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诗学与理学关系的一个范例: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江西诗学是宋代诗学的代表,方回是江西诗学的最后总结者.方回的诗学思想与其所接受的朱熹理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学诗如学道的观点,格高之说的人格内涵,圆熟平淡之论与理学人生境界,以及其诗法理论的深层意蕴,都表明他的诗学理论与理学有深层的关联.通过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有助于我们认识理学与诗学的具体内在联系.     

论《瀛奎律髓》对梅尧臣五律的评点

《瀛奎律髓》推崇梅尧臣五律 ,以为“宋代第一”。本文以此为切入点 ,从“诗味”的角度进行探源 ,认为梅诗有“味”是方回所云“宋代第一”的根本原因 ;“诗韵”是方回评点梅诗之“味”的另一说法。诗律表达之“圆熟工巧”与“自然风韵”又蕴涵着“味”。此与方回的“盛唐”诗学观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进一步阐释了《瀛奎律髓》对五律和七律两种诗体的不同批评标准 ,由此管窥方回的唐宋诗学整体观及其诗学发展史观。     

方回的诗统论

方回建构了以一祖三宗为主干、上溯《诗经》风雅传统并与汉魏晋南北朝相接的诗统论,并从其所建构的道统论中汲取了建构诗统论的方法。它的哲学基础是文以载道,特点是融创作论、批评论与作家论于一体,注重文学史内部发展的规律,诗学批评的标准是诗格论。     

方回奉陈与义为"江西"宗师的诗学依据

从吕本中到方回 ,是江西宗派学说内涵和外延不断明确延伸的发展过程。江西诗派是一个历时的概念 ,后人没有理由把江西宗派学说凝固在吕本中时代。方回举陈与义为江西诗派三宗之一的诗学依据 ,是因为南宋诗坛关于江西诗派学说舆论的充分铺垫和陈与义“诗宗已上少陵坛”的创作实绩 ,其深层的意义在于方回对黄庭坚及江西宗派理论的深切把握     

方回诗学理论中的风格论和技巧论

方回论诗，强调以“格高”为第一，并以“格”之高下为评诗的标准，对“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最为推崇。在技巧论方面，方回特别注重“响字”、“活句”、“拗字”和“变体”等法则，提出了许多精当的见解。方回诗学理论中的风格论和技巧论，对“江西诗派”的诗律学体系是一个改造与提高。     

盛唐编纂的诗歌总集考论

盛唐诗歌创作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其选诗总集的编纂也成就卓著。与初唐相比，盛唐编纂诗总集“选”的特征更加明显，具有较强的诗学批评特色，编集方法更加灵活，选诗心态趋于复杂多样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盛唐始，诗选家开始积极自觉地关注时代之音。故此际编纂家的选学观、诗学观以及选诗总集的特点、影响等甚有研究价值。     

宋元之际诗学理论的不同探索——周弼、范晞文、方回诗学个案分析

周弼<三体唐诗>、范文<对床夜语>、方回<瀛奎律髓>是宋末、元初三部重要的诗学理论著作.三者都是就近体诗或着重就近体诗而言的;三部书都以"情景论"为其重要理论基础.但在诗学旨趣、理论核心、宗法对象、排击对象上又有差异.同反江西诗派,周弼看重许浑,范文高标杜甫;都宗杜诗,但范文推崇杜夔州前声色流动之作,方回则青睐夔州后瘦硬松劲之诗.     

方回诗歌批评的文体视域和文体价值观念辨正

通过对《瀛奎律髓》《文选颜鲍谢诗评》《桐江集》《桐江续集》所载诸多诗学文本的综合考察,澄清方回诗学接受史上长期存在着的一些认识误区,进而阐明：在方回的诗歌文体视域和文体价值观念里,古体与律体乃是诗歌体制层面上的划分,两者皆应以写心言志、立论尽意为创作要旨,其诗歌批评并不存在诸多研究者所认为的更重律诗这一倾向.相反,他极力推尊古、律兼擅的诗人作家,其价值评判的主要依据是诗人之“胸腑”和诗作所具有的“精神”,而非诗歌文体的外在形式.     

宋元之际的“方氏合族”与方回的诗歌宗派观

至元十八年方回与方逢辰的石峡书院之会，是淳歙地区方氏合族的重要事件，体现了双方浓厚的宗族观念。方回与方氏族人有着广泛的交往，成为沟通淳歙方氏宗族的核心人物，其合族思想与诗学观念具有相通性，首先表现为他对宗族诗人的特别关注，尤其是对方干、方岳等“宗族诗派”的认同和标榜。其次，方回的“大宗”观念强调确立始祖和辨明源流，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他的“一祖三宗”说。不过“宗族”和“诗学”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毕竟不同，两者既在“格高”方面有所统一，但也体现了方回的江西诗学理想和方干、方岳所代表的晚唐诗学的矛盾。     

方回的诗歌语言艺术思想

方回的诗学思想是丰富多采的 ,其诗歌语言艺术思想对后世有较深的影响。他对诗歌语言思想的阐述比前人更全面、更有创造性。本文通过他对对偶、用字、拗句以及句与句之间关系的看法 ,论述了方回诗歌语言艺术思想的独特价值     

清代科举试诗改革背景下李贺诗的接受状况

诗歌选本往往反映出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的社会风貌。《唐诗三百首》不选李贺诗,受其选诗标准、宗旨定位和所处社会背景等诸多因素所制。清代科举试诗促成了诗学的复兴,古典诗歌则因现实的需要而面临新时代的扬弃。     

方回的李白律诗评点发微

李白所作律诗不多,五言律诗有七十多首,七言律诗仅十余首。方回的唐宋律诗选本《瀛奎律髓》收录李白律诗8首,对李白的律诗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从格律、气势、对偶、时代等方面发掘出李白律诗的特色和成就,表现出通达的诗学眼光和中正的诗评精神。     

朱彝尊的明诗研究

朱彝尊的学术最典型地代表了清初学术带有总结意义的学术史趋向,其诗学也具有浓厚的学术史特征。近年的朱彝尊诗学研究多集中于他对唐宋诗的态度,本文试图在浙江诗学的史学传统中把握其明诗研究的特点,并在与钱谦益《列朝诗集》的对比中分析朱彝尊《明诗综》的文献价值和批评特色,认为朱彝尊的明诗批评扭转了明代以来以选诗树立门户、标榜趣味的习气,将诗歌总集的编纂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成为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的标志。     

明诗总集编纂思想的演进

明诗总集的编纂思想在演进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从功利和感情用事选诗到客观冷静选诗;从因人、因诗选诗到因诗选诗;从详近略远选诗到远近统顾选诗;从随机编纂诗集到统筹规划编纂诗集;从以诗集记政治史到以诗集记诗史;从随意改动原诗到客观保留诗歌原貌;从仅留存诗歌到诗歌与诗学资料兼存。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元代诗学理论发展的轨迹

元代前期 ,北方诗人偏重纪实言理 ;由南宋入元的方回等人继承南宋诗学 ,形成了众多的流派 ;戴表元等人对宋、金诗学的流弊进行反思 ,提倡宗唐复古 ,赵文等人却强调写性情之真 ,从而形成了师古与师心两种倾向。元代后期 ,诗坛上形成了以虞集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和以刘诜等人为代表的师心派。元人推尊唐诗 ,出现了研究唐诗的专著 ,对诗格、诗法的探讨一时也蔚然成风。     

沈德潜选诗：选本的定位及其价值生成

沈德潜对《唐诗别裁集》等选本有明确的定位：确定经典作品、作家,为＂初学者＂、＂学诗者＂提供最佳的范本。从这种定位出发,沈德潜一方面坚持中国主流的诗学传统,确立了＂温柔敦厚＂的选诗标准,强调诗具有教化作用;另一方面,在选诗实践中,沈德潜又对＂温柔敦厚＂进行改造,使之由伦理原则转换为选诗原则,为此,沈德潜有意弱化＂温柔敦厚＂包含的政治、道德内涵,他反对将文学与政治、＂诗教＂与＂政教＂混为一谈,也反对以＂人品＂代替＂诗品＂。沈德潜编定的系列诗歌选本强调诗的社会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总结并完善了中国传统主流诗学,对后世的文学史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对《选》诗的重新阐释

清初吴淇编选的<六朝<选>诗定论>是一部以<文选>所选古诗为评论对象的古诗选本.吴淇借此对<选>诗进行了重新阐释.他以"汉道"来规定<选>诗,将其界定为形式为五七言、内容精神上能够体现三百之性与楚骚之情的"六朝"诗,使得<选>诗范围被缩小,意义被绝对化,失去了原本的丰富性.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这种主张是不利于文学发展的.但这也是清初儒家诗学政教精神复兴大背景下的产物,从这一意义上讲,<六朝<选>诗定论>又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论王闿运《八代诗选》

王闿运为宣传其复古诗学主张而编<八代诗选>,并自作眉批.其选诗偏重于八代诗歌大家及文学群体,重视五言古诗.其论诗主诗缘情,重视抒情咪怀诗,而注意辨析诗歌体裁和音律,追求高雅华丽诗风,主张曲隐而自达.作诗主拟古而自成家数.     

杜甫律诗技法论——方回诗论探微

方回(1227—1307)是我国宋末元初一位卓越的诗歌批评家。他的主要著作《瀛奎律髓》,选评唐、宋五、七言律诗三千零十四首(其中重出二十二首,实为二千九百九十二首》,计三百八十五家诗人,可谓取材宏富,蔚为大观。在众多诗人诗作中,他本着“江西诗派”的诗学观点,特别推尊杜甫的作品,共选杜律二百一十四首,其中五言律一百五十四首,七言律六十首。在《律髓》评语中,方回对杜律用字、造句、对偶、布置等名种技法作了全面研究,这对我们理解律诗的创作技巧很有启发,故专文予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