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僚制角度反思《公务员法》对公务员体制改革的影响

公务员制度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国际环境处于信息时代，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方向仍然应该是完善官僚制，而不是跟随着西方国家逐步实现去官僚制化。2006年颁布的《公务员法》为公务员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法律支持。但本文认为《公务员法》中的部分内容无益于中国公务员制度实现官僚化，主要体现在公务员范围扩大、委任制没有消失、拒绝“两官分途”以及人情大于法律规范等问题上。从官僚制的视角分析，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对于推进中国公务员制度进一步改革、实现官僚制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论析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形成于政府划分文武职官和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确立。选拔官吏的途径很多 ,各有其历史发展的过程和时代特征。举其要者 ,有战国时代的“客卿制”、两汉的“察举”与“征辟”、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客卿制”注重实践性 ,但缺乏必要的教育程序 ,具有较为原始的色彩 ;“九品中正制”是一种“获得性”身份的选官制度 ,具有强烈的特殊主义与感情色彩 ,是典型的“任人唯亲” ;“科举制”作为一种“自致性”身份的选官制度 ,在贯彻公平原则上较为彻底 ,体现了择优录取、一视同仁的合理化原则 ;“察举”与“征辟”是一种“赞助性”身份的选官制度 ,介于“获得性”与“自致性”二者之间 ,过于原始、粗疏 ,容易发生不公平现象 ,缺乏合理化的有效保障。科举制不仅在于考选人才 ,对于维护中央集权 ,促使社会流动 ,有更深层的作用。     

律令制体系下天皇的服饰

对隋唐政治、经济诸制度的参照后，日本建立了律令制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服饰改革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本文通过史料探索律令制体系下日本天皇的服饰。从形制上分析了与中国“衮冕十二章”的异同，然后从政治、民俗角度分析中日两国冕服制度的差异和原因，最后介绍日本学术界的观点，阐述日本衣服令的实质。     

汉承秦制：为法立经与中国自有制度的形成

汉承秦制在中国法制史上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中国古代学者创造的制度性概念。汉承秦制能指的是秦法制、秦政体和秦国体,其所指是作为国家制度的历史合法性。汉承秦制历史实践以“承秦”方式出现,其“表达”则以“反秦”的面貌存立,产生了秦法悖论现象。通过对“承”“造”“捃摭”“新语”“法经”等词语做出法语义学解读,揭示汉承秦制的复合法渊属性。以法为经是春秋战国时期变法者提升法律地位的立法活动,经历了铸刑鼎、尊法为经和改法为律等三种形态。秦制止于秦法,秦法之上无法。汉朝并非原原本本承袭秦制,而是通过“造《新语》”“高《春秋》”等立法活动,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中增添秦制应有而未有的儒家教义。引经入法赋予儒家经义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法律原则的功能,使儒家经义不再是法外之法,确立了中国古代法治体系内部法上之法的地位。汉家制度改变了以法为经的纯任法实践,完成了儒法共治的国家综合治理方案,确立了中国自有制度多源一体的制度框架结构。     

政府雇员制倒逼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

“政府雇员制”是政府以市场化运作方式雇用急需人员服务于公共事务的人事管理制度。作为地方政府改革的制度创新,政府雇员制在突破公务员的永业制、改变人事管理体制、实现技术精英管理等方面给公务员制度带来极大冲击。在中国实行政府雇员制,是政府改革的需要,也是满足政府职能动态发展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其具体实施需要制度的科学定位与法规政策的完善。     

日本终身雇佣制与中国固定工制度的异同及其改革

日本终身雇佣制与中国传统固定工制度形式上虽有相通之处，但在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具体运作过程和实际内容上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在其相通点上暴露出了共同的、无法克服的弊病，二者的差别对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后果。在特定历史阶段，为保持较低失业率、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二者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产物的固定工制度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必然被放弃；终身雇佣制也无法适应人口老龄化、知识技术经济兴起和全球经济加速一体化形势的要求，其弊病日益暴露出来。日本对终身雇佣制的改革以及该制度所特有的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富有弹性的多层次用工体系、企业承担消化富余人员的社会责任等，对我国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及搞好“再就业工程”具有借鉴意义。     

废除伯克制度与新疆建省

伯克制度是我国维吾尔族和中亚其它一些民族历史上的一种官制。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因俗而治,在维吾尔族地区继续沿用伯克制发,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之成为清朝政府地方官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清朝政府通过们克制改革,限制和削弱了伯克的权力,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缓和了维吾尔族地区的各种社会矛盾,对社会生产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但是,清朝政府对伯克制度的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维吾尔族地区农奴制的社会性质,更没有解决广大劳动人民与伯克之间的阶级矛盾,也没有彻     

略论汉代的皇家教育

本文主要对汉代皇家教育制度的演变、教育内容、教师地位、君主教育理论等内容进行了分析论述.文章认为,西汉与东汉的君主教育有很大的不同.西汉行师傅制,而到了东汉,侍讲制取代了师傅制.两汉帝王之师的人选,西汉昭帝以前多由“忠厚恭谨”型担任,而昭宣以后,转为“明经笃行”型担任.汉代的皇家教育对两汉文明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制度变革与价值冲突--近年来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评析

制度变革与核心价值的冲突是近年来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其制度变革与连续性、中立性、功绩性、对公众责任等核心价值的冲突 ,认为这一冲突本质上是韦伯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两种范式的冲突。在坚持公务员制度的核心价值不能被市场价值所替代这一原则下 ,认为两种范式的冲突将由现在的“冲突中并行”向“互补合流”发展 ,而不是“替代”。     

黎族经济发展史的补空之作──评陈立浩等主编的《历史的跨越》

文章指出《历史的跨越——黎族原“合亩制”地区的变革》系９４年出版的《黎族“合亩制”研究》的姐妹之作，并着重评述《历史的跨越》的意义，认为该书是研究“黎族经济发展史的补空之作”。     

普通民众参与刑事审判制度比较浅说

普通民众参与刑事审判是刑事司法民主的重要制度之一 ,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治安法官制度 ;二是陪审团制度 ;三是参审制。治安法官制度较少见 ;陪审制经历了一个从兴起到如今逐渐衰落的发展过程 ;参审制是大陆法系国家对陪审团制改造的结果。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实际上就是参审制。人民陪审制目前在我国受到冷遇 ,急需改革 ,西方国家参审制与陪审制的成功经验无疑可资借鉴。     

农民对不同林权改革方式的满意度存在差异吗?——广东农户对“均股均利制”和“均山制”林改政策的评价及比较

不同的林改方式会对农民间可行能力差异产生不同的影响,可行能力差异越大,农民的相对剥夺感越强,从而对改革政策的满意度评价越低.基于“可行能力—相对剥夺—满意度”的逻辑思路,采用广东省的农户调查数据,检验不同林改方式下农民对林改政策的满意度是否存在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民对林改政策总体评价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对以“分”为主的“均山制”改革的满意度高于以“不分”为主的“均股均利制”改革,“均山制”制度安排更有利于农民可行能力的塑造;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以“明晰产权”为主要内容)是农民行使可行能力的基础,配套改革(包括林权抵押、林权流转等)是农民提升可行能力的关键,两者都显著地影响农民对林改政策的整体评价,且主体改革的影响更为显著.应完善“均股均利制”的利益分配方式,并通过赋能措施降低赋权不公的负面影响,积极推进配套制度改革,提升农民的可行能力.     

论清代旗地占有形式的演变

旗地是清政府分配给八旗兵丁亦即旗人的土地，又称“份地”或“一般旗地”，是清代国有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旗地的土地占有形式，在清入关前和入关初，实行兵丁份地占有制，即土地由八旗兵丁占有和耕种。清中叶后，随着八旗份地私有化趋势加剧，清政府被迫改变旗地占有形式，由兵丁占有改为国家直接占有，陆续设立了八项旗租地、随缺地、伍田地等“公产”旗地，以维护旗地的国有性质。但旗地私有化的历史趋势是阻挡不住的。到清朝末年，几乎所有的滚地都已经转化为民间的私有土地。     

项目治乡：项目制基层执行中“规则转化”与治理

专项转移支付已经成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重要形式，项目制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目前研究存在“制度”与“利益”两种分析框架，两者对项目制价值的整体判断有着尖锐的对立。本文以“乡镇”为项目制的研究起点，用“变通”理论观照项目制的基层执行，把项目制在基层的执行要素分解为四个方面：制度、结构、关系和技术。本文认为，项目制执行除发包部门的官僚制运作外，还必须经常性地转化基层权力系统和启用社会机制，才能有效提升项目的执行力和实现项目的最终落地。     

地方高校博士研究生招生策略与人才选拔机制研究

我国的博士研究生招生开始恢复至今已有四十多年。随着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不断增加，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质量问题也愈发突出。各高校为获得优秀生源，博士研究生招生制度几经革新，不同院校甚至同一学校的不同学院招生制度都有所不同，有些还出现几种制度并行的情况。列述我国博士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演变进程，着重对博士研究生入学普通招考和“申请-考核”制进行比较，分析其运行中的问题、改善策略及其发展趋势，并结合佳木斯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招生改善策略探讨地方高校的招生出路。     

公务员竞争上岗制探析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这为新时期深化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指明了方向。为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于１９９８年发布《关于党政机关推行竞争上岗的意见》，要求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推行竞争上岗制。本文试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对公务员竞争上岗制的有关问题作些粗浅探讨。公务员竞争上岗制可理解为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作需要，按照公开、…     

唐代道制建设与改革三题

鉴于汉代州制演变最终导致汉亡的历史教训,唐代在道制建设与改革上进行了诸多的探索与创新。唐初的十道制与"因事而遣、事毕即罢"的运行机制较好地完成了巩固政权与地方监察的双重任务;武则天与唐玄宗时期官员们对地方监察制度规范化、常规化改革的阻挠延缓了道制的地方化进程;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毅然罢去开元十五道建制,使得唐王朝免于速亡的历史命运,而和藩镇共存一百多年;这都是唐管理阶层制度探索与创新的成功之处。然而,唐道终不免重复汉州的命运,表明在地方治理方面,古代的中央政府有着不可克服的难题,显示了中国古代制度文明力图超越自身局限的艰难与无奈。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务员制度创新的路径分析

为了应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挑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按官僚制运作的西方各国政府掀起了行政改革运动,公务员制度改革是其中重点之一.主要改革措施包括:调整结构,压缩层级,精简公务员;改革人事管理方式,增强制度的灵活性;重塑组织文化.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中国吸收了几乎所有官僚制的理念和方法,于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起公务员制度.但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制约,中国公务员制度发育不良,呈现出"官僚化不足".改革势所必然.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只能是建构理性官僚制,与此同时吸收一些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来克服官僚制的内在弊端,以增强官僚制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论汉代刑罚制度改革的历史背景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１６７年）下诏废除肉刑，着手改革刑制。对汉初文帝“除肉刑”之举，后世评说不一，大多认为是由于“缇萦上书”，引起文帝“悲怜”，体现了文帝的“德政”。本文认为，从封建制度确立到汉初，已历经三百多年，其间立法指导思想从“重刑治民”发展为“无为而治”，为刑罚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封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政局的稳定，则为刑罚制度改革奠定了社会基础。     

永佃制的法律经济分析

永佃制是一种重要的地权制度,与此有关的史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律研究等一直是较为热烈话题;它是租田制一种发展形式和新阶段;永佃制完全由中国社会习俗内在发展的结果;永佃包括了“永佃”“一田两主”、“一田三主”三个阶段,其间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发生较大的变化。永佃制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