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保”首批试点地区农民耐用品消费促进效应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分位数回归与分解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检验“新农保”对消费观念的影响以及二者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根据是否参加“新农保”将农民分成两组,采用分位数回归与分解法比较两组农民耐用品消费并探讨消费观念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影响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新农保”使农民对未来预期更加乐观,从而增加了耐用品消费.新农保、消费观念正向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参加“新农保”的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没有参加的农民,在耐用品消费分位数分布的高端,两组农民差距更加明显,而消费倾向率是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经济支持与新农保在农村养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分析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对老年父母参与新农保的影响。主要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CHARLS）,利用spss的交叉列联表相关检验功能检验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与农村老年父母参与新农保的相关关系。发现有无子女的经济支持以及经济支持的水平与父母是否参与新农保是显著相关的。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与参与新农保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农村子女对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都会不同程度地“挤出”或“挤入”父母参与新农保。在鼓励参与新农保、提高待遇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家庭子女赡养的“反馈模式”,促进二者相互融合。     

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数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阻碍的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议,为探讨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境）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从农民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亲生子女数量的影响和亲生子女数量对农民后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两个角度,构建了理论模型,在2015、2016年分别对湘中和豫东农村1418、1416个户主家庭进行了调查,以各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为因变量,自变量分别为各个家庭当前社会经济地位、户主父亲以前的家庭成分、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等,对这些因素进行有序probit回归和研究。研究发现,无论在湖南农村还是河南农村,家境较好的家庭子女数量也较多,反之,家境较差的家庭子女数较少;假定子女数量真的影响当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回归分析表明,子女数量对当前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正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农村“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农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代际转移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对影响“新农保”政策有效性的非经济因素实证分析——基于广西4县市农村的调查数据

文章利用广西4县市农村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 探讨影响“新农保”政策有效性的非经济因素。研究发现:农民的文化水平、职业、家庭结构、养老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在不同程度上能影响到“新农保”政策的有效性; 不同的非经济因素对“新农保”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这一结论既利于增进对“新农保”政策的认识, 也利于寻找优化“新农保”政策的着力点。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基于对湖南省试点县数据的分析

农民的参保意愿影响因素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顺利推进的关键.基于对湖南省“新农保”试点地区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问卷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婚姻状况、政策了解程度、了解渠道、养老金发放情况、缴费便利程度和农民对新农保能否解决养老的认知等因素对农民参加“新农保”有显著影响.对此,可以从改善宣传方式、调整政策内容、完善配套设施和培养专职“新农保”经办队伍四个方面来切实推进“新农保”工作,以尽早实现“新农保”的全覆盖.     

“新农保”、消费观念与农民耐用品消费地区差异比较研究

综合考虑农村“新农保”参保观与消费观,根据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试点区域“新农保”参保对农民消费家用小汽车、电脑、摩托车等耐用品的影响。实证发现,“新农保”对农民消费电脑、摩托车促进作用显著,但对消费家用小汽车作用不显著。相较于超前消费观念,即期消费观念更能促进农民消费耐用品。“新农保”在东部地区的消费促进效应与全国相比差异较大,在中部、西部地区的效应趋同。应根据“新农保”的消费区域促进效应,因时制宜地充分发挥其对促进农民消费耐用品的作用,不断提高农民耐用品消费等级。     

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子女状况关联性分析——关于海南黎族的调查

在家庭养老依然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首要养老方式的情况下,探讨怎样的子女状况最令老年人满意,将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政策的制定。与此同时,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视角,对最为传统和最为保守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生育观的揭示,能为全面认识我国当前农村生育观提供有价值的参照。鉴于此,我们对海南五指山地区60岁及60岁以上的黎族农村老年人展开了实地调查,研究了子女数量、性别和质量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的关联性。结果发现,绝对数量上的"多子多福"和儿子性别偏好均不存在,但有无子女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子女过多或过少都将不利于老年人生活。儿女双全是老年人最喜欢的性别组合,且子女质量对数量更强的替代作用已经促使老年人形成了自愿生育控制意识。研究表明,加强农村家庭建设、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提高人口素质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与农民:新农保推行的“过程互动模型”

以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为学术起点,基于国家与农民的视角提出新农保推行的“过程互动模型”,明确其层面、阶段和研究单位,尝试构建一个新农保研究的分析框架,用以观察和分析当下中国乡村正在推行的新农保及其背后蕴藏的国家一农民关系的新变化。研究发现,在新农保的政策制定中,农民的部分权益牺牲在中央-地方的博弈之中。农民的行为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缺少独立性,但理性化趋势明显。新农保推行过程中国家-农民间的互动彼此形塑,一方面是政府向服务型转型,另一方面是农民自身权益意识的觉醒。     

农村家庭子女数量对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主要影响——对“三孩”政策出台及农民生育意愿深层分析

“三孩”政策出台后,全社会生育“三孩”的愿望并不强烈。不生“三孩”的背后,不仅是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的理性度量,更是精神压力的理性选择。将子女数量结构分为子女数量、儿子数量、女儿数量、有儿无女条件下儿子数量和有女无儿条件下女儿数量、子女双全条件下儿子数量与女儿数量等不同分类,研究子女数量对农村中老年人精神健康的影响。结果证明,子女数量的增加显著负向影响农村中老年人的精神健康,而这种影响不是在父母步入中老年后造成的结果,而是精神压力长期积累的结果。提出加强政策关注、优化公共服务、营造文化氛围和做好转移支付等对策建议。     

农民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因素

基于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凤翔县、岐山县3个县区农户抽样问卷调研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参与新农保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职业、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面积、家庭60岁以上老人比例、养儿防老观念、是否认为缴费标准合理、养老负担减轻程度、对村干部工作满意度、参保程序是否便捷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参保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家庭子女数量、意愿缴费档次、村集体经济状况和邻里互助情况对参保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转变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观念,树立科学养老意识;加强政府对新农保的宣传力度,使农民真正了解到新农保的详细信息;拓展多种养老模式,减轻子女及政府负担。     

新农保个人筹资能力可持续性分析

［摘要］新农保个人筹资能力的可持续性关系到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采用2009年的数据，通过短期静态分析发现：从全国来看，农民个人具备新农保的筹资能力；分地区来看，除陕西省外，全国其他省份的农民都具备新农保的筹资能力；从按农民人均纯收入分组的户数比重来看，中国大约有5.60%的农户负担不起新农保个人缴费。运用ARMA模型，通过长期动态分析发现：从全国来看，只要农民的收入能实现持续增长，未来农民完全有能力承担新农保缴费。为实现新农保个人筹资的可持续性，建议明确界定“缴费困难群体”的范围，努力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     

二胎时代农民生育观念研究——基于安徽省C村的调查

生育意愿和意愿生育数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不同.随着“二胎政策”的落地,生育政策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个案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在定量与定性分析法的基础上从理想生育数、理想生育性别、生育动机等方面来探讨我国农民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理想子女数趋向于二孩,性别偏好开始弱化,生育观念趋于理性化发展.农民的生育动机逐渐将个人家庭幸福和社会责任相结合,生育意愿与实际具体的生育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从传统生育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变,从落后、保守向文明、开放化方向转变,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工作状态、精神风貌也向现代化迈进.     

生育的经济、产权与市场调节探讨

中国用国家力量控制生育的办法,正付出越来越大的社会代价与管理成本.生育是有经济动机的,生育权也可以看作一种产权.在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与人均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在家庭中,养育子女数量与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假设我们政府规定,每个家庭可以拥有生育子女的产权,这种产权可以转让,而获得货币,也可以用货币购买生育子女的产权.那么,在偏好子女数量的家庭、偏好收入的家庭和政府之间,将产生帕累托改进.     

马鞍镇“新农保”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为确保新农保工作顺利，除了大会宣讲外，马鞍镇通过宣传栏、悬挂标语、发放“新农保政策解答”等宣传材料，并要求工作人员进村入户，通过面对面的帮农民算好这笔“帐”，使广大农民切身感受到新农保给他们带     

"新农保"首批试点农民耐用品消费层次与区域差异比较研究

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为基础,探讨新农保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层次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新农保对农民生存型、发展型耐用品消费影响显著,对享受型耐用品消费影响不显著.主要结论:陌生人信任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比大众信任大,新农保在中、西部地区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较一致,在东部地区的影响和全国相比情况差异较大.建议:因地制宜发挥新农保对农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扩大农民耐用品消费.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意愿研究———基于有序 Probit 模型的估计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发现：年龄、学历、家庭总抚养比、认为新农保是否划算以及对新农保试点的态度对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土地面积对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将农民群体的年龄和身份类别进一步分组估计,发现不同年龄组和身份类别的农民群体参保影响因素存在着一定差异.在对估计结果进行解释的基础上,提出提高农民参保意愿的政策建议.     

新农保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以江苏三地为例,分析了研究区新农保的运行现状,剖析新农保运行过程中存在捆绑式参保引发家庭矛盾、政府补贴地区差异大、代理单位服务态度欠佳、年轻人参保意愿弱等问题.提出了坚持自愿原则、缩小政府补贴地区差、做好新农保窗口服务、加强新农保宣传等一系列对策.     

转型期子女数量与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村养老影响实证研究——以安徽和四川为例

本文以贝克尔家庭生育决策分析框架为基础,通过农户养老效用模型和安徽、四川农村实地调研数据,对子女数量、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村养老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和检验。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支持和精神慰藉比生活照料对养老影响更加直接,与“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不同,子女数量对老人幸福的影响并不显著,子女质量(人力资本积累)才是影响养老经济支持的关键,生育决策是人力资本投资和养老保障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说明,随着农户对子女数量依赖性降低以及农村养老体系完善,即便生育政策逐渐调整,农村生育率仍可以保持在稳定水平,有针对性地加强农村地区公共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民收入和经济支持,重视社区养老和精神慰藉,才是转型期改善农村养老状况的有效措施。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财政管理问题研究——以某省会城市四个县区的改革试点为例

2009年8月,中国开始在全国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试点改革。“新农保”一是实行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养老待遇;二是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办法,地方财政需要对农民缴费实行补贴。作为一项再分配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新农保”试行阶段已经表明其受到了贫困地区农民的欢迎,基本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这项新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养老保险存在地区间的不均衡,“新农保”运行成本给地方财政造成了新的压力,“新农保”和其他涉农社保政策无法有效衔接等。为了进一步完善“新农保”政策,上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应该更充分地使用转移支付,平衡地区间差距;财政部门也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农保基金的管理;政府主管部门应着力解决好“新农保”和其他涉农社保政策的对接。     

江苏省农村养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江苏新农保发展领先于全国,但农村养老问题仍十分突出,表现为年剩余积累少,个体自我养老保障能力有限;子女人数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家庭代际养老保障功能弱化;新农保养老金额偏低,新农保养老保障能力不强。其主要原因是农民收入低,土地养老功能弱化,子女养老意识淡薄,养老保险城乡差异大。认为应提高农民收入,强化土地养老,重视家庭代际养老,发展商业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