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派视角的新诗本体解读--评《新诗艺术论》

通过<新诗艺术论>流派视角的新艺术解读,提出新诗本体的核心诗学命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中外诗歌传统整合的意象艺术美选择;新诗传统整合的听觉艺术诗美本体价值取向;纯诗是新诗审美的最高境界.     

流派视角的新诗本体解读——评《新诗艺术论》

通过<新诗艺术论>流派视角的新艺术解读,提出新诗本体的核心诗学命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中外诗歌传统整合的意象艺术美选择;新诗传统整合的听觉艺术诗美本体价值取向;纯诗是新诗审美的最高境界.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之"变"

中国新诗发轫于翻译诗歌已是学界的共识,且不说作为白话新诗第一人的胡适依靠译诗<关不住了>来宣告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单是梁实秋"新诗,实际上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1]一说,便足以道出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不同寻常的因缘.从异质文化语境中引入的翻译诗歌当然会引起中国诗歌的变化,但这种"变"同时也会促进甚至强化中国新诗精神和审美艺术的发展,成为其背离古典诗歌传统而自立审美范式的主要诱因.     

论王、孟及盛唐山水田园诗的自然真朴之美

论王、孟及盛唐山水田园诗的自然真朴之美徐维熹盛唐山水田园诗是唐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在被誉为“诗必盛唐”的黄金时代里，此派诗人以其创作赢得了后世的不朽赞誉。因此，研究考察这派诗歌的美学价值，对干认识唐代诗歌乃至整个中国诗歌史的发展演变，无疑是...     

论新诗艺术潮流

从十九世纪末维新派文人倡导“诗界革命”开始,中国诗歌史进入由传统旧诗向现代新诗发展的演变过程。革新派的诗人们在漫长的历史途程中连续不断,前后相继,为创造同已经发展了的中国现代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及美学观念相适应的新的诗歌样式而进行了不懈的追求与实践。这种追求与实践不是单一的,而表现出各种不同的诗学观念,创作趋向的流动、交叉、竞争与累积,逐渐按新诗发展规律形成了各具自身功能而又互相联系、渗透的多元新诗艺术形态结构。这种不同的诗学观念,创作趋向即本文所述艺术潮流。潮流不一定必然产生流派,但流派总是比较集中地体现潮流的某些本质方面,甚至领起或推动某种潮流。     

"东方色彩"的自觉追求与建构--闻一多诗美实践与诗学理想再阐释

在中国新诗以“欧化”为“现代化”的转型期,闻一多因追求“东方色彩”而与时代主潮产生疏离。美国的新诗运动是促使闻一多审美潜意识中的“东方色彩”得以彰显的契机,但二者却有深刻的审美差异;尤其是进入现实语境后,“东方”更呈现出“他者化”色彩,闻一多以自己的诗歌构成对这一现实东方形象的逆向书写。就中国新诗发展的整体态势而言,闻一多这种偏向于“东方色彩”的诗美实践和诗学建构既有纠偏的一面,也呈现出自身的偏颇。     

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二三十年代世界文化氛围下新诗的多向发展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文化氛围下，中国新诗的多向发展走向了黄金时代，产生了不同风格的诗流派：１．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新月派”：２．着重抒内心感受，强调情与智、自然律动和心灵律动相结合的“象征派”；３．借鉴外国现代诗，又结合自己民族传统而创造了诗的散文美的“现代派”；４．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要求诗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革命诗歌。     

一个高度自觉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析“九叶”派的诗歌理论及创作实践

“九叶”诗派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一个高度自觉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本文从两个视角对“九叶”诗派进行分析:一、诗歌理论与文学批评;二、创作实践与艺术风格。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九叶”诗派之所以在时隔30余年后得以重新浮出历史地表为时代所认可,就在于它那高度自觉的现代主义意识与追求深度经验的先锋风格和新时期的诗歌期待视野产生了强烈共鸣。     

被隐匿的后现代——论中国当代诗史的理论防线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后现代主义成为中国学界的显学,对先锋文学的影响十分深远,可是,在第三代诗人的诗论文章以及众多中国当代诗史的学术论著,如洪子诚、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诗歌史》以及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新诗史》等书之中,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或讨论,形同隐匿。对于当代诗史发展的分期问题,这些著作往往舍弃后现代主义,改以诗歌群落和思潮流派的兴替,作为先锋诗歌的主要分期依据,刻意忽视第三代诗歌所蕴含的后现代特质。事实上,对于中国当代诗史的"后现代时期",依旧存在相当可观的诠释空间。     

论“九叶”派诗歌的现代化探索

“九叶”派主张在尊重新诗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更多地吸收西方现代派诗歌营养,重建新诗现代化格局。他们提出了新诗“戏剧化”的创作原则,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诗美智性化追求,并在诗歌语言和诗体形式方面作了大胆探索,其丰硕成果有力地促进了新诗艺术的发展,并具有丰富的启示性。他们融合中西文化,坚持现实主义精神,运用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的诗歌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写下了鲜亮的一页     

论郑敏对中国现代诗学的贡献

郑敏着眼于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总体目标,三十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现代诗学的诸多问题,为中国现代诗学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主要表现在:她高度重视诗与生命、诗与文化、诗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了要建立一种融生命诗学、文化诗学、哲学诗学于一体的具有更高境界的大诗歌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种种狭隘、偏激、平庸的诗歌观,提升诗人和诗歌的精神境界,中国新诗才能与世界诗歌发展同步,才有可能进入世界诗歌之林。她在"结构—解构"思维影响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新诗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主张:认为中国诗学建设要认真解决好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要树立正确的诗史观,编写"健全公正的诗歌史";要大胆消解对诗歌权威的迷信,从诗歌艺术、诗歌发展的角度去客观公正地评价诗人诗作;要重新审视权威的诗歌观,认识其不足及其负面影响;要消解中心,破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诗歌创作、诗学研究的误导;要正确处理思维与感觉的关系,重视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论作为新诗症候的晦涩诗学

晦涩诗学的提出主要以现代主义诗歌的晦涩风格为中心和契机,由此展开三个相互独立又同构的组成部分,即：新诗晦涩风格的内在形成机制;社会文化学因素在创作审美各方面对人的影响;审美接受的多义性及解诗学的建构等。其中,内在形成机制包括诗歌创作以潜意识为表现对象、使用狂欢化的语言艺术和“诗的思维术”三个方面。“晦涩风格”是新诗现代化变革的主要建设力量和成就所在。     

论闻一多对新诗发展的贡献(上)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闻一多是一个标志着新诗由初创期转入成熟期的重要诗人。他以爱国情思为凝聚点,以追求诗美为驱动力,在新诗领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如深化爱国主义主题,建立新诗的民族风格,变革新诗的艺术形式,开拓新诗的表现手法,创立中国的新诗美学等等,归结到一点,就是:革新诗歌的价值观。闻一多充分肯定新诗的审美价值,努力将新诗“纳入艺术之轨”,对于拔正新诗的“迷途”,探索新诗的“前途”,使之得以健康发展,无疑发生了至今仍然令人瞩目的深远影响。     

朱湘新诗中的民族神话意象研究

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意识的现代诗人朱湘,在其新诗创作中选用了大量的民族神话意象;同时,他注重将复杂的象征内涵与强烈的启蒙精神熔铸于意象建构中,借“古事”传达其讽喻现实、呼唤英雄与追求解放的现代理念。就审美层面而言,民族神话意象以其本身的超越性、非理性和原始性特质,为朱湘诗歌增添了灵动之美、韵味之美与拙朴之美;其在彰显朱湘诗歌古典美学风格的同时,也丰富了现代新诗的意象体系与创作技法。     

荆棘上的生命——20世纪30年代河南新诗简论

20世纪30年代中原大地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孕育了河南新诗的发展.一大批富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学良知的诗人承袭中原大地悠久的诗歌传统和"五四"新诗的熏陶,唱出了河南诗歌的最强音,形成了一个以现实主义诗歌为主流,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风格流派并呈的繁荣局面.成为30年代中国新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新诗在30年代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诗美的追求中构筑纯诗的世界——论后期创造社三诗人的早期新诗

中国新诗的发展嬗变固然有其社会、历史等外部原因,但归根结蒂是新诗自身内部矛盾运动和新诗不断追求自我审美超越的结果。尝试时期的新诗创作在完成了对旧体诗否定的同时,因形式的过分自由散漫及内容的散文化,使新诗逐渐丧失了诗的韵味和美感力量。审美的薄弱和创作的粗糙使新诗面临危机。后期创造社的三位诗人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新诗的尝试与探索的。他们基于对诗歌内在本质的真正感悟及对新     

论“五四”新诗雅俗契合的审美取向

中国新诗是在历史性冲突与文化变迁中成长起来的,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同诞生的,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也和“五四”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样曲折、复杂、多变。“从要把诗做得‘不象’到把诗做得‘象诗’,这一思路画出了中国新诗从孕育到成长的轨迹。”从历史和审美的视角去研究“五四”新诗,从“不象诗”到“象诗”正是经历了“文化回流”到“雅俗契合”的审美过程:“五四”新诗的审美追求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有它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由审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交互影响,共同决定的。     

新诗：在通向白话的途中——以早期新诗四个流派为中心

白话为诗是新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跃居诗歌正宗的核心环节,无限贴近口语和与土白的进一步分离,成为新诗语言形式探索的又一标志。象征派、新月诗派、现代派和中国诗歌会等四个诗歌流派．代表着此一时期白话诗史上四种既有差异性又互相联结的诗歌语言走向,白话本身在诗语层面有清晰而明确的流变脉络。在“白话”与“诗”之间,白话新诗始终以语言为再出发的原点。     

论闻一多诗歌的音乐美

人们常说,诗是“音乐的语言”,是最美的语言艺术。闻一多在创作实践中对新诗的抒情美、形式美作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开拓。一九二六年他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就是对新诗形式美的理论概括;而音乐美则是诗歌形式的本质特征,诗歌的其他形式要素统摄于音乐美。 “一切艺术都趋向于音乐”。在语言艺术中,诗歌的音乐性是最强的。离开了音乐美,就没有好诗。“古人诗即是乐”。诗在其源头上,与乐同为一体,是以歌唱的形式流传。直到今日,诗歌仍然是一种可诵性的语言艺术,往往更重视作用于听觉感受。音乐性,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质。黑格尔说:“音乐和诗有最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都是用同一种感情材料,即声音。”郭沫若说:“人类的语言发明之后,一种兼含着明确意识的音乐出现,它便是诗歌。”他们从不同角度一致肯定了诗与音乐的直接的内在联     

新诗史写作:可能与限度

通过比较《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当代新诗史》《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这三部新诗史对食指和朦胧诗这一个共同问题的不同阐述,可以较深入地探讨新诗史写作中不同的写作立场、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带来的可能性和限度.这三部新诗史能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进入历史,为我们阅读诗歌营造了不同的氛围,对读者而言,它们是互补的,共同为我们阐释那一段历史,突现诗人诗作,使我们获得一种对历史的洞察和评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