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因何而神圣?

美的神圣性是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美之所以神圣,是因为美在本质上是一种超验性存在;美具有深厚的精神底蕴,是真、善在最高层面上的表征;同时也因为美既是对终极境界的体验,又是对自身生命的感悟,是跨越在感性与理性、实在与理念、有限与无限之间的桥梁,是人藉以获得自我救赎的机制。呼唤美的神圣性是当前美学面临的一个神圣责任。     

神圣之维的美学建构——关于“美的神圣性”的思考

美的神圣性与终极价值、绝对价值密切相关,是终极之美、绝对之美,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根源。人与世界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意义"三个维度上发生关系,对于"人与意义"维度的忽视是中国传统美学存在的重大缺憾。尽管从表面上看,中西美学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相同的属性——都把审美活动作为生命超越的一种方式,但二者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孕育美的神圣性的温床,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国美学在此方面则存在根本缺憾。关于美的神圣性的思考,是美学自身所蕴含的神圣之维得以真正展开的历史契机。对于美的神圣性的讨论,能够推动中国当代美学与古代美学的重构。     

从半神到人到神:儒家圣人观的演变

孔子时代的圣人半神半人。孟子与荀子的圣人是人,完美的人,可以为楷模和导师。汉儒将圣人观进一步深化与神话,圣人从人上升为神,成为神圣的权威,圣人之言成天经地义。这一从半神半人、人到神的历程体现了儒家的神圣化与制度化建设过程。它标志着儒家人格走向了宗教神圣,儒家由一个学派转换为宗教教派,儒家走向了宗教。     

美的神圣性与纯粹美学批判

美的神圣性与终极关怀内在关联。美的神圣性意味着自由作为本真存在方式的终极性,她起源于人对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存悖论的觉悟和努力超越的内在必然性。以西方传统美学为代表的统一论范式遮蔽了美的神圣性,唯主体之扩张性思维不能提供无限性存在的有效策略;以中国古代美学为代表的和谐论范式开启了美的神圣性,互主体之收敛性思维使无限性存在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现实。纯粹美学关于终极实在以及自我的非实在性和非法性的断定是对和谐论美学之存在论基础的超越,无主体之消解性思维是颠覆生存悖论、实现无限性存在的根本保障和唯一选择,也是美的神圣性和审美还原的真正落实和圆满实现。     

《神圣家族》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神圣家族》中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群众实践运动,是群众的、世俗的社会主义,它同批判的精神的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自身的灭亡,而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承担起消灭私有制、扬弃人的异化、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孔子“圣人之治”与柏拉图“哲学王统治”比较分析

欲追问中西政治思想的异同,必须回溯中西政治思想的源头,源头创造出的政治思想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异同的存在。孔子与柏拉图则是中西政治思想史的源头大师,而"圣人"与"哲学王"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但是何为"圣人"与"哲学王"?"圣人"与"哲学王"何以能进行统治,即通过他们的统治,为什么能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或者城邦?他们的凭借或者正当性何在?"圣人"与"哲学王"又是如何进行统治的?二者政治思想有其可比性,从源头上造成了中西政治思想的差异。本论文旨在对"圣人之治"与"哲学王统治"思想进行比较,以便在学术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易理解西方的政治思想,以求对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差异做出新的解释。     

王弼圣人思想的政治维度

传统的理想人格讨论,大多注重圣人在道德修养、人品操行方面的典范意义。然而,于王弼而言,圣人之为圣人不仅在于某种高尚品格和精神境界的达致,还在于圣人对政治的关切。与魏晋时期的观念相一致,王弼所谓圣人首先以作为理想君主的“圣王”形象出现。王弼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从本体论层面考虑圣人的政治功能,“以道治国”是圣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以君御民”是圣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践。王弼的圣人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对中国历史上的理想人格讨论作出了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论权威的柔弱性：一种现象学视角下的考察

自启蒙时代以来,权威概念受到了极大挑战,在人们的观念中也淡薄了。在自然主义的理论中,权威被看作是某种衍生性的东西或某种要消失的东西。在笛卡尔和帕斯卡的哲学中,权威与意志概念之间有着本质关系,他们揭示了权威在本源性上具有神圣的特征。在克尔凯郭尔和《圣经》的文本中,真正的权威是神圣权威,其根本特征是完全抛弃权力和武力,因此具有柔弱性。个体应该在处理神圣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关系中成为自己,同时也使神圣权威成为真正的权威,使世俗权威回到自己的相对地位。     

从“天命神圣”到“社会神圣”：儒家文化神圣性的社会建构机制——兼论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的“神圣”维度

神圣问题是文化信仰领域中最为原初的核心议题,也是最易产生分歧和难以把握的抽象概念,并形成了一种离散认识。从社会建构的角度看,文化的神圣性在于对人类活动的秩序化。作为以人伦关系为底色的文化信仰体系,当前以吸取儒家文化有益滋养为标识的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离不开对儒家文化“神圣”维度的再度辨识。在儒家文化神圣性的现代建构过程中,尚需经由神圣资源的运作与仪式表达,达成兼具“现代社会神圣特征”与“传统人文信仰关怀”的社会公共性,并藉此尽力达成有关“何为儒家文化”的社会共识。在“多样但不多元”的神圣格局之下,维系儒家文化神圣性的旧机制遭遇部分失效,而以文化公共性建构儒家文化神圣性的新路径尚未完全形成,这已成为当前儒家文化建设“神圣”维度中的一大结构性问题。     

论王阳明的圣人观

佛、道和儒家思想对形成王阳明以"良知"为基础的"吾性自足"的圣人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圣人观的主要内容是:在道德认识论上,圣人是道德主体和道德客体、知与行的统一;在道德行为上,圣人是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价值载体;在道德修养上,圣人吾性自足,具备最本质的人性。王阳明的圣人观是对先儒圣人观的"自我超越",完成了儒家圣人观从"庙堂"到"人间"、从"书斋"到"民间"的伟大转变,实现了儒家圣人观的世俗化、大众化和民间化。     

对“生知”思想的再解读

传统对生知的解读忽视了儒家的信仰维度,没有充分揭示生知的内涵。生知与儒家的圣人信仰和天道信仰密不可分。生知、学知的划分表面上是区分认知资质,实质上是以先天离天道的远近来确立圣人的神圣级别,而生知之圣在这个阶位体系中居于顶端,具有最高权威和神圣性。生知与性善论之间存在必然关联,在荀子性恶观和天人相分的背景下,只能产生圣人学知的观念。     

神圣,我们该怎样拥有

神圣是人或人的精神性的崇高意义以及把这种意义赋予对象的一种表达,因而,神圣之源是人而不是神.拥有神圣,可使人产生崇敬仰慕之情、强烈的责任感、崇高的使命感,使人的精神风貌昂扬向上.在人类精神的历史发展中神圣曾被宗教终极化,被世俗化运动完全消解.面对时代精神中"神圣缺失",如何重新拥有神圣,答案是重建我们的信仰.     

人的“神圣性”的根源——兼评芬格莱特眼中的孔子思想：人是礼仪的存在

芬格莱特认为礼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人的神圣性来源于礼的神圣性。但是芬格莱特忽视人之真切情感与道德价值实现的内在关系,把人之真切情感的剖析视为“心理学偏见”而有意避免,因此他对人和礼的理解存在抽象化的缺陷。孔子把礼仪理解为情文的统一,他认为礼仪规范必然与人的自然情感和道德自觉密切相关。正如芬格莱特所理解的,孔子的“礼仪”既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反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之遵循礼仪,就是自身价值和神圣性的不断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芬格莱特把孔子的思想归结为“人是礼仪的存在”是有根据的。     

价值重构与行为合理化——评《神圣政治——中国传统政治的形成》

最近读了王顺达先生于2005年11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神圣政治———中国传统政治的形成》一书,颇有所思,略陈管见,仅供参考。通览全书,该书在选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主要观点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首先,从选题来看,正如作者所说:“传统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是我们沉重的包袱。取舍什么、如何取舍,成为我们政治文明建设中首先要遇到的问题”,因此,仅仅引发或打开“中国传统政治”或“中国政治的传统是什么”这样的思想视域,便已经意味着一种理论上的纵深激发,已经体现一种不断聚集的现实呼唤。该书的理论价值…     

试论道教“师道”的神圣性建构

道教自创教以来就宣称其宗教之“师”的神圣性来自于神授,然而不同派别的祖师和神授的经书各不相同,在魏晋南北朝道教教理教义不断走向融合的过程中,道教的神灵体系也不断趋向整合,形成了“一炁化三清”的神灵体系和道、经、师的“三宝”观念,从理论上解决了人间的“师”在天上的依据,一定程度上为拥有不同祖师的道教派别找到了神圣性上的统一,这为建立整体性的道教“师道”奠定了神圣性基础。     

神圣、世俗与现代社会

本文主要追问全面去圣化的现代世俗社会神圣生活的可能性,考察何谓神圣?它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可能的基础是什么?神圣与世俗相对,超越世俗之上,却赋予世俗以现实性和意义,是世俗的现实基础和意义来源。面对现代困境,新正统神学提出了回复上帝主体性的方案,传统儒学则提出了回复天-人结构中的天命的主体性的方案。这是中国传统儒学与基督教神学的一致之处。     

身体的政治意义 ——论纬书中的圣人异相

纬书中的帝王圣贤异相,与感生、 奇异天象一起构成圣王受命政治神话.何以圣贤帝王皆有异相?其本有二:一是受远古巫术文化影响的身体文化哲学,圣人异相,异相则异能;二是阴阳五行观念主导下的身体政治哲学,即以卦气说、 爻辰说将圣人异相配合卦位,以五行说将圣人异相配合方位.纬书把圣人异相和阴阳五行相关联,其意在以五德终始推论王朝更替及王命兴衰.故而,纬书中的圣人异相具有严密的体系性,是基于历史、 文化、 政治内蕴对身体的想象.     

先秦儒学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圣人权威

先秦儒学圣人是道德权威、政治权威、思想权威多个维度的统一,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类似韦伯所说的"感召力权威"的作用。圣人作为政治权威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应然主体,体现了圣人和民众之间的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圣人作为道德权威是社会秩序建构核心价值的人格载体,能够通过其人格影响力把儒学所倡导的"仁"推广到家、国、天下等人类共同体中去。圣人作为思想权威是人类历史进程基本原理的领悟者,具有最高智慧,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百世之师的作用。先秦儒学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突显圣人权威旨在把制度权威和体现这种制度价值的人格权威结合起来,以追求长治久安,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福柯的政治技术论及其启示

揭示并批判政治技术从传统到现代国家的演变及其未来走向,是福柯后现代微观政治哲学富有创见性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权力统治方式的独特微观历史考古与谱系学研究,福柯提出政治技术的相关概念,认为权力对社会和个人统治的方式是一种传统政治技术.他把现代国家的本质视为日益工具化的政治技术,认为现代性政治技术的日益普遍与强化形成了新的全景敞视与统治,也造成针对个人的"全景敞视主义",走向启蒙理性自由的反面,还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缺乏一套自主的政治技术.为克服现代性国家治理的困境,福柯提出政治技术未来发展要走向政治艺术,形成了政治美学的自由主义乌托邦.福柯政治技术论对深刻认识当代西方国家治理的本质及问题,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思想资源,开创性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都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性,道,教:戴震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

将"性"尤其是人的本性提升至学术思想的理论端点,是戴震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由于人的本性天赋即具"血气心知"的本质规定性,因此,遂欲达情而无不得其平,也就既是人道又合天道.而且,由于天道自然人道必然,通过必然而实现自然正是教化的本质.以"性"为基点的性、道、教一以贯之的内在理路.为戴震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圣人之道"提供了思想支持,也为戴震检验和确证"圣人之道"提供了评判标准和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