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学作品的三个层面

童庆炳在《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6期撰文指出，历史文学作品由表及里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重建历史世界。历史本身不是文本，不是真实叙事，但如果历史文学家不借助历史文本的话，那么就无所依凭，创作也就无从谈起。这是一个悖论：历史文本不完全真实，可不借助历史文本创作就没有根据。历史文学家要把握历史精神完整地重建历史世界，不要为历史文本所束缚。第二层面是隐喻现实。隐喻是一种修辞格，它是指某个言语过程中，此物被转移到彼物上面。尽管此物与彼物是不同的，但差异中又具有相似点。历史文学用言语写历史上的人与事，这就是“此物”；但这人与事中隐含的历史上的人与事，这就是“此物”；但这人与事中隐含的历史精神，通过心理联想，被转移到现实，这现实就是“彼物”。第三层面是哲学意味。这哲学意味是自然的，是作者从生活体验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生硬灌输进去的，更不是在作品中写哲学讲义。     

历史与道德

历史家所研究材料的性质使他不得不牵涉在道德判断的争论里。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使历史从属于一种超历史的价值标准。“好”与“坏”这些抽象概念在给他们加进特殊内容之前,是没有意义和没有用处的。抽象的道德概念被赋予特殊历史内容的过程就是历史过程。人们给这些概念装进的内容随历史而异,随时间而异,随地点而异;任何关于运用这些概念的实际争论都只能用历史的语言来理解和争辩。我们无法树立一个可以用来判断历史行动的抽象的超历史标准。历史是运动;而运动就假定有比较,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家总倾向于使用“进步的”“反动的”那类比较性字眼来表达他们的道德判断,而不用“好”、“坏”那类不调和的绝对的字眼;这样做是为了说明不同社会或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用某种绝对标准来说明它们。     

需要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

我国现行的哲学教科书,在理论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和片面性,其中一个重大缺陷是着重从客体出发来考察历史发展规律,忽视对历史主体的全面研究,把人看成是客体运动的结果,历史往往被理解为客体作用于主体的单线过程。这种考察从根本来说,偏离了历史的辩证法。而要完整地揭示历史规律,就必须对历史的主体进行全面地研究,研究作为历史主体人的需要,就是对历史主体研究乃至对历史规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哲学家的能力

人们用了各种不同的定义来描写哲学家的能力，特别致力于把哲学家对哲学所施加的实际影响的目光敞开。说哲学家之所以有能力，乃因为他们为了哲学的目的“能够”克服施于属专家之上的、有限者的限制，这是一个总的说来超越知识类型的区分而有待深化的问题。如果哲学家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可算“能的”，我们就需要讨论非哲学家的事务与哲学家的事务在何种层面上不是一回事，或者在何种层面上两者的平等关系。如果我们用了岗位描述的方法来讲述“哲学家是谁”这个问题，也就澄明了哲学家与非哲学家能力的人为角色区分，这里的用法也意味着我们对“根据能力”这个问题所做的最为批判的回答。我们该去理解为了超越我们种类的本质，让哲学家去真正发现一种新的能力。     

社会主义灌输论置疑——兼谈如何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我们加快改革开放的根本前提,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牵涉到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怎样坚定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笔者认为,必须破除单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兜圈子的“灌输论”,应该从社会存在、从发展经济反映和满足人民群众最大需求的深层面来考虑和解决这一问题。     

关于“秘密”的逻辑语义研究

“秘密”是知识与信念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信息网络隐私与安全所讨论的重要对象。文章从知识逻辑与信念逻辑两个方面分析了“秘密”的逻辑语义,并给出了其归约公理以及基于知识逻辑与信念逻辑的完全的公理化系统。然后从知识逻辑与信念逻辑两个方面剖析“纯秘密逻辑系统”的公理与规则,发现它们都是一个非正规模态逻辑系统ECKT4的扩张,这两个“纯秘密逻辑系统”只在讨论不同主体间的互动推理时存在差异,只是这两个系统的完全性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你想过“破圈”吗?

看了一个视频后,手机APP就经常推送类似的内容;一刷朋友圈或微博,发现同一篇文章好多人都在转发、评论、点赞;每到一个地方旅行,总觉得要吃一吃网红美食、逛一逛网红景点才不虚此行……当前很多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固定的“圈子”里,每天接收的信息趋于“同质化”。可见大数据在给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容易让人陷入“圈子”中,成为“被圈养者”,变得迟健而麻木。     

试述《威尼斯商人》的正剧因素

《威尼斯商人》一直被划在喜剧之列，而前苏联著名学者谢皮洛娃在《文艺学概论》一书中指出：“别林斯基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古典正剧的真正创始人是莎士比亚，而不是18世纪的正剧作家们，并且把《威尼斯商人》看作最初的完整的正剧范本之一．”如果我们完全接受他的观点，未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我们若从该诗剧创作的历史时代背景、诗剧的矛盾冲突、夏洛克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该剧具有一定的正剧因素．《威尼斯商人》创作之前，英国国内正经历着“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早期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大量产生，与此同时，英国在海…     

“公推直选”直击干部作风

在江宁区实行的村、社区党支部领导班子“公推直选”,无疑将会在2010年江宁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历史上写上浓重的一笔,同时“公推直选”更将基层干部推上了政绩考核、作风考察、民意考验的风口浪尖,能让我们从不同的层面、更多的角度来看待和思考基层干部的作风建设问题。     

论历史相对论

历史相对论的论点主要针对历史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个世纪以来这差不多已成为历史性质问题的争论中心。它实际上做的就是指出实证主义不能算是历史的“科学”,并证明历史的方法在某些主要方面是和自然科学根本不相适应的。德雷和兰戴尔对于由这个信念所产生的某些困难问题的解决,都有很大的贡献。他们都承认历史的自主性,都很深刻地阐明了历史有其本身独特的途径。但两人都不相信历史与自然科学的差别就会使我们有理由为前者担心,或者使历史家的工作陷于特别的无能。两人都抱有一种知识观,认为各种形态的知识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冲突,愿意承认和接受这些知识的各自特殊性。我们有种种理由相信,如果从这一观点来看历史,那么历史相对论所强调的许多障碍,将会显得或者实际不存在,或者并无历史相对论所指出的认识论意义。罗登斯特莱契则承认历史知识并不是任意的,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有充分广阔的园地可以进行内涵的批判和理性的取舍。在他看来,如果历史中最后存在着某些局限性的话,这主要决不是由于个别历史家的偏颇和特殊的眼光,因为这些眼光本身就是由一切历史知识的局限性造成的。最充分的客观性只有在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知识与知识对象之间截然有别时,才有可能。但在历史知识中,决不可能做到这样的区别。     

“公推直选”直击干部作风

在江宁区实行的村、社区党支部领导班子“公推直选”．无疑将会在2010年江宁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历史上写上浓重的一笔．同时“公推直选”更将基层干部推上了政绩考核、作风考察、民意考验的风口浪尖，能让我们从不同的层面、更多的角度来看待和思考基层干部的作风建设问题。     

以主客体视角阐释马克思“人的本质”

“人是什么”是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要面对和思索的谜题，以往的哲学家对这一谜题的解答各有特点，也存在一些片面性。马克思在吸取前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创立了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但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学说尚存在一些争论。本文在分析马克思“人的本质”经典论断的基础上，引入主客体视角，力求以这一视角来阐释马克思“人的本质”的不同层面，从而达到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人的本质学说的目的，为马克思人的本质学说的继承与发展略尽绵力。     

百年中国美学:知识背景及其他——关于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特性的思考

从知识背景构成及其历史演变来考察 2 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构造和知识增长规律 ,是我们从学术史层面进行价值反省的重要课题。百年中 ,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存在一种具有知识生成意义的“两脉整合”过程 ,其中对于中西方美学的知识性传承和认同 ,与整个 2 0世纪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的要求和把握联系在一起。而西方美学作为一个特定知识存在形态 ,在理论形态和方法层面上直接影响着中国美学的现代学术方向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对于研究全球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是使世界历史的研究达到一种新境界 ,这就是要注意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世界历史 ,注意世界历史的制度分析和整体性的把握 ;二是为观察社会历史开拓了新视野 ,这就是要求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 ,不能仅仅从一国的视野来考虑 ,必须同时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 ;三是为推动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这就是要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自觉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潮流 ,以此来审视和进行我们的工作     

知与识：论知识与技术及其关联

技术源于生命,而非基于知识的某种创新或属于知识的分支。物在认识论的层面即理论科学的层面,是经由“起诉”而被纳入“范畴”的存在物。由此,在范畴的序列中只要有物存在,它就是存在物,它不仅符合知识的秩序,而且服从于作为生产的技术将其带向在场的摆置与设定。在技术停摆之处,知识以科学研究的方式为技术打开新的生产视角与进程,而这一生产之完成又伴随着对知识的再创制、再生产。因此,如果将知识理解为存在物层面的知识,即科学知识,那么,技术与知识的关联便凸显为：作为“生产”的技术为存在物层面的理论科学奠基,而对知识的探求,实质上是对技术所擅长的“缘起—招致”的生产方法的探求,即对技术本身之探求。     

盖梯尔问题和知识的辩护强度

盖梯尔对知识的传统定义——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为了解决盖梯尔问题,哲学家提出了多种新的知识定义,但迄今为止未能达成共识：这些定义或者无法阻止新的盖梯尔问题产生,或者极大地缩小了知识的范围,从而导致怀疑论。语境主义知识论放弃了知识为真的要求,因此可以很好地避免怀疑论。不过,其中最具影响的刘易斯等人的理论仍存在不少问题。基于辩护强度的语境主义知识论可以克服这些问题。该理论认为不同的语境要求不同的辩护强度,而不同的辩护强度要求则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知识,造成了“知道”或“知识”的不同含义。因此,只有确定了“知道”或“知识”在某个语境下的具体含义,即所要求的辩护强度,才能准确判断该语境下某个命题是不是某个主体的知识。这一理论更符合常识对知识的理解,在避免怀疑论的同时也能解决盖梯尔问题,而且还能解决知识论的另一个问题——抽彩悖论。     

福柯早期文本的“知识”问题探析

在福柯的早期著作中,福柯对法国古典时代的精神病学与临床医学的历史材料进行梳理,并撰写出“鲜为人知”的医学史.他试图引导人们重新思考自己使用知识的态度,即放弃探究知识的起源与现实的差异,转而寻求合理使用知识的方式,要求人们从已有知识建构体系中走出来,回到“前知识”状态,以迫使“人”在关于已有知识的精神生活中彻底死亡.不过,这一解决方案依然存在诸多困境.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尝试提出,人需要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理解维系个体间交往的公共知识系统对于自己生活的意义,即厘清人在其实践过程中掌握知识的限度,指出人需要借助与他人的交往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在政治层面,人们为了共同的生活意图而应取得协商共识.     

关于文学性以及文学研究问题

过去的几年里,“文学性”这个概念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其考察大致形成了两个派别的观点,一派被视为本质主义的,例如“纯文学”的概念就是本质主义观点的派生物;一派被视为非本质主义的,认为所谓的本质仅仅是一种幻觉。前者处理的问题较为简单,后者却是将自己置于不尽的问题之流中。与此相关,文学研究的成果是一种知识。知识具有多种形态,科学知识仅仅是一种形态,文学研究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显示的是另一些知识形态的意义。文学研究时常出现从概念定义出发来衡量具体的文学现象,而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用具体的分析抵制形而上学的理论趣味。联系后殖民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援引西方的术语范畴可以阐释民族文化的特征,甚至成为反击文化殖民的手段。如果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无法企及现今的理论高度,或者远远地游离于现今的历史语境,那么,这种理论就无法承担“现代转换”的使命。     

搬家,理一理“破烂”

搬家与发现“新大陆”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然而,如果你独具理财的慧眼,说不定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和收获。说实话,搬家,这是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事,就当家理财来说,很有必要在搬家之前仔仔细细,一丝不苟地“理一理”。甚至有人说,看一个人会不会持家,能从搬家的行为上考察出来。一般来说,搬家,总会扔掉一些“破烂”,一些认为“没用”的东西,诸如旧家具,旧衣服,瓶瓶罐罐,箱箱柜柜……如笔者就搬过两次家,扔掉了不少东西。而那些东西在当时是绝对没用、不值钱的。然而,在后来却发现了这些被扔掉的“破烂”的价值…     

论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兼评新《行政诉讼法》第70条

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不应当仅限于行政裁量权领域,而应当扩大到程序性违法领域。变更判决适用的行为种类不应仅限于行政处罚与有关款额的确定确有错误时,而应当扩展到新《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领域。从理论上来看,行政强制领域也应当被纳入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之内。“明显不当”从实质意义上来说是对“违法”的侧面反映,“明显不当”的判断标准可以从是否违反行政惯例,是否背离立法目的与立法精神层面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