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罪犯的继承权

我国《婚姻法》第18条规定，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作为继承人的公民因犯罪获刑，除非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或其他继承人犯有某种罪行(如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遗弃或虐待被继承人以及伪造、篡改或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否则法律并未因此剥夺其应享有的民事权利。继承权人因失去人身自由无法行使继承权，在分割遗产时应保留其继承份额，     

清初流徙东北考

清廷在乾隆朝之前的近百年间曾源源不断将大批人犯流徙东北地区。作为清王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东北地区在满清初长时间被用作流放地,主要是由清初期特殊政治环境造成的。流放政策的形成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条例的方式确立,而条例的变化多体现在流放地点的改变上。     

A Study of the Prison Break and the Government＇s Preventive Policy during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Reign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在国内和外部诸因素的影响下,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监所人犯越狱情况非常严重,频繁发生。针对此类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当局相继出台了疏通监狱、对监所人犯进行教诲、加大对监所管理人员的惩罚,加强对监所管理人员的考核和分发等政策,以期防范人犯再度越狱。然而不断恶化的内外环境,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专政独裁的统治风格和功利性、不连贯的防范政策,均使其效果极微。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监犯越狱现象不仅没有根治,而且不断恶化。     

犯越与防范——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监犯管理研究

在国内和外部诸因素的影响下,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监所人犯越狱情况非常严重,频繁发生。针对此类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当局相继出台了疏通监狱、对监所人犯进行教诲、加大对监所管理人员的惩罚,加强对监所管理人员的考核和分发等政策,以期防范人犯再度越狱。然而不断恶化的内外环境,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专政独裁的统治风格和功利性、不连贯的防范政策,均使其效果极微。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监犯越狱现象不仅没有根治,而且不断恶化。     

秦汉“自出”非“自告”说

秦汉时期的"自出"并不等同于"自告"。自告是犯罪未被发觉之前,人犯主动向官府投案的行为;对"自告"可减轻或免除处罚。"自出"适用的是"逃亡之人"这一特定对象,对"自出"者只能减轻处罚。魏晋南北朝时,"自告"自首"混而存在。唐律对秦汉律继承革新,以"自首"替代"自出"与"自告"。     

司法文书语言刍议

司法文书是政法机关代表国家按照法定的程序,在处理各类刑事、民事案件等各项法律事务中制作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文件。例如公安机关为逮捕人犯而制作的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为起诉而制作的起诉书,人民法院为解决实体问题而制作的判决书,为解决程序问题而制作的裁定书等,都有着高度的政策性,鲜明的阶级性和强制性,是国家实施政策和法律的工具。司     

春秋决狱

一个人犯了罪,法官要对他进行定罪量刑。法官怎样进行这项神圣而庄重的活动呢?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派上用场了。这里的事实当然很明显是犯罪事实了。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它一般既包括犯罪人的危害行为及由其带来的危害后果,也包括犯罪人的心理,是犯罪人内在与外在的统一体。     

博兴农民武装暴动再评价

博兴农民武装暴动是武平省委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贯彻＂北方会议＂批评＂北方落后论＂的精神而发动起来的。暴动失败了,武平省委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领导人犯了＂立三路线＂、＂机会主义＂、＂逃跑＂、＂丝毫没有执行党的路线的决心,而且是有意消灭游击战争与阻止游击战争的发展＂的错误,这是对博兴暴动的歪曲诬蔑之辞。     

对人犯体格检查预防和打击牢头狱霸

提出抓住重点时期、重点对象，对人犯进行体格检查，同时与有关方面配合，有力地打击牢头狱霸，以稳定监内秩序     

失控的难民潮

避难所这个词源于希腊文, 指称一个避难的地方,在 那里人们可以逃脱国家权力的影响。传统上,避难所的地点是寺院。然而,如果在这神圣的地方寻求庇护的人犯有明显罪行,他就会被拒绝给予食物和饮水以迫使他离开这敬神的地方,从而使世俗的力量能够抓住他。 因此,从其根源开始,避难所必然伴有管理。300O年后,情况并     

量刑情节单复数问题研究

量刑情节单复数的判断应当围绕具体案件进行,其要旨首先在于量刑情节的界定问题。派生的构成要件不应作为量刑情节;在综合性构成要件中,只能将其中之一选定为构成要件,其他剩余的要件则转换为量刑情节。当量刑情节之间呈现结合关系、包容关系或竞合关系时,应当按单一情节对待;在一人犯数罪时,行为人的一次立功只能视为一个量刑情节,而行为人的未成年人身份及累犯情节应当按复数量刑情节对待。     

晚清秋审探析

秋审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死刑复核制度,由于晚清时局的变化,秋审各项程序随之进行调整。随着清末"司法独立"在实践层面的推进,各级审判厅的筹备与建立使原有的一省督抚职掌司法与行政的体制发生改变,秋审人犯的解勘随之变通,地方审判逐步走向专门化。各类秋审人犯的量刑在清末法律改革之后随着刑律的改革逐步变轻,审判原则也逐渐向西方法律靠近。从《新订秋审条款讲义》中新旧条款的对比,可看出尊西趋新的时代特性与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杂糅其间,反映了司法审判制度变迁的复杂性。     

青少年犯罪与家庭教育

在连续几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社会治安有了好转。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反复性大的社会问题,以克拉玛依为例,去年仅八月份,就先后又发生了八起大的流氓、抢劫、盗窃案,有的持刀撬锁、有的强奸幼女、有的大量盗窃公私财物……惊心怵目,发人深思。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近几年来,克市青少年犯罪率已上升为批捕人犯中的83.3％。     

论免予起诉

免予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审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或免予起诉，以及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认为被告人虽已构成犯罪，但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应免除刑罚，决定不将被告人提交人民法院审判的一项诉讼活动。凡属于免予起诉的对象，都应该是触犯刑法且具有相应刑事责任能力并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有罪的人．适用免予起诉的被诉人虽已构成犯罪，但从犯罪的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及所具有的情节看，具有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情节．免予起诉是由检察机关在认定被告人犯有罪行后根据被告人又具有的某些情节综合考虑后可以选择适用的一种处理方…     

论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现状、特点与发展趋势

一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严重社会问题。我国现状虽比其他国家为好,但比建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都严峻。它已成为众所关心的热点之一。据有关资料统计,五十年代青少年犯罪案约占全部刑事案20％,六十年代上升为30％左右,八十年代急剧上升,有增无减,1983年为60.2％984年为63.3％,1985年为71.3％,1986年为72.5％,1987年为74.3％,1988年为75.6％。目前在押人犯中青少年占75％以上,贵州比例,也很突出:1983年占     

剩余是一种财富

衡量富有和贫穷,很多人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谁挣得多,谁就富有。比如说,甲每月收入15万元,乙每月收入8000元,甲应该比乙富有。这是错误的观念。富有的定义不是谁每月工资挣得多,而且你每月"剩下多少",剩下的才是财富。     

存在的真理(续十)

宇宙人犯了熟悉的错误:他们按照单线性的历时的连续性来判断人的存在与虚无。而这就意味着:宇宙人为了使人免受苦难,就不得不使他们失去尘世的幸福。人的存在与虚无的辩证关系包括光明与黑暗、真与伪、美与丑、善与恶的统一。从绝对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认识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看得见的——甚至光,因为在绝对那里除了虚无的存在和存在的虚无,没有任何东西。佛教徒的涅盘——愿望,宁静!而宇宙人的世界——由于光而看不见的黑暗。只有准备落到人身上的虚无的存在,才能代替永恒的     

论罗马私法和中国官僚法的诉讼结构

诉讼结构决定法的形式甚至内容,这一深层结构可以直接追溯到文化中的权力关系、正义观念和信仰.不同的信仰背景的文化会造成迥然不同的诉讼结构.罗马法的诉讼结构是以神示(oracle)正义信仰为基础的“竞技型诉讼”,中立的第三方被认为是“神示的受托者”,因此判决(法)乃是神示正义.中国传统的诉讼结构则与神示信仰无关,对政治权力全能全知的信仰导致了一种极端政治化的诉讼结构:代表皇权的“州县”听讼决狱,诉讼者从一开始就被置于权力关系之中,对政治秩序的极端关切使得“父母官”与“人犯”处于天然的对立之中,“口供主义”使得刑讯逼供变成诉讼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要素.由此形成了一种“反权利”的结构,司法正义和基本人权形成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     

受雇损害伊利商誉案6名罪犯获刑

3月14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去年轰动一时的“雇佣”网络公关损害伊利商誉案的安某、肖某某等6个被告人犯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拘役和罚款。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检察院指控：2010年7月，被告人安某等为了宣传自己的一种儿童奶．花钱雇网络写手撰写攻击帖子．并在近百个论坛上发帖炒作．煽动网民情绪。     

三评《大俄汉词典》法学术语的译名

《大俄汉词典》中存在大量的法学术语翻译错误。本文以权威性俄语原文词书为依据，对21个法学术语提出了有一定说服力的、修正的译名，主要是：（无主物），（无主遗产）；（放逐），（流放）；（投票站）；（刑事法），（刑事立法）；（人犯），（犯人）；（生来犯罪学），（伤害罪），（法官独立），（扰乱社会秩序罪），（逃离部队罪），（活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