化升仙”格格不入的“涅槃”,被理解成“炼精神而不已,以至于无为,而得为佛”(袁彦伯《后汉纪》);以“空”、“无我”等思想为理论基石而创立佛教的释迦自身,被描绘成“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牟子理惑论》)、“蹈火不烧、履刃不伤”(《牟子理惑论》)的“神人”“至人”;本义为“无生”的阿罗汉,也成为“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四     

试析荻生徂徕道论

荻生祖徕(1666～1728)是日本德川时代中期的哲学思想家,古学派之萱园学派(又称古文辞学派)的创始人。徂徕不满于后世儒者(中国和日本)对“道”的解释,主张通过“古文辞”方法来探究“道”之意蕴,以期对“道”作出经典的、切合先王本意的阐释,达到恢复儒学本来面貌的目的。在徂徕看来,“道”就是“先王之道”,“先王”指中国古代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七位圣人。因此,“先王之道”     

鲜卑郭落带

鲜卑郭落带乃鲜卑人系用的一种腰带,大抵在春秋战国时传入中原。这种腰带,《楚辞》名之为“鲜卑”、“犀比”,《战国策》名之为“黄金师比”,《史记》、《汉书》称“黄金胥纰”、“黄金犀毗”。鲜卑郭落带之名,则始见于《史记》、《汉书》注引张晏语。张晏谓:“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其实,“鲜卑”为东胡语“犀”, “郭落”为东胡语“带”,“鲜卑郭落”译成汉语即当为“犀带”。东胡人(或其中的一支)以犀为瑞兽,则犀之东胡语“鲜卑”意译自当为瑞兽名。 1980年,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发掘吉林省榆树县大坡公社后岗大队老河深古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