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文学思想发生论

“战国策派”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初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一批教授文人为主形成的一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群体。该派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自由的学术空间和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人文语境的背景中。他们严肃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与实践,借鉴西方的文学历史经验,力倡“民族文学”,力主开展“民族文学运动”,形成了以文化救亡和民族品格建构为指归的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想体系。     

简论李大钊早期东西文化观的逻辑发展

简论李大钊早期东西文化观的逻辑发展张伟良李大钊早期东西文化观经历了一个辩证否定的发展过程，显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一、从猛烈抨击中国封建文化到主张接受西方文明五四运动前后，是东西文化的大较量、新旧思想的大会战时期。作为生长在被西方文明激烈冲击时代的...     

试论文化与翻译

在我国翻译学界,文化学派主张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进行翻译.因为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实质上是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翻译时译者不仅要了解语言本身的特点,还要考虑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了解中西方行为方式中思维模式和审美情趣上的差异,并遵循"文化传真"这一基本准则.     

国学热与现代文学研究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无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两个最直接并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价值评判,实质上也是对国学与"五四"新文化及现代文学关系的价值评判.国学与新文化及现代文学并非如一般所理解的是二元对立的,它们都有着民族救亡与民族振兴的强烈的政治功利理念,目的都在于陶铸人的现代魂灵.重新构建文化现代化的价值系统.     

语词接受的社会性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型

翻译根源于人类交流文化、传播文明的需要.翻译通过改造语言常可达到改造民族思维方式、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翻译作品就不单纯是文本,而成为体现某种文化意义的文本.翻译不仅表现为两个意识的对话,同时也表现两种文化的对话.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翻译的推动下,西方思想愈来愈深入人心,很多人开始建立了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取向标准的思维方式.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族精神性质之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先驱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西化派持否定或批判态度,东方派持肯定或褒扬态度,李大钊则超越西化派与东方派的论争而提出"第三种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派从肯定或褒扬传统文化的角度弘扬民族精神,而西化派则从否定或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重建民族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文明"即"苏俄文明",预示着中国近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近代民族精神向现代民族精神的转型。五四先驱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对文化现代化的追寻,在唤起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和认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从《野玫瑰》之争看战国派文学

《野玫瑰》是战国派文学的代表作,它是抗战期间僻居昆明的知识群体中的部分自觉投身民族救亡的文学艺术活动的产物。它既体现了该派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也展示了其独具的艺术匠心,同时还暴露了重文化学理轻政治实际而与现实相脱节的学者化思考之痼疾。当年左翼对它的诟难,相当程度源自于"政治声讨重于艺术论争"和"实事求是的艺术分析"的缺席。     

论外语教学中文化差异的导入

本文着重论述了文化因素对语言学习的影响和作用,强调了在外语教学中应注重文化差异的导入。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她深刻影响着西方文明的发展;基督教文化思想则哺育并深刻影响着西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为语言艺术的西方文学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因此,要奠定坚实的语言文化基础,我们就需要不断地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就需要了解并熟悉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传统和希伯来传统,引导学生广泛涉猎英美文学作品、英美报刊,了解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使学生在掌握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多层面地审视西方社会生活,开阔视野,缩小中西文化间的巨大差异,领悟蕴藏在原文作品中的与本民族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因素,从而正确地理解和运用语言,提高自身的语言水平和文化修养     

"五四"文白之争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一个文化界有名的"双簧"引发了五四时期新文学阵线与封建复古派之间的文白之争.这场争论在文化上体现为语言与权力的话语争夺,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重任,是传统"文-言-意"关系范畴的体现,预示着文艺现代化、大众化的到来.它是当代文论建构的现实基础,是现代民族精神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导向.     

论废名诗论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

废名的文学理论主张与其北京大学西语系求学背景相去甚远。其理论较明显的倾向于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其主要诗论合集《谈新诗》渗透了古典文化价值取向影响。在“启蒙”、“救亡”的思潮大背景下,废名关注到了西方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逼退及深刻影响,并向传统文明追溯,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边缘”之路。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和”与“同”的思想随着先秦天下纷争的局面而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它首先是人们自然观在社会、政治、人生诸方面的伦理展开。“和”“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论艺术语言“形”与“神”的相互制约

艺术语言的"形",既包括视觉上的形体,也包括审美上的形象。本文从艺术语言的形的生成,形与神的相互制约,艺术语言的鉴赏三方面,对艺术语言的"形""神"关系进行了分析。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论中国哲学中的"不言说"与"言说"

中国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别究竟何在?其中的一个回答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最主要差别在于中国哲学以"不言说"的实践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西方哲学则以"言说"的方式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中国哲学虽然也有"言说",但其"言说的"的价值最终要由这"不言说"的实践来决定,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哲学对于用以"言说"的文字就不甚重视,往往有"得意忘言"的情结。中国哲学因其以"不言说"作为探索和表达真理的手段而表现为一种非逻辑的心灵体验哲学或实践学。     

《后汉书》中核心词“你”初探

从核心词的角度讨论《后汉书》中的"你"的早期形式,并比较"汝、尔、若、子、卿"在使用频率、句法功能和谦敬功能上的异同,可以看出其中的演变:"汝"字占较大优势,且这一时期新生的"卿"字使用得也越来越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