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黔宁王沐英传》前言

多年前,在研究元咸阳王赛典赤时,曾顺便浏览了明黔宁王沐英及其家族平滇、镇滇、治滇的有关史志,不料当时便被其吸引并主观地认为,因为沐氏家族与明王朝相始终,一部明代云南边疆的历史,原来也就是一部沐氏家族的历史,今后,要研究明代云南,只要从纵横两方面深入涉及沐氏家族的历史就行了。后来,有鉴于国内一直没有关于沐氏家族中最优秀的成员即入滇始祖沐英个人的学术性传记问世,在相关的研究文章或著述中,史志或民间向来存在的有关沐英诸多方面的分歧,如其家世中的姓氏、族属,一些战役如白石江大战中重要地名的正、误,平定云南时是否因“焚…     

《西夏志略》考

《西夏志略》一书,见于近人编的几种西夏书目。如清道光中瞿世瑛撰《清吟阁书目》,载有《西夏志略》,但不记卷数,亦不著作者名氏。孙殿起《贩书偶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部卷五载:“《西夏志略》四卷,载记二卷,不著撰人姓名,旧钞本,后有何元锡印梦华馆印各一方。”在邓衍林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中,有与《贩书偶记》大体相同的记载。今所见《西夏志略》皆为传抄本,国内如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民族文化宫、南京大学等图书馆都藏有传抄本,其所分卷者与各书目所载     

《云南王藏经碑》新探

《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三金石考收有《昆明筇竹寺圣旨碑》一通,著录为碑高四尺五寸,广二尺五寸,二十行,正书,碑阴刻蒙古文,今在昆明玉案山筇竹寺正殿壁中,云云。后有题跋。原碑碑文颇有夺误,新志所收复多讹舛。亦见蔡美彪教授编著的《元代白话碑集录》收载。按所谓碑阴所刻蒙古文即《云南王藏经碑》,过去未见汉译,或以为即圣旨碑所从译出的蒙古字原文,实误。据已故方国瑜教授所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八《元时期文物》     

《白亮诚传》出版

正云南民族大学王子华教授著《白亮诚传》一书,于2014年7月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白亮诚传》共十二章,以纪实的写法全面地对云南著名的回族教育家、实业家白亮诚先生的生平事迹进行了介绍,内容具体、材料翔实、结构完整、重点突出。此书既有阅读欣赏价值,又有宝贵的人文史料价值,不仅可以了解白亮诚其人其事,还可以了解民国时期的云南回族教育、云南边疆开发和现代普洱茶生产初期的     

回族伊斯兰研究是毕生的追求——林松先生学术生涯追忆

<正>云南回族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纳忠教授在1957年3月14日《云南日报》发表的《清代云南回族人与伊斯兰教文化》一文中说:"云南回族对伊斯兰学术的教学与研究,大约开始于元代……可以考得出的,大概开始于明末、清初。"清代中叶以后,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较以往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云南回族人马德新和马联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马德新一生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写成的著述多达三十余种,内容极为广泛,举凡教义、教典、教律、宗教哲学、阿拉伯文法、天文、历史、地理无不见于其著作中。     

冯瑜等著《“地方性”的尝试》出版

冯瑜、赵卫东、李红春著《"地方性"的尝试:云南回族特殊族群民族认同、族群关系及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是第一本较为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云南回族特殊族群的书籍。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从历史到今天都是一个人群与文化     

《元西域人华化考》

《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代民族史研究专著，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著。该书主要阐述元代西域诸族之人来华后研习汉文化，在文学、建筑、医药等方面的重大成就及丰富著述。计分绪论、儒学篇、佛老篇、文学篇、美术篇、礼俗篇、女学篇、结论８卷。征弓怖目２１６种之多，对西域各族...     

彝文古籍整理取得新进展

彝文古籍浩如烟海,不仅包括用彝文著述、记录的各类图书,而且包括金石铭刻和口碑文献.经过多年的努力,滇、川、黔、桂省区基本摸清了彝文古籍书目,整理出版工作也有了重要收获.《??文丛刻》、《西南彝志》的重新整理出版,是彝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大成就,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和赞扬.《彝文古籍书目》、《指路丛书》和《古彝文单字》等是近两年的新成果.在彝文金石铭刻收集、整理方面,《奢香墓》、《千岁衢碑》、     

元代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之交流略述

一、藏传佛教学者对汉地佛教的了解汉地佛教虽早在唐朝时就已传入西藏 ,但由于朗达玛灭佛 ,使大量史料被毁。因而有关藏传佛教学者对于汉地佛教了解的记录 ,并未留下很多的史料。元代以后的藏传佛教史书才对汉地佛教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如《红史》、《王统世系明鉴》、《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等书都对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流变以及汉藏佛教关系作了解说。如《红史》中说 :周朝有三十六个王 ,执政 (八 )百年。此后有称为秦始皇的国王。从汉高祖开始传了十二代皇帝。在第十二个皇帝时 ,有一个叫王莽的大臣篡位 ,执政十八年。此后有个…     

藏学研究成果的总汇

外文出版社新出版的《中国藏学书目三编 (1996- 2 0 0 0 )》一册是 1994年出版《中国藏学书目》 ,1997年《中国藏学书目续编》之后的第三大卷 ,内容包括自 194 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 2 0 0 0年 5 0余年 ,中国内地 2 0 0余家出版社出版的藏学书目 3169种。这三卷藏学书目均以汉、藏、英三种文字合排 ,每种书皆列出书名、编著者、出版者、出版年月、页码、开本、书号以及内容介绍。为了便于检索 ,附有汉文、藏文、英文的书名、编著者索引共六种。书中所收录的内容涉及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各省藏族自治州、县的概况及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     

樊海涛《滇青铜文化与艺术研究》出版

《滇青铜文化与艺术研究》系樊海涛所著论文选集,作者以出土文物为基础,将考古资料与理论研究用实证的方式联系起来,"还原"并"解读"目前已经能够认识到的"历史真实"。该书第一章至第十五章探讨了滇青铜文化的个案与现象,第十六章至第     

“俚”论

说起"俚"人,人或不自禁地联想起了陈隋间的冼氏夫人.族因英雄而著,或已成了人的历史心理定势,没什么奇怪的;然而族以人传,俚名之起,非由冼氏夫人而始,俚名之终,非因冼氏夫人而结.俚,书定为岭南的一个民族群体的称谓,在汉文官私著述里,从东汉初年迨于明朝末年,连连使用了1500多年.何者为其后?其系属及其演化发展,迄无系统的深层论述.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儋州风俗》下云"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号曰生黎",本是指"黎"族群得名的由来,可道光《广东通志》卷330—变其意,云"俗呼山岭为黎,而俚居其中,于是讹为黎",却成了"俚"、"黎"间的传承关系,于是乎此后千口成词,皆认为今聚居于海南一岛上的黎族,即古岭南俚人之遗裔.     

马注《清真指南》编纂经过及其版本流传述略

《清真指南》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汉文伊斯兰典籍,该书流传有序,成非一人,成非一时。传世的《清真指南》主要有原始版本、节录诠释版本和整理本三种版本形式。其中原始版本主要有八种,三种为马注在世时抄写或刊刻传世,五种则为马注归真后刊刻传世。节录诠释版本中,马德新等择《清真指南》之要言而编辑成《指南要言》四卷,为《清真指南》全书在清代唯一的节本,也是传世的《清真指南》中刊行时间仅晚于嘉庆本、道光本的重要版本。《清真指南》成书后,被清朝人节录最多的是其卷七《圣赞》。刘智《天方典礼择要解》卷五《集览》节录了《圣赞》,《天方至圣实录》卷十七全文节录《圣赞》并注释。马德新编《祝天大赞真经》完整附录了《圣赞》的原文,未附马注的注文。马德新校订、马开科著《大化总归》上卷节录《清真指南》卷三《性命》。李焕乙编修《清真先正言行略》之《马注》后附《请褒表》。整理本中影印本有五种,重要的点校本有三种。     

半个世纪以来三套“西南民族文化研究”丛书评介

本文对４０年代的《西南研究丛书》，９０年代的《西南研究书系》、《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缘由、过程、书目及重要著作等予以评述，试图勾勒"西南民族文化研究"的历史进程及特点。     

传统西藏水利小史

对于西藏的水利史,仅有美国学者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依据流亡到美国的萨迦教主等人的口述记述了民改前萨迦地区的水利状况,除此之外国内外无人作专门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国内刊布了一些有关中国水利史的专著,如郑肇经所著《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沈百先等著《中华水利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黄耀能著《中国古代农业水利史研究》(台北,六国,1978年),姚汉源著《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及集我国有关专业人材集体编写的《中国水利史稿》(水利电力出版社,上中下三册,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vjang"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有数条关于吐蕃与vjang关系的记载,分析这些记载,并将这些记载与《南诏德化碑》、《云南志》及新旧《唐书》中的有关记载进行对照,可以认为写卷中的vjang只能是唐代割据云南一带的南诏。     

你知道吗?

“云南”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是《云南通志》载:“汉武元狩间,彩云见于南中,遣使迹之,云南之名始此。”《祥云县志》亦载;“汉元狩元年,彩云现于白崖,遂置云南县。”二是见《辞海》注:“旧以在云岭之南得名。”在历史上,《史记》和《汉书》称云南境域为“西南夷”。《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称为“南中”。汉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年),置云南县(今祥云县云     

《凉州广善寺碑》藏汉文释读

凉州广善寺,俗称大佛寺,据清康熙刻本《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卷一《武威县志》“寺观门”内载大佛寺条:“城东南一百里,有石佛像,高九丈,贯楼九层,又名广善寺”。此即大佛寺所在地,在今甘肃省武威县南乡百里处天梯山下的黄羊川地方。又据《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卷一“山川门”天梯山条:“县正南八十里上古城南”。黄羊川条:“县东南七十里,地多水草宜畜牧。该地原有一座古刹,内有一尊石佛,高达九丈,故名大佛寺”。原寺何时所建,已不可考,盖明初殿字已颓圮,破败不堪。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御马监太监刘永诚奉命镇守甘肃,有见于此,发心修福,乃鸠工集材,修建而成。庙成,赐名广善,立碑勒石以纪其事。碑文汉藏两体,保存至今,基本完好,同时署名碑上者有任礼、马昂、萧敬诸人,均一时显要,对照阅读,可征于《明史》、《明实录》诸书。凉州古郡,自唐宋以还,诗人墨客,吟咏其间,最脍炙人口者为唐代岑参的《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诗:     

牙含章花儿著述校稿——花儿再序

牙含章先生是研究中国传统民歌花儿的先驱，是临夏籍知识分子中研究花儿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研究花儿的人。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的研究著述是上世纪30年代初完成的。其中包括1篇花儿理论研究文章《花儿再序》，100多首搜集整理的花儿唱词，及1封《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其中《花儿再序》文章及100多首花儿唱词是他在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二年，即1932年到1933年写成的，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寄给当时编辑《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的张亚雄先生。《花儿集》一文连载于当年十一月《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署名冀达斋主。《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是他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看到当年九月十八日《甘肃民国日报》登载的一首花儿的注释错误后写给张亚雄先生的，随后由张亚雄先生刊登在当年十一月七日的《甘肃民国日报》上。牙含章先生以上著述后经张亚雄先生修改，收入其编著的《花儿集》中，这本书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一月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花儿集》的出版，使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也由于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散漫于这本书中，使人难以了解其原貌。牙含章先生是一个终身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实的共产党员。他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家，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花儿研究则是他早期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展现和了解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不仅对研究他的人生轨迹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大有裨益于人们了解花儿整理研究工作的早期历史。这是编校者竭力复原牙含章先生花儿著述的根本动机。编校者在翻阅相关资料、调查相关人士的基础上，根据张亚雄先生在初版《花儿集》89—90页、148页、150页、151页、178页上的内容提示，及牙含章先生在自己保存的初版《花儿集》扉页、第89页、90页、113页、120页、148页、151页、178页、181页、199页上的批注及标示，对牙含章先生的原著进行了校勘复原。对《花儿再序》一文，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有数处提示，牙含章先生也有明确批注；《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原文录入，这两部分内容很清楚，校勘原稿时容易确定。关于牙含章先生寄给张亚雄先生的100多首花儿，按照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点明的：“冀达斋主所录花儿，略以杨家将、三国、清朝、十二月、五更、野花儿分别次第”的提示进行复原。其中杨家将、三国、清朝、十二月、五更5部分，有72首，加牙含章先生标示的“杏花二月天”10首，合计82首。这部分是清楚的。就是《野花儿》部分，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只是点了题目，没有指示具体内容。只能推测复原。根据牙含章先生“河州花儿多为男女对唱”的主张，以及《花儿集》下编花儿选中的“雄花和雌花”下“所录各首虽非对唱，但分写起来，可见风格”的括注，这部分男唱的14首、女唱的5首共19首，似为牙含章先生所搜集整理。另外，描写牙含章先生故乡和政太子山及河州一带的花儿18首疑为牙含章先生提供。这两部分合计37首。如此，明确的82首加上推测的37首。总数119首，约合张亚雄先生“冀达斋主白拉卜楞军次寄来河州花儿一百余首”之数。以上考证，详见拙文《牙含章对花儿的研究》一文（载于《甘肃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现将牙含章先生关于花儿整理研究方面的三部分著述的校勘稿发表于后。由于查阅有关史料的困难，复原稿一定存在误差。敬请方家教正。     

宋代在今广西西部设置羁縻州、县、洞考(续)

（2）古万寨《舆地纪胜》卷106载,古万寨至絮州"四程"。据《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二二》解释,"程无里,但晨发至夜,谓之一程"。人从早至晚步行一天,大约六七十里,一程就是六七十里之数。《舆地纪胜》说永平寨至邕州"十程",《元一统志》载二者相距700里,符合此数。万历《太平府志》卷1《沿革》载古万寨"治今左州",这或可取,因为《太平寰宇记》卷166说左州在邕州西"水路三百里",恰是"四程"的距离。疑宋古万寨治地即在靠于左江的驮卢。《永乐大典》卷8506宁字引《元一统志》载元初古万寨"领州二县三洞十二",其地望基本任今崇左县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