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渡日本的宋元僧侣及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贡献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中国的佛教僧侣作为传播汉文化的使者,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早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著名高僧鉴真师徒二十四人就抵达了日本。他们一行不仅对日本佛教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日本汉文学的发展也产生过一些影响.其后宋元两代,又有不少中国僧人踏着鉴真一行的足迹飘洋过海,东渡扶桑。他们对日本佛教的繁荣所做出的贡献并不亚于鉴真一行,而对日本汉文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则更远在鉴真一行之上。     

鉴真东渡及其影响

鉴真自唐赴日传播戒律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以鉴真东渡为线索可以窥视当时的日唐关系。鉴真僧团前五次东渡均试图利用民船,可以推测8世纪日唐之间存在着民间往来。围绕着鉴真至日后的授戒,僧侣间出现了对立,这与当时的政治状况密切相关。鉴真用来创建唐招提寺的寺地,是继承新田部亲王宅地的盐烧王被贬为臣籍之后被没收为官地的。鉴真携带的天台典籍是最澄创建天台宗的前提。鉴真东渡遭遇的苦劳昭示了日唐间渡航的危险。     

鉴真在日本

译者按:鉴真是中日关系史上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五次东渡未果,在66岁高龄且双目失明的情况,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日本,携带了大量的佛经、佛像、书籍等.     

整饬戒律,用纠政弊——重读《天平之甍》剧本

今年,恰值中日文化交流先驱之一的鉴真大和尚诞生一千三百周年,东渡日本传戒一千二百三十五周年,圆寂一千二百二十五周年;又是日本著名诗人、剧作家依田义贤先生,把日本著名文学家井上靖先生的小说《天平之甍》改编成话剧并首演的二十五周年纪念。井上、依田两先生,多年来不遗余力地促进中日友好,殊堪钦敬。井上的小说,取材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七五三年,日本奈良时期天平朝胜宝五年)鉴真东渡传戒史实,全书五章记述日本留学僧(学问僧)荣睿、普照等人,随遣唐     

索真求实 时异日新——20世纪以来国内外鉴真研究的创获与思考

20世纪的鉴真研究一开始就因问题的性质而汇入了世界学术的潮流.中国大陆地区与日本的研究最为兴盛,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唐大和尚东征传>;二是鉴真生平与东渡经过;三是鉴真思想及其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当然在总结其成就的同时,对于其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缺失以及鉴真研究的前景也需进行一些探究,以期进一步推动鉴真研究走向深入.     

鉴真弟子法进的东渡活动与《进记》

法进作为鉴真的弟子,跟随鉴真东渡共五次。与其一同遣往福州买船备粮的“近事”,乃在家亲近奉事三宝、受持五戒的优婆塞。携带的“轻货”为铜器、真珠、翡翠等较轻且贵重之物。法进在海中遭难时曾有祈求海龙王,力助佛舍利失而复得之举。其所撰的《进记》记载了其赴日传法的活动。     

论唐代扬州为鉴真东渡提供的社会基础

唐代扬州为全国第一大都市,著名国际通商口岸,全国和东南亚物资集散地。经济繁荣,物产丰盛;商贾云集,百货丰足;水运发达,造船业兴盛;手工业发达,工匠如云;佛教兴盛,高僧辈出;文人荟萃,文化昌盛,为鉴真东渡和文化传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社会基础。     

大日本主义乎?小日本主义乎?——战前日本立国路线的论争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最后一次东渡日本,在神户发表过一篇演说,题名“大亚洲主义”,主旨却是讲“王道”与“霸道”,希望日本不要“霸道”。演说的结语是:“你们日本民族既得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     

东望扶桑意何如——评陈晖的《教育·社会·人》

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既有睦邻之间跨越千年的绵绵情谊,又有交战双方干戈相见的历史积怨。在古代,日本奉礼义之邦的中国为圭臭,心悦诚眼地接受了儒家文化的陶冶和指导,不论是在鉴真东渡的唐朝,还是在戚继光抗倭的明代,这一格局和走向都基本未变。到了近代,形势发生了剧变,日本转以西方列强为其榜样,变法自强,在亚洲率先实现了近代化,     

关于电视剧《鉴真东渡》

《鉴真东渡》是中国有电视以来第一部从正面反映真实的佛教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它的意义之所以重大在于鉴真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且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这也是党和政府对宗教的认识和政策发生重大改进的一个反映。     

试论一山一宁赴日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中的作用和意义

纵观中日关系发展史 ,佛教文化的东渐对发展两国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起着重要作用。虽然 ,中日两国古籍都记载 ,日本的佛教最早于公元 552年 (一说公元 53 8年 )由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入的。可之后的一个半世纪的 ,佛教文化的交流主要是通过中日两国僧侣的互访互学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 ,自隋唐以来 ,有一大批僧人 ,扬帆蹈海 ,历尽艰辛东渡日本 ,如唐朝的道旋、鉴真 ,宋元的道隆、普宁、正念、祖元、清代的心越等。他们大多是受日本僧人或之前寓居日本的中国僧人的邀请 ,去日本讲经说法。唯独元初赴日的一山一宁 ,是受元朝皇帝派遣 ,…     

百年前，中国也曾这样援助日本

正当你欺辱我们之时,我们与你抗争到底,当你落难无助之时,我们不仅不会落井下石,反而会向你伸出援助之手。这就是中国人的君子之风,也是中国的大国风范。大唐盛世之时,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赠给唐朝僧人千身袈裟,在袈裟边缘绣着四句偈子: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大唐高僧鉴真被长屋王的善举所感动,认为日本与佛法有缘,于是决定东渡日本,兴隆佛法,济度众生。     

东方艺术的探索者——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常任侠先生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常任侠先生是我国著名佛教艺术研究家。他出版过30多种著作,研究过汉代砖刻,日本的绘画、戏剧、文学。1922年,常先生进入南京美专学习,1928年进入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古典文学、历史、日语和梵语。1935年春,他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帝大文学部。在东京,常先生与郭沫若交往     

日本茶道与中国文物

茶道是日本文化的代表与结晶。在日本,有关茶道的研究已十分深入。但不能否认,其中就茶道而论茶道的偏主观性的研究居多。如对日本茶道中的美意识——“わび”(可译为闲静)的研究,大都在日本茶道的道具中去取证,最多也不过追溯至中世的文学。1本文力图放开视野,用客观的眼光从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即从中国文物的东渡及其对日本茶道的影响中来取证,以探讨“わび”美意识形成的物质基础。中国与日本有两千年的交流历史。在这两千年中,中国文物的东渡始终不断。随着日本社会文化的繁荣发达,日本人对中国文物的认识愈加深入,其喜爱程度也愈加执着…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研究与近代化的学术文化思潮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大量接受新思想。在１８９８—１９０３年间,他发表大量文章,以推进维新以来思想启蒙运动的继续展开。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对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介绍,以谋求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日后乃引致文化上以传统学术为主体的近代化思潮。其影响所及至今犹存,如９０年代以来的“国学热”远源,实可溯自梁氏开启的复兴与再造中国文化的未竟之业     

黄宗羲东渡日本史事考

东渡日本,是黄宗羲生平行事中一段不可忽略的经历。同、光之际,他的裔孙黄炳?辑《遗献梨洲公年谱》,即称之为宗羲生平三大案之一(《遗献梨洲公年谱》卷首《遗献梨洲公年谱叙》)。然而,由于在传世的黄宗羲遗著中,对这一段经历罕有涉及,以致引起后人争议,迄今悬而未决。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两种看法。雍、乾间学者全祖望认为,黄宗羲东渡日本在顺治六年冬,目的是为了向日本乞师(《鲒埼亭集》卷十一《黎洲先生神道碑文》),此其一。其二,近世学者梁启超于此则持异议,他撰文驳全氏之说,考订黄宗羲东渡日本为顺治元年,目的在于“避仇亡命”(《饮冰室文集》之十四》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一个是“避仇亡命”,一个是“乞师”邻邦,而且时间又相去五年之久,二者的距离是很大的。二说孰是,颇费推敲。以下拟就此试作一番钩稽,以求教于方家。     

朱舜水教育思想简评

朱舜水教育思想简评王凤贤朱舜水于１６５９年（南明永历１３年、清顺治１６年、日本万治２年）东渡日本。先在长崎目居６年。１６６５年，应德川光国之聘，以宾师身份，到江户及水户讲学。１６８２年４月，逝世于江户（今东京）。他从６０岁到８３岁，在日本居住达２２年...     

唐诗中的鉴真

鉴真作为唐代中日友好交往的象征,近年备受中日两国学术界关注,但是研究者多侧重于宗教、历史以及艺术、医学等,运用文学资料独辟蹊径者寥寥无几。日本学者藏中进较早注意到唐诗与鉴真的关系,指出唐人皇甫曾《赠鉴上人》实系送别鉴真之诗。这一独创性阐释,不仅对传统的鉴真研究形成冲击,而且也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增添佳话。本文在吸收和扬弃藏中进成果的基础上,对《赠鉴上人》文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认为《全唐诗》列为别题的“赠别筌公”应是正题,并利用唐人佚书《延历僧录》的资料,论证“筌公”或为鉴真名号;同时稽考皇甫曾与鉴真的人际关系,指出灵一、灵祐是皇甫曾与鉴真交往的接点,纠正了藏中进的某些观点,补强了藏中进学说的部分环节。     

初论日本近代百科全书

初论日本近代百科全书北京师范大学钟少华日本在现代化中有鲜明的文化变异，如果以百科全书作为一种导引剂，通过它去观察这个民族的文化进步，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会对中国有什么启发呢？笔者去年应竹内实教授的盛情邀请，得以东渡扶桑，以浓厚的兴趣来探索一番。本文就...     

学术性趣味性可读性完美融合的典范——读安藤更生吉川弘文馆本《鉴真和上》

吉川弘文馆本《鉴真和上》,是日本现代鉴真研究权威安藤更生博士生前撰写的最后一部鉴真传记。虽然写得比较通俗,但由于作者是在多年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如此,该传记在写法上还非常注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的完美融合,堪称名人传记的典范之作。同时也是一部研究鉴真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必读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