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赠与任意撤销权的质疑——以赠与合同观的历史考察为核心

任意撤销权规则突破了契约必须严守原则,在实践上产生了诸多问题。从民法的历史渊源来看,罗马法中并不存在赠与为合同的观念。赠与合同观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念,托马斯·阿奎纳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念进行了发展,后期经院哲学家在托马斯·阿奎纳的自然法原则与罗马法规则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赠与为合同的观念。赠与合同的效力并非源于双方合意,而任意撤销权则是建立在赠与合同效力源于双方合意基础之上,因此,赠与任意撤销权的理论基础无法成立。     

对我国赠与合同定性的反思

赠与分为待履行的赠与与现实赠与两种.无论待履行的赠与还是现实赠与,都不能被定性为要物合同,这不但是因为交付在赠与中是赠与人的义务,不是一种非义务性的事实,而且是因为要物合同的本质为返还交付物,而赠与导致的是赠与物的永久移转.如果赠与不是要物合同,为确保赠与人的赠与决定是谨慎的,将赠与定性为诺成合同并配备任意撤销权的立法设计并不值得推荐,因为此两种设计有恰好相反的立法假定,相互矛盾.相反,将赠与合同改造为传统的要式合同更有说服力.     

论赠与人之撤销权

赠与合同为典型的无偿合同,无论是将其定性为诺成性或实践性的立法模式,在立法建构中,出于保持双方利益平衡的考虑,对赠与人进行特别保护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赠与人之撤销权便是这种优遇措施之一。     

关于赠与合同的几个问题

为使法律得到妥当的适用，就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解释。本文针对赠与合同在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一）赠与合同的标的应不限于财产之所有权，而应包括一切可以转移的财产和财产权利甚至是利益；（二）赠与合同不应理解为实践性合同，而应理解为诺成性合同；（三）为消除合同法有关条文之间的矛盾，补充法律漏洞，对赠与人之任意撤销权应依诚实信用原则作目的性限缩之解释；（四）对捐赠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理清赠与合同与捐赠二者之间的关系。     

赠与权人是否有权随意撤销合同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可以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作出。我国合同法第180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消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根据本条规定，对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或道德义务性质的项目作出赠与表示的，事后不得随意撤销；赠与人如果不积极履行赠与承诺，受赠人可以起诉要求其支付赠与款项。     

浅析促销赠物

关于促销赠物的法律性质问题,主要有契约说和单独行为说两种观点,契约说将促销赠物定位为附条件的赠与合同,有利于交易安全和维护商家与顾客双方的合法权益,契约说又存在两种分歧,一是认为促销赠物合同为诺成合同,一是认为是实践合同,综观《合同法》第十一章之规定,促销赠物合同为诺成合同更符合立法原意,为此,作为赠与人的商家,在发出购物赠物要约后,一旦顾客购买了符合商家要求的商品,合同即成立,商家必须承担按合同约定给付赠物的义务以及对赠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而受赠人无任何合同义务,同时,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商家享有撤销权。     

论赠与合同的性质

世界各国或地区关于赠与合同性质的规定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和差异性 ,我国理论界对此也产生很大争议 ,本文就结合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对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进行论述 ,阐明我国《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属于诺成合同 ,不动产的赠与合同为要式合同     

论韩国的赠与合同撤销权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赠与合同撤销权制度与民法规定的一般撤销权制度是有区别的。与我国相比,韩国《民法典》规定的赠与合同撤销权方面的规定比较完善。由于我国与韩国都属于东方文化的国家,因此韩国法规定的任意撤销权的限制范围、任意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亲属忘恩负义行为的撤销权和赠与人穷困状态下的撤销权对我国立法更具有其借鉴与启示意义。     

射幸合同合法性问题研究

自由是合同法的核心价值,限制自由要有充分的理由。在射幸合同问题上,限制其自由的理由主要是:不得严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严重损害当事人自身的利益。这既是有限的柔性家长主义的需要,也是尊重习俗和习惯法的需要。具体来说,对于对抗风险型射幸合同与激励型射幸合同,要尽量保护;对于经营性射幸合同,要严加控制,实行特许经营;对于其他类射幸合同,要在考虑习俗和习惯法之后,区别对待。     

对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的反思和重构————兼评新《保险法》第17条

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在实际适用的过程中屡屡被投保人滥用,成为投保人抗辩保险人合法利益的“万能事由”。在我国,该项制度的范畴仅指保险条款本身,其法理基础应是合同法对格式合同的规制原则。我国保险人说明义务制度需要重构,其基本思路是:说明对象为除“法定免责条款”之外的“权利义务条款”和“准权利义务条款”;说明方式原则上为“口头和书面”,“约定免责条款”例外;说明标准在“主动说明”时为“一般理性人理解”,而在“被动说明”时为“投保人理解”;法律后果则为“该条款不订入保险合同”。新《保险法》第17条仍需要修正,在说明对象上应排除“法定免责条款”,在说明方式上应增加对“被动说明”的法律规制,在法律后果上则应采用“不订入合同”规则。     

彩票的法学解析

彩票是国家为筹集社会公益资金而发行的供人们自愿购买并据以取得获奖机会的凭证。汇集闲散资金,造福社会公益事业,是彩票的本质特征,也是彩票的道德生命和法律生命所在。彩票具有国家性、财产性、合同性、社会性等法律性质。彩票运作中包含着多重法律关系,其核心问题是发行人与购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如何配置。     

中国彩票业治理创新：规制重构

中国彩票产业本质是一种具有行政垄断性、自然垄断性和公益性等多重特征的网络化产业,而目前中国彩票业治理疲软和问题丛生的根源就在于其政企不分、官商一体的监管发行体制,并导致部门利益侵蚀国家利益。有关政府部门只有重新定义彩票业规制主体,改变规制方式,从立法、行政、经济、审计等多个方面进行规制改良,重构规制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创新,才能促进彩票业的良性发展。     

公益彩券的公益目的及其制度保障

公益彩券的公益目的是公益彩券立法的基本价值.我国公益彩券在资金的分配、发行费用的流向、彩券公益金的用途等方面有违公益彩券的公益目的.完善公益彩券的运行体制是保障公益彩券之公益目的的根本途径,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设立独立的发行、监督和盈余分配机构;二是建立民意参与的机制;三是推进公益彩券发行机构的市场化.     

廣州市彩票購買者特徵分析

本研究現場問卷調查了廣州1101名彩票購買者,通過統计分析發现,廣州市彩票購買者以男性、中青年、中等偏上收入、具備高中至大學畢業文化的群體為主。他們購買彩票的持續年限長,購買次數频繁,每次金额不大,每月彩票支出佔月收入10%以下。購買的動機首先是尋求消遣娛樂,其次為赢錢。彩票業為人們日益增加的娛樂需求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未來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國家應進一步鼓勵和培育彩票市場的發展。但彩票購買者中有較高比重的人有過度購買的傾向,需要加以關注。     

有限理性與彩票消費——彩票購買者赢錢動因研究

人們購買彩票主要有兩種動機,一是為了消遣娛樂,一是為了赢錢。消遣娛樂的動機比較容易解釋,因為人有追求刺激和變化的需要,但赢錢的動機則難以解釋,因為購買彩票的返獎率只有50%,購買彩票赚錢總體而言是不現實的。行為經濟學的有限理性理論有助於這方面的解釋。按照行為經濟學的有限理性的理論,通過購買彩票赢錢的動機是人們"理性有限"的表現。具體的表現主要在如下方面:購買者對彩票遊戲的隨機性缺乏正確認識,以為通過自己選彩票號碼可以影響遊戲結果;錯誤地認為看起來更帶隨機性的號碼中獎的可能性更高;不知道中大獎的概率及其含義;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研究中獎號碼的規律;對差一點點中大獎的經歷產生錯誤的看法等。本論文通過對廣州1101名彩票購買者的調查,驗證了有限理性的理論對為赢錢而賭博的動機的解釋能力。     

公司公益捐赠正当性之法学与经济学探究

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我国的公司公益捐赠呈迅猛发展趋势。公司公益捐赠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由禁止到限制再到允许的发展历程。公司公益捐赠的正当性是引导和规范公司公益捐赠行为所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公司公益捐赠之正当性根基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对其深层次剖析必须以公司公益捐赠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发展趋势为基本线索。公司公益捐赠,因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由冲突走向平衡而具有合宪性保证;因公司负外部性之弥合而具有公平性机理;因公司独立人格之深化而具有主体性支撑;因公司社会性与营利性之双重属性而具有义动性与利动性根基。     

教育彩票发行决策与管理模式研究

发行教育彩票势在必行.我国彩票(含教育彩票)发行与监管体制必须进行改革,形成新的发行与监管模式.教育彩票发行决策过程中,要广泛吸纳公众的有益建议并做好试点工作,合理确定所筹集资金的投放方向,以取得良好效益.应加强对发行教育彩票所获公益金分配与使用过程中的监管,防止出现腐败现象,减少损失与浪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我国捐赠税收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税法关于捐赠税收制度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公益捐赠事业的发展.从我国关于捐赠的税收立法规定出发,分析了我国目前关于捐赠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完善捐赠税收制度的建议,以促进我国公益捐赠事业的发展.     

无偿献血机制面临的伦理困境及对策建议——基于昆明市公众的调查研究

为了了解公众对无偿献血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及行为态度,识别无偿献血机制面临的伦理困境,为完善无偿献血机制提供对策建议.作者以问卷调查为主,个人访谈为辅,对昆明市250名公众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无偿献血相关知识及政策的认知程度较低,仅有29.11％的被调查者参加过无偿献血;无偿献血机制面临宣传导向不正确、自愿献血困难重重、血站运行机制不合理等方面的伦理困境.要想走出困境,应该加强对无偿献血相关知识及政策的宣传,提高公众的认知程度;坚持公益性原则,理顺血站运行机制,消除公众信任危机;杜绝非自愿性献血,充分保障公众的自主权;完善无偿献血激励机制及保障机制,切实维护献血者合法权益.     

澳門博彩業早期的合同罰則

澳門博彩業自1810年以後逐步合法化,(?)姓、番攤、白鸽票等各類博彩生意逐步成爲澳府最重要的税收来源,澳门的社會經濟對博彩行業的依賴性也越來越大。經營赌業的利潤雖然豐厚,但風險也较高。澳葡政府在經過三十多年的摸索之後,於19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套被認爲行之有效的博彩業批给制度,把風險轉嫁给博彩行業經營者。政府爲各種博彩合同設定罰則,就是其中一種確保博彩合同有利於政府税收的執行方法。1882年6月6日的《澳门政府公報》,刊登了澳門公物會訂出的一份合同禁止條款及定刑定罚條款。這份曆史檔案反映了當時澳葡政府如何约束赌商履行合同條款,從中可探索澳门博彩業早期發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