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下的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波动率缓和、经济增长收敛与经济长波态势

经济“大缓和”、“大波动”、增长型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收敛是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然而,鲜有研究将这些概念彼此联系、相互统一并给出逻辑性解析。在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典型化事实梳理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增长型长波这一重要的经济概念。研究发现:“大缓和”和“大波动”都是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必要形态,它们的平顺交替是增长型经济周期连续出现的前提;而正是连续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出现才能促成经济长波;通常,在发展中国家追求赶超的道路上,经济长波的出现是最理想的增长路径,长波的前期对应着经济增长“绝对收敛”,中期对应着经济增长“条件收敛”、而后期则对应着经济增长“集团收敛”;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中高收入集团”,这与首轮增长型长波的成功实现密不可分;而中国新一轮增长型长波的理想形态则是以“十四五”时期的新发展阶段为起点,长期围绕中高速趋势盘桓,这是中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亦是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百年中国梦的经济保障。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互动机理与中国表现

“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导产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方式可实现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也能够利用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契机，进而有利于促进相关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样本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主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的同时未能及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经济学视阈下“中国式幸福”的构建要素与路径探析

美国式幸福是一种偏物质主义、高消费的幸福,北欧式幸福是一种经济富裕、高福利的幸福,不丹式幸福是一种物质生活朴实、注重精神生活与社会平等的幸福。“中国式幸福”应是一种经济水平适中、物质消费能满足需要、强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和谐、注重经济公平、追求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幸福。从经济学视阈分析,经济是幸福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GDP、收入增长、稳定价格、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是构建“中国式幸福”的五大经济要素。做好“加减乘除法”是“中国式幸福”发展的经济路径。“加法”即通过GDP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使经济幸福资源增加。“乘法”即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活质量,以提升国民幸福质量。“除法”即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使幸福的分配更加公平,更多的人享有幸福。“减法”即通过减少经济中的负面因素。从而降低“经济痛苦指数”,提升国民的“幸福经济指数”。     

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

本文指出 ,近年来 ,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动荡的大背景下 ,“软着陆”之后的中国经济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但经济增长率已连续几年呈下滑之势。究其原因 ,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正处在体制转轨的深化期、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和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 ,三大转换的交叠重合使经济回升的难度明显加大。作者认为 ,经过这一轮重大调整 ,中国经济未来增长与波动将可能出现“缓起缓落”与“长起短落”的新态势     

我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上世纪 80年代、90年代初的高速增长 ,至 90年代中后期增长速度逐步放缓。据报道 ,到 1999年底增长率已跌至 7.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于2 0 0 1年 4月发表的分析报告指出 ,我国经济增长减弱的趋势近期仍有继续的迹象。因此深入分析研究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 ,探讨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 ,从而提出某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显然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有较大的现实意义。1　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初步分析1.1各种影响的确定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国民经济总需求 (AD)由居民与政府需求 (C)…     

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再议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

本文认为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的基本特征是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这是日本根据其战败国地位所确定的一种发展战略。天皇晋见麦克阿瑟是政治的“低姿态”的开始，之后，各项民主改革是其继续。日本政府的政治低姿态是服务于先把经济搞上去的经济的高姿态的。其结果，日本经济在战后第一个十年得以复兴。在之后的两个十年间，日本政府有意识地贯彻这一战略使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最近这两个十年间，尽管其间或提出成为政治大国的要求，但纵观全局，日本历届政府仍基本遵循这一战略。避免同美国正面冲突，在同中国和东盟国家交往中表现低姿态。总之，这一战略促成了日本今天的大国地位     

试论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软着陆”

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宏观调控已达到了预期目标,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本文阐述了实现“软着陆”的进程,并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问题两个方面进行了经济学分析,提出在新形势下宏观调控应以调整结构为重点,规范调控主体的行为以及构造必要的调控客体,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谋求经济结构升级等问题。     

从刺激政策波动看政府公信力

“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是中央政治局议决的201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五个注重”，在这一总纲观照下，2010年作为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     

中国经济增长中长期预测的比较分析

文章对近年来国内一些知名学者和机构用不同方法和模型对中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作出的预测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部分预测结果进行了验证,发现专家们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差别很大,不过他们的预测也有相似之处,就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率将呈递减的态势,比如绝大多数的预测是中国在2010年之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放缓至6%左右,这似乎说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阶段将要结束,但是对于导致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却是见仁见智。文章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分析的政策意义在于提醒政府应该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中低速增长做好准备。     

凝心聚力主攻四季度 扎实工作确保好开局——市发改委对四季度经济工作的建议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国民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呈现速度加快、结构改善、质量提高、效益提升的发展态势，可望出现“十一五”规划良好开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与“自由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效益原则也引发了许多矛盾。在竞争面前,一些人束手无策,另一些人又不择手段地一味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导致人际关系冷漠,一些领域道德失范,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的物化现象,影响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实际上是“经济人”与“自由人”的矛盾。只有正确认识“经济人”与“自由人”及其辩证关系,才能解决“经济     

社会转型、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经济转型包括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转型 ,以市场化为方向的体制改革 ,以集约化为方向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据新时期改革和发展的新问题赋予了经济转型以新的内容。将小康社会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阶段来推进 ,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确认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赋予了体制转型新的内容 ;新型工业化则可以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泡沫经济崩溃后的日本中流意识

近年来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中流意识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中流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中流意识消失”说;有的学者认为日本两极分化严重,社会被分成了“胜利组”和“失败组”;还有学者认为日本已经沦为“下流社会”。在以上诸观点的基础上,从历史与现状的角度对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的中流意识进行了探讨。     

中国、东亚和世界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变的新阶段及其意义

进入90年代后的中国经济进入了再重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的持续、高速级济增长的新阶段；东亚经济进入了以内部化和整体性为主要特征的咬合联动的经济增长新阶段；世界经济已接近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上升期，估计其上升期可能在2000年前后展开。东亚很可能成为这一上升波的主区域之一。中国由于经济增长和结构性转变新阶段所孕育的巨大的“中国机会”，而可能成为这次上升波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机会”的出现不仅对中国和东亚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中国面临着由东南沿海市场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奇迹”逐步向全国统一大市场、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中国奇迹”的转变。     

中国奠定和平利用太空基础

赋予“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内涵谈到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韩宝江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五中全会公报颇多新意，如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一老话题赋予了新内涵，这在整个“十一五”规划中是一个具有红线性质的提法。如果说过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是一种选择，那么现在就是一种必须。     

中国将建成全球资本的“避风港”

摩根士丹利全球主席兼首席执行总监裴熙亮今天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世界经济普遍放缓的情况下，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有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裴熙亮此次来北京主要是拜访客户并探求进一步与中国相关企业和部门问的合作。他表示．由“9·11”恐怖袭击事件引发的全球经济放缓，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出口等产生一定影响，     

论“经济净福利增长”:“第四产业”与经济增长的重新定义

“非典”疫情业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应重新看待经济增长。应尽快用涵盖“第四产业”的经济净福利增长(NEW)取代与环境、生态恶化相伴随的畸形经济增长。即在实质上用NEW计量指标取代GNP(或GDP)。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探析

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重要战略转型期。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使中国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重大的战略选择,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而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需要适应"新常态",抓住"新常态"的大好机遇。经济"新常态"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有利契机,因为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动力的转换,给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顺畅的建设路径。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

为什么中国经济在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持续出现“宏观好 ,微观不好”的局面 ,即在企业效益低下的情况下GDP高速增长 ?本文有以下分析研究结论 :第一 ,国有企业的行为方式是费用最大化 ,导致经济流量 (GDP)高速增长、个人收入超分配、资源向非国有部门漏出、而国有企业利润低等后果。因此 ,国有企业的利润低下并不妨碍GDP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模式成本极高 ,其直接后果是形成巨大的银行不良资产。第二 ,以毛利润率相比较 ,国有工业企业要明显好于非国有工业企业 ;但是 ,如果以剔除了相关费用的净利润率相比较 ,非国有工业企业反而要好于国有工业企业。第三 ,在 1 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警醒下 ,中国在 1 998年开始严格银行贷款标准 ,它启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表现在宏观上就是中国的GDP增长率略低和增长质量的提高。在此期间 ,非国有企业日益壮大 ,为平稳进行产权改革提供了经济基础。第四 ,积极的财政政策 ,作为短期至多是中期的对策 ,是弥补GDP增长缺口的次优选择。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靠改革 ,其重点一是明晰产权 ;二是完善税收制度 ,适当降低税率并加强征管。如果做到这两点 ,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宏观好 ,微观也好”的和谐局面。     

“中国式增长”的减速与转型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这是一个备受世人关注的问题。经济增长理论和高速增长经济体减速的国际经验能够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基于PWT8.0数据的核算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投入增长率的下降使得中国在未来10年内难以实现8%以上的增长;参照日本和韩国经济减速的经验,在未来5年之内,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下降到6%左右。在当前背景下,如果强行维持高速增长反而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应该主动适应中速增长时代,并从关注经济增长速度转向更加关注增长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