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回顾与展望

本文以1978年至2010年为考察时段,分析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问题凸显的历史进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政策的调整过程,现阶段农村贫困的宏观现实状态以及未来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趋势,从宏观战略角度把握我国民族地区反贫困的背景与趋势,并根据政策回顾提出建立脆弱性贫困战略。     

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回顾与展望

本文以1978年至2010年为考察时段,分析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问题凸显的历史进程,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政策的调整过程,现阶段农村贫困的宏观现实状态以及未来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趋势,从宏观战略角度把握我国民族地区反贫困的背景与趋势,并根据政策回顾提出建立脆弱性贫困战略。     

知识经济渐进过程中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调整

我国在向工业化后期阶段、知识经济阶段渐进过程中，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本文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知识经济直接接轨的障碍因素分析入手，指出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要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就必须从战略上进行调整，构建一体化民族地区经济 发展模式和经济大循环运作方式，并加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战略经济增长点的培育。在 此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实现。     

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基于云南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云南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研究代表,研究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第一产业从业比重)对国民生产总值(即经济增长)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有正的作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每降低1%,能增加云南国民生产总值304.4亿元,增加云南农民人均纯收入146.5元。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城乡差距、农业机械总动力在0.01显著水平上负相关,且相关程度较高,而与城镇人口比重和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呈正相关。云南城镇人口比重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和全国城镇人口比重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正好相反,全国城镇人口比重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呈高度负相关,说明云南地区二三产业相对发展缓慢,不能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乡村振兴视阈下土地流转对民族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为民族地区的乡村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会与指导。农村土地流转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一项重要政策,对农户的生产和生活都有着相当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倾向得分匹配（PSM）法对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进行评估,来研究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平均纯收入的影响。实证证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地提高民族地区进行流转家庭的收入水平。考虑到土地流转也可能导致农户之间形成收入分化,造成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本文进一步运用分位数回归（QR）法,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分布在不同收入分位数上的农户的收入效应差异。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对低收入农户的收入效应更加明显,有助于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因此,政府应继续推进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建设和完善,降低流转准入门槛,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缩小收入差距,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提供助力。     

四川民族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研究——以教育为例

以四川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为研究对象,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研究视角,首先初步分析了四川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与特殊问题.然后运用从个别到一般的研究方法,重点分析 了四川民族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最后就提升四川民族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初步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化的演进与结构变迁研究

文章分析了民族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历程和工业结构的演变。认为移植型工业化和嫁接型工业化是民族地区工业化的两条基本路径,这两种工业化相互补充,相互支持,共同推动了民族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文章把民族地区1949年以来的工业化划分为四个时期,在每个时期,中央政府和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根据民族地区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宏观格局中的战略分工与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对工业品的需求,民族地区工业化表现出相应的特点。文章指出,伴随着民族地区工业化的推进,工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从轻重工业结构、规模结构、经济类型结构和行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民族地区工业结构的演变及特征。文章特别指出,目前民族地区对资源型工业的依赖在加大。[关键词]民族地区：移植型工业化：嫁接型工业化：工业结构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产业扶贫路径研究——以甘孜道孚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指导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以产业兴旺为前提,综合考虑产业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关系,摸清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基本情况。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思想,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定量评价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实证分析发现,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综合评价良好,在精准识别、脱贫成效上成果显著,但是在定点帮扶和资金扶贫上仍然有待提高。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出发,制定基于扶贫共同体的产业精准扶贫思路,建立由“政府—企业—贫困户”“政府—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企业—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组成的三大扶贫共同体,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献计施策。     

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考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山区,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农村牧区,从事农牧业生产,农村经济在民族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农村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利益。农村经济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农村是少数民族人口的聚居地,农业是其主体产业。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在平面上以边疆为主,在垂直分布上以山区高原为主。这些地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都远离经济文化中心,很难受到经济中心的辐射,发展现代经济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远远高于内地和平原…     

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的民族构成与民族关系

本文根据有关史实对清代内蒙古东部农村的民族构成、民族分布和民族关系作 了总括性的论述，指出到清末在内蒙古东部基本形成了以蒙古族为主体的、以汉族为大多数的 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在民族关系上，虽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和地区特点，但总体 上没有超出封建时代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即在合作中有摩擦，在矛盾中有交流。     

Renationalisation of space in everyday life in Singapore

As globalis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familiar in our everyday lives, one readily visible phenomenon is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igrants from outside the borders of nation states. This influx of migrants inevitably makes societies more complicated racially and culturally, and a ‘multi-racial’ or ‘multi-cultural’ society is no longer the monopoly of migrant societ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or Australia. This spread of multi-racial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in the world, however,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ve achieved racial and cultural co-existence (among nationals, and needless to say between host society and migrants) without hierarchies. In the face of a constant flow of migrants, both the host states and host societies need to control migrants, to ensure that migrants will co-exist with the host society as the host society wishes. Hierarchy and difference need to be creat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host society to control the influx of migrants in their everyday lif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Singapore society draws a border between itself and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For this purpose, it examines both everyday discourses of Singaporean employers about female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efforts of the Singapore Muslim Converts’ Association to teach such workers to become ‘good Muslims'.     

民国时期青藏旅游流网络研究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民国时期青海和西藏地区的旅游流网络的整体网络结构进行了分析,探讨不同旅游节点在青藏地区旅游发展的相应地位.研究发现,民国时期青藏地区的旅游流网络可以很明显的分为两个子群,并且分别以布达拉宫和塔尔寺作为子网络的中心节点,而两个子群之间的链接则主要依靠青海湖-布达拉宫路径.网络中心性特征的分析表明,布达拉宫在民国时期青藏旅游流网络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并且是一个独立性非常强的景点,塔尔寺次之.哲蚌寺、扎什伦布寺在旅游流向的广度和独立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此外,布达拉宫、塔尔寺、扎什伦布寺在民国时期青藏旅游流网络中处于比较竞争的优势,在当时的旅游竞争中拥有着更多的机会和区位优势,并且可以很好地桥接其它的旅游景点.     

恢复性司法在我国藏族地区刑事冲突解决中的特殊意义

从刑事法价值的时代内涵、刑事法的法律特性以及刑事法基本原则来看,恢复性司法与刑事法的基本理念不矛盾。从我国藏族习惯法的内容来看,其中蕴含着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精神;在现阶段,我国藏族社会属于机械社会,而且藏族习惯法具有宗教性,这为恢复性司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基础和心理基础。因而,在我国藏族地区建立恢复性司法,不仅有利于刑事冲突的终局性解决,更重要的在于它为国家刑事制定法整合藏族习惯法提供了有效途径。     

宁夏伊赫瓦尼早期传播中的几点问题

宁夏是伊赫瓦尼较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其传播历程有着自身特性。本文对宁夏伊赫瓦尼最早传播中的几个问题进行澄清,认为宁夏伊赫瓦尼的传播是典型的双线传播模式,而最终取得成功是其自身的调适与外在的军阀支持的双力因素的结果。     

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民俗活动中的养生健身行为研究

宗教民俗活动中的某些礼仪礼俗 ,包含着对人体有益的养生健身行为 ,这些行为对全民健身有推动作用。本课题通过实地调查 ,探寻存在于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民俗活动中的养生健身成分 ,并提出开发模式 ,为实施全民健身工程 ,构建面向民族聚居区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提供理论支持。     

全球化趋势下文艺学的民族性问题

全球化的浪潮不仅对各国的民族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同样也作用于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在这种环境下,我国的文艺学不仅不应放弃民族文化,相反,还应对其进行保护,使其得到创新和发展。     

无垣之“城”——近代西安回民社区结构探微

历史以来西安回民社区的居住空间结构与其宗教社会内部的组织秩序同构.回民社区在适应国家政令及地方法规制度管理的同时,以清真寺为核心,以教坊为组织形式,教民的宗教生活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教坊制度下回民小集中的空间结构后面隐藏着的是居民的行为活动与教坊的物质空间秩序、社会生活组织秩序的高度统一,即物质形态与精神生活的统一,构成了西安回民坊巷居住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特征.     

清代广西进士分布的差异及其形成原因

清代广西涌现出数量较多的进士,他们的籍贯多集中分布在桂东地区,桂西地区中式进士者寥寥无几,进士空间分布呈现出东多西寡的格局,这与桂东与桂西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交通便利程度以及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等密切相关。     

清代陕甘回民峰值人口数分析

同治以前,在陕甘地区的某些州县中,回民人口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如渭河两岸部分州县,回民人口比例接近或超过三成,河州回民比例更是超过半数。但从整个地区来看,回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较低。研究表明,同治以前,陕西回民仅占全省人口的一成五左右,甘肃回民仅占全省人口的三成左右,两省合计,回民仅占总人口的二成五左右,总数估计不会超过800万。这和人们原来普遍认为的陕甘两省回民人口众多,尤其甘肃一省回多汉少的说法,相去甚远。清代陕甘区域回民人口数量被严重夸大与同治年间的西北战争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