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得记》的类型重构与文学性溢流

《路得记》是一篇简洁质朴而富有诗意的叙事作品，包含着多元的文本意义。尽管《路得记》书写文本背后呈现出的口述特点、牧歌风格、历史信息无不使其文类界定屡遭歧见，现有文本仍体现了这是一件经过多重书写的精致的文学艺术品。此外，《路得记》在不同语境的各种译本中解构其“原本”意义的同时，重构了读者对其文学性的认识。     

《诗经》文本与诗学原型

先秦文学中存在着两个《诗经》文本 ,一个是被“误读”了的文献学文本 ,另一个是被“遮蔽”了的文学艺术性文本。因而 ,在此基础上所萌芽、发展起来的先秦诗学 ,实际有两条相应的线索可供使用与承继 ,即《诗经》文献学研究与《诗经》本体论研究。但无论是“五四”以后的学者 ,还是“新时期”以来的研究者 ,大都是把研究基点建立在《诗经》文献学基础上 ,或者说是把对《诗经》“赋诗断章 ,余取所求”的“误读”现象 ,当成了唯一合法研究的逻辑起点。同时却简单化、庸俗化了孔子那条强调文学性《诗经》的重要研究途径 ,从而导致了本真面目的《诗经》与研究框架中的《诗经》、真实的诗学原型与学术框架中的理论阐述相悖离的历史现状     

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兼及《史记》与《诗经》之关系

从史学与文学两个角考察，《史记》中充分地体现了司马迁的《诗经》观，《史记》与《诗经》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史学角度看，《史记》不少处借鉴利用了《诗经》，从文学角度看，《史记》又评论探究了《诗经》的诸多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典籍，探求《史记》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的影响

文本载体对《诗经》学影响很大。据载体的不同，《诗经》学可划分为各具特点的四个阶段。一、前造纸术阶段。《诗经》的传播接受以口耳相传为主，《诗经》文本文字歧异很多，《诗经》学著作大都非常简短。二、纸张书写传抄阶段。《诗经》学著作增多、内容丰富，《诗经》学“师法”、“家法”渐泯，出现文学鉴赏《诗经》的现象。三、印刷术阶段。颁行了统一标准的《诗经》学读本，《诗经》学著作大量涌现与刊印，出现了辑佚书及《诗经》善本。四、电子载体阶段。查询、检索《诗经》学信息、文献空前便利，电子载体为《诗经》学的发展带来极大机遇。     

接受美学视角下文学文本的翻译理解

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文本只是作家完成的一堆印刷符号,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和空白,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才能将其具体化,实现作品的意义。从翻译角度来看,译者首先是原文文本的读者,译者的阅读是翻译理解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文本因其偏重诗学编码,语义模糊,信息不确定,在翻译过程中要采用不同于非文学文本的理解方法,应该遵循从部分到整体循环往复的原则,还要兼顾共通性与多义性的原则。     

论《水浒传》不同版本的文学价值——以评林本和贯华堂本为中心

《水浒传》有简本和繁本不同系统。简本文本形态粗陋,其主要价值在于普及性传播,满足各阶层读者的需求。繁本的意义则在其精工细致的文笔所具有的文学价值,三四百年来以其精致文本引领《水浒传》的精英阅读,为《水浒传》的广泛传播提供稳定的文本基础。对读简本与繁本,可见不同版本因读者定位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文本面貌和文学价值。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空前力作——评《风骚比较新论》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堪称北方黄河流域地区中原文化的杰出代表；《楚辞》是我国第一部以屈原为代表而创作的新诗集，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远祖，堪称南方长江流域地区楚文化的卓异楷模。它们以其优良的“风骚”传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光辉典范作用。然而，对于中国文学这两大源头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绘纭，莫衷一是。一种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既有南楚本土固有文化的哺育，又有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化的沾溉，《诗经》影响《楚辞》毋庸置疑；另一种则认为，《楚辞》与《诗经》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各自独立的两大文化版块，是泾渭分明的两大文学源头。     

谢灵运妙用《诗》典与六朝《诗》学新变

《诗经》作为重要的文本参照与典故来源,参与到谢灵运的模山范水与游览遣怀.大谢用《诗》之妙,既得益于自身才华,也与当时学术风气密切相关.考察《诗经》在六朝的传播,官学不振、私学兴盛影响到文化学术的家族化.而缘情绮靡的文学风尚,又促使《诗经》的接受抛开了政治伦理的拘囿,朝着“诗赋欲丽”的方向一路高歌.上述《诗》学新变,在谢灵运山水诗作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诗经》的结集及其对《周公之琴舞·敬之》的选编——答徐正英先生

徐正英先生认为今本《诗经》仅存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敬之》一章恰恰为孔子后来曾经删诗提供了新的实证。然而从诗教传统及诗集的流播状态,略可判断《诗经》并非是孔子所删定,而从王官对《诗经》文本的结集及修订的情况来看,作为诗歌选集的《诗经》之诗亦并非为孔子所选录。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仅《敬之》一章入选《诗经》,此与诗歌选集的书写载体的形制关系密切,也与西周前期沿袭了殷代颂铭类文本短小的体制相关联,即出于统一颂诗风格的需要而仅录组诗中的一章。《诗经》之诗的选编是代表官学正统的行为,体现着王官务实、简易而不尚繁文缛节的学风。王官在编定《诗经》之时,改造《周公之琴舞·敬之》的归趣,使之彰显编者之意,从此意义而言其已是一篇"新诗"。《诗经》文本与《乐》文本并非等同关系,未全部入选的《周公之琴舞》组诗入选《乐》文本或被乐官所保藏。     

《孔子诗论》“《关睢》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论钟嵘的《楚辞》观

《诗品》在探讨后世诗歌不同风格起源时，认为有《诗》《骚》两大源头，并由此形成了两大流派。令人在论及钟嵘的诗学观时，多认为钟嵘偏重于《诗经》一派。然而从钟嵘重视诗歌抒发怨情、重视诗歌的语言美、重视兼具《诗》《骚》二者之长的作家作品等几方面来看，他没有丝毫“重诗轻骚”的倾向。     

《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诗学意义之比较

《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不仅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开端,而且都是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文论形态的诗学文本。“红楼”痴情,“人间”寸心,同系于叩开中国现代诗学之门。这是《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共同意义和价值。《红楼梦评论》阐释的是一种新的文学观,而《人间词话》所演绎的则是一种新的鉴赏批评标准,这是二者诗学意义的差别。     

《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

《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家庭、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在21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     

《寒冬夜行人》的读者形象及意义

读者在文学活动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而这种重视在意大利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作品《寒冬夜行人》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读者从文本之外走到了文本之内成为作品的中心，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读者成为作品的主人公；二是读者的阅读期待构成文章的叙述线索。本文从这两个方面逐一分析，以期说明《寒冬夜行人》中的读者形象及意义。     

从《左传》《国语》赋引之诗看《诗经·商颂》的年代问题

今、古文学派有关《商颂》年代的界定存在争论。由于争论多局限在文本所展示的语言、地理、历史、文化信息和前人有关《商颂》作年记载两个方面,因此至今仍未形成统一认识。转换论证角度,“称诗”之风在春秋非常流行,从《国语》《左传》的赋引情况看春秋“称诗”的基本特征,可以确定《商颂》为商人所作。     

简论《诗经》中的草木

学习《诗经》既可得识古籍之草木，又能知身边草木所蕴藏的先民心思、咏叹。孔子早就强调过《诗经》认识名物的价值，他认为《诗经》有助于认识许多草木鸟兽之名。《诗经》中的草木，不仅其名称、形态印入后人的心中，而且其情愫更是深深地驻扎在后人的生命里，生根、发芽，永生着。缤纷植物养人眼，诗意草木怡人情。读《诗经》，识草木，可以兴观群怨，也可以思无邪，宁静致远。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鲁襄公时代的《诗》结集研究

《诗》文本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过程,其中在鲁襄公时代,“二南”“三卫”之外的列国《风》诗正式进入《诗》文本,但各自独立存在,与《雅》、《颂》并列,后被孔子归入《邦风》,形成今本《诗经》的基本结构。     

论文学视角下的《诗》《书》关系

先秦典籍常见的《诗》《书》并称现象说明,在《诗经》和《尚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历史渊源看,二者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历史起源;从现实功用看,二者在西周时代的礼乐活动中共同发挥着近似的作用。从文学视角探究《诗》《书》关系,可以揭示先秦诗歌和散文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乃至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对认识先秦时代《诗经》与《尚书》的生成与功用,对认识《尚书》的诗化特征均具有重要意义。     

《诗经》"六诗"新考

自唐代孔颖达主编《毛诗正义》,首倡“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之后,关于《诗经》中只有“风”、“雅”、“颂”三体诗,而没“赋”、“比”、“兴”三体诗的主流见解,在《诗经》学史上流行了一千余年。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与《诗经》现存文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上,现存《诗经》文本中,应是风、雅、颂、赋、比、兴“六诗”俱全的。然而,由于《毛诗故训传》至两汉交替之际已成断简残篇,所以在东汉末年,《诗》学大师郑玄对“六诗”的概念产生了误解。而孔颖达等又盲目遵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教条,武断认同了郑玄的解读,致使后来的《诗经》学者陈陈相因,谬种流传。经考析,现存《诗经》文本中保存有风体诗83首,赋体诗43首,比体诗55首,兴体诗39首,雅体诗46首,颂体诗约39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