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社区公共服务,促进和谐社区建设

改善社区公共服务,丰富社区公共服务产品,是建设和谐社区的重要内容之一。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不清晰与社会管理的不完善是社区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的根本原因。现代社会的发展,国家权力将逐步向社会组织转移,改善社区公共服务就要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立有效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要求政府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科学地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因而,政府不断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将促进社区公共服务的改善和和谐社区的建设。     

城市社区是发挥社会职能的基本载体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原由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承担的社会职能逐步向城市社区转移,使社区建设成为社会的热点,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城市社区建设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因此,进一步探索社会职能转移与社区职能定位的衔接和统一,对于搞好社区服务和推进社区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

目前的政府体制需要改革,职能需要转变,建设成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现代政府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行政审批范围失控、收费和罚款过滥、政府本位利益和被期望职能缺失、体制交叉繁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具有的职能与责任不同,但都必须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     

大社区管理: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之重构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处于"社区制"阶段,社会结构转型中政府与社会成为社区发展的内源动力,转变政府职能、发展社区自治日益凸显。完善社区制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双向启动,从建设理念、运作体制、职责配置等方面共同推进社区管理体制转型,构筑自组织、自协调、自循环的大社区管理模式。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几点思考

城市社区建设主要包括 :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建设 ,社区组织职能的科学界定 ,社区组织建设和职能履行的资金保障。我国城市化社区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是 :正确处理城市社区与政府的关系、社区与市场 (企业 )的关系 ,建立健全自治的社区组织并明确其功能 ,获取充足的建设资金。我们应该借鉴外国及澳门地区经验 ,结合中国国情 ,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建设道路。     

问题与思路:从社区建设到社区发展

狭义的城市社区在经济上不能为大多数社区成员提供可依托的共同资源 ,而在政治上其民主自治还处于封闭的有限范围内 ,因而在社区的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城市社区家居性表层化结构。不同的社区建设模式的相对意义 ,包含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双重目标。在区位和内涵上区别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 ,对于深化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管理方式改革有重要意义。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是长期稳定的 ,而不是暂时性、过渡性关系 ,这是由政府的系统职能所决定的     

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比较研究：上海与沈阳

居委会作为街道办事处“派出机构”的角色在客观上已经凌驾于“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之上。相应地,居委会工作人员在长期担当政府代理人角色的路径依赖之下,主观上已经把与社区发展息息相关的日常政务工作建构为社区内部事务。因此,社区建设的实质是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建设,它需要国家力量给基层社会的自我运作让渡出一定的空间,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性的基本前提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一定要到位,创造性的制度变革是顺应不同性质组织功能的要求,构建“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政府）-社区管理委员会（社会联合体）-社区工作者（专业服务组织）-社区居委会（自治性组织）”的社区治理结构体系。     

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应理顺四种关系

社区建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热门话题。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期 ,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形成了由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共同促进的社区共建机制 ,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社区建设思路和模式。沿着这一思路和模式 ,当前的社区建设应着重理顺“四种”关系 ,即党政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和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关系。     

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中的制度、组织与价值

社会资本和社区、社区治理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城市社区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与社会资本的缺失或下降有关,集中体现在社区空间、社区组织和社区文化层面上的社区社会资本。因此,城市社区社会资本要培育作为制度空间的社区公民社会、作为组织资源的社区民间组织、作为价值机制的信任、规范、互惠等社区公民文化,发挥居民、社区各社会组织、政府行政组织以及社区文化价值的功能,从而实现社区治理的共治、善治和长治。     

社区矫正工作亟待创新的三个问题

社区矫正工作经过6年局部试点,现已进入全面试点阶段。然而,当前中国社区矫正工作仍然在观念、体制和方法等三个层面存在模糊认识,没有形成清楚的实践模式。基于北京和上海两地的社区矫正的经验研究,发现中国社区矫正在观念上需要进一步理清惩罚性司法与恢复性司法的关系,在体制上需要进一步处理司法行政和矫正服务机构的关系,在方法上需要处理社会控制和优势为本的个案管理的关系。     

构建节约型政府的制度路径

目前正当节约型社会的建设热潮中,节约型政府的构建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本文在阐述“节约型政府”内涵的基础上,从制度的视角分析了导致行政成本高居不下的制度原因,并探索了一条构建节约型政府的有效制度路径。     

试析美国金融危机中的政府行政干预

金融危机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宪政秩序是美国政府行政行为需要遵循的框架,政府行政干预是解决经济危机的有效手段,金融立法是政府行政干预的行为依据。创新必须要有监管,稳健的金融立法是稳定金融市场、防范金融危机的有效工具。金融立法应考虑效率与安全的平衡,有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经济情况,会选择不同特色的社会制度和行政运行机制,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扩权强县"与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提供更多的以公共产品为主的公共服务是转型期政府的主要责任和职能,政府为减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层级改革同样应考虑公共产品的供给。"扩权强县"是近年来在我国部分省区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采取的一种分权措施,这种以扩大县(市)地方政府权力为手段,以提高行政效率,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为目标的改革,对我国当前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了一定影响。     

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黑龙江省巴彦县乡镇撤并为个案

乡镇行政区划是地方政府组织系统的微观基础.乡镇行政区划的调整是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在政府职能转变、城市化发展和交通通讯状况改善的条件下进行的;它有助于减轻财政和农民负担,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和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有序推进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在探索乡镇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创新的问题上,黑龙江省巴彦县的乡镇撤并个案值得研究.     

房产“限购令”的救济瓶颈及其突破路径

房产"限购令"作为政府运用公权力干预市场秩序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当确保相对人享有完善的救济体系,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现行抽象行政行为的救济途径存在瓶颈,通过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补偿等若干路径,可以有效突破上述瓶颈。     

基于区域经济共同体的跨行政区治理体系建构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从普遍各自为政的"行政区域经济"向城郊一体的"大都市区经济",再走向突破城际省际边界的"跨界区域经济"的基本演变过程。跨区域经济共同体具有地理空间的相邻性和跨界性、经济互补共享与社会融合性、城市政府的高地理密度性和共同责任性。跨区域经济共同体建设面临多重体制障碍,建议积极构建多级政府、社会、市场、民众等多元参与的"跨行政区多层—多要素—共同治理"体系,并配套相关政策,包括制定《国家政府间关系法》,改革创新地方官员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绩考核体系,改革锦标赛式的官员晋升制度,设立公平、公正的跨行政区利益司法调解机制。     

体制内转换与体制外输入:农村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短期策略

作为一项专业性的工作,社会工作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才开始显示其必要性并逐渐发挥其积极作用的。我国目前还不大成熟的社会工作大多还是局限在城市社区,在广大农村社区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甚至是盲点。大量的工作与事务或有政府行为代替,或是由基层行政村处理,或是由农民自己解决,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农村社会工作者队伍基本上还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为此,重视和重建农村社会工作者队伍,充分发挥原有乡村基层干部队伍和社工村官这一农村工作新鲜血液的积极性,做好他们的角色转换和社会工作培训,是在中国特色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者队伍培养的一个短期策略,也是提升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各种社会问题的良好契机,此举将会对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及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我国社区矫正京沪模式的比较分析与选择

社区矫正试点以来,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对全国的影响最大,也较成熟。其中,北京模式强调政府主导,上海模式则偏重社会力量的参与。本文通过借鉴国外社区矫正的特色模式,建议我国创新"1+X"模式,在县级行政区划内打破行政界域,由司法行政机构实施社区刑罚执行权,矫正中的帮扶行为则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第三部门具体实施。     

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

行政的范围 ,既取决于不同时代 ,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 ,同时也取决于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成本—效益的认识。在传统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较小 ,政府管的事自然不多 ;在现代社会 ,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量大增 ,政府的职能和行政的范围是不是就应该和必然无限地扩张呢 ?行政国家、全能政府在为人们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许多复杂问题 (如“市场失灵”问题 )以后 ,又导致了大量的更为复杂的问题 (如政府腐败、社会腐败问题 )。于是 ,“有限政府” ,政府权力向社会 (“第三部门”)转化的方案提出来了。政府权力转化为社会公权力后 ,行使社会公权力的行为还属不属“行政”的范畴 ,应否受行政法的规范和控制 ?行政法的功能是什么 ?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对之有不同的看法。现代行政法在纠正传统行政法片面强调管理或片面强调控权的偏向后 ,正逐步形成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手段 ,以服务行政相对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目的的法律规范体系     

Extension of social insurance coverage to informal economy workers in China: An administrative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reviews administrative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decentralized social protection in China. In particular, what are the main obstacles to expanding social insurance coverage for workers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China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progress toward universal social protection when this target was set as a national policy priority. However, the social insurance enrolment of informal economy workers still lags significantly behind.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s definition of informali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overviews existing pension and health insurances in Chin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China’s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 and decentralized social protection in the multilevel government system. The article highlights that under a system of decentralized managed social insurance many informal economy workers choose to opt out of the system because of low benefits and high compliance costs. This result in deficits in social insurance coverage amongst informal economy work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