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律化及其限度--近年我国道德法律化问题研究综述

针对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道德领域出现的混乱与失范状况,道德法律化这一命题又被我国许多学者重提,并在道德法律化的界定、理论与实践基础、范围与尺度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道德法律化”的人性论基础

本文通过对"道德法律化"内涵的界定,论证了"道德法律化"不是简单地将道德转化为法律,而是法律调节范围的扩大化.并从人性的角度论证了"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论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中的两种主要调节方式。在道德与法律的互动过程中,道德越来越法律化。道德中的正确理解利益、正义以及应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的观点是道德法律化的价值基础。我国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缺失现象要求法律对道德加以补救,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道德规范的多元性以及强制性特点也需要法律对道德规范加以补充。     

当前我国社会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可能性与方向性分析

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某些社会问题无法仅仅依靠道德规范来解决,亟须将某些软约束的道德规范上升至具有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层面即道德法律化,以此来解决社会问题、稳定社会秩序。道德法律化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是,需要对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具备合理性认识,一个社会中的道德与法律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我国传统伦理法中蕴藏了丰富的道德教化资源,道德法律化具备了理论和现实上的可能性。在道德法律化的进程中,需要重视道德之于法律的内蕴及拱卫作用,应以法律道德化作为道德法律化的依托和向度,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二者间的相互支撑作用,避免单一道德法律化路径可能产生的弊端和问题。     

道德法律化的分析

道德法律化的学理基础是道德和法律的内在共性和道德自身的非完满性,但道德和法律毕竟属于两套独立的规范体系,两者在内涵和功能上存在着诸多的差异,这使得道德法律化存在一定的限度,只有那些对社会秩序维系至关重要的基本道德才能进入法律的视域,高层次的道德不宜转化为法律。     

试析中国古代道德法律化之利弊

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持手段,是所有文明共有的现象,两者既相互渗透,又有差异。道德法律化是古代乃至当今法律实践中经常出现且不断引起纷争的问题。对中国古代道德法律化的表现、本质、利弊的分析,可为完善当今法制建设提供依据。     

略论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和要求,道德治理能力的提高意在其中。道德治理可以从目的论角度和手段论角度两个方面来理解,承担"扬善"和"抑恶"两个方面的社会职能。当前社会治理的主要功能是"抑恶",但从根本和长远来看,道德治理意在"扬善",完善人的自我发展。借鉴现代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要求来分析,道德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体现在:道德治理的主体多元,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制度化,道德治理理念的现代化,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道德治理的灵魂作用。     

关于道德法律化的思考

道德法律化不仅具有内在依据,同时还具有形式和外在的依据及可能性。但并非所有道德都可以转化为法律。某种道德规范是否应该法律化,关键要看其对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和正常运行,以及发展地位和影响。法律固然重要,但它不能取代道德规范。因此,在进行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中要防止泛法律主义,要准确把握道德法律化的限度及分寸。     

道德的法律化分析

道德与法律具有内在同质性使道德的法律化得以可能 ;通过道德立法 ,加强制度建设以及思想道德教育 ,实现道德的法律化。然而由于法律与道德内涵的差异性 ,又导致了道德的法律化存在限度     

行政道德法律化的限度思辨

文章从德与法的辩证关系切入,对行政道德法律化的限度进行思辨,需考察其下限与上限两个维度。行政道德法律化的下限存于抑恶扬善、提高强制性,凸显从行政道德转为行政法律的必要性;行政道德法律化的上限存于德与法的辩证联系,须考察法律之缺陷、道德之特性,强调社会的多样性。德法共治才是我国合理的治国方略。     

论道德的有限法律化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们党的治国方略,而道德和法律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在我国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当前阶段,把道德法律化作为道德建设的首要方式,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同时,这种法律化又必须是有限度的,应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平衡的关系。     

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批判哲学基础

"道德形而上学"是康德伦理学体系独具特色的核心观念,它缘起于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代表着康德对形而上学"实践论"而非"知识论"存在范式转换的全新理解.总体上看,"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一个"纯粹实践理性的概念和原理体系",其系统化的理论建设包含两个重要方面:其一,以纯粹理性为伦理道德奠基,确立和阐明道德实践原理的最高原则;其...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失范的原因及对策刍议

道德失范是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我国现阶段所存在的道德失范现象主要是由于目前的社会主义道德理论、道德规范不完善;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道德建设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的保障与支持以及道德教育发生了曲扭变形所使然。要扼止道德失范现象,必须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加强道德人格建设,极力推进道德法律化、制度化进程,真正落实道德教育。     

论韩非法学思想的人学基础

韩非的法学思想不是冷酷无情，不是构建在人性恶之上，不是脱离人道的“杀无赦”，而是充满着法意人心的激情，是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人学。儒家将法律道德化，法家将道德法律化，在这两条道路中，韩非是后者的代表，闪耀着道德法律化的光辉。韩非法学思想建立在他的人学基础之上，人学是关于人的解放与对人关注的学问。韩非的法学通过变法、重刑、刑尝、平等而关注着人的本能性、历史性、社会性、自由性等。本能性、历史性、社会性、自由性是人之为人的内容，也是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实现的内容。韩非以人为本将道德法律化构建了他的法学思想，他的法学思想既是人学思想的体现，人学思想又是法学思想的基础。法学即人学。韩非的法学思想为当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     

道德制约权力:现实与可能

道德制约权力是权力制约的重要方式,是对其他权力制约方式的补充和超越。道德制约权力能够提升权力主体的道德境界,保障权力运行的道德取向,并从源头上遏制权力腐败。但从政治实践来看,道德制约权力的实现存在三个层面的问题:权力主体层面由于自利性在市场交换原则下的扩张,导致权力主体道德信念的蜕化;道德自身层面由于道德法律化不健全和道德社会监督不完善,导致道德他律的缺失;组织环境层面由于公共组织道德制度的扭曲,导致道德氛围的衰败。道德制约权力的实现需要四个方面的相互配合:一是创新道德教育,弘扬从政道德信念;二是完善道德立法,明确权力运行的道德边界;三是推进道德问责,强化社会舆论的道德监督;四是匡正道德制度,提升公共组织的道德氛围。     

论网络道德建设与个体道德自律

网络道德是伴随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出现的新型道德体系,由于网络的特殊性,使得道德他律的作用大大降低,因此网络道德建设重在个体道德自律.道德自律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在道德意识层面树立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和规范意识;在道德实践层面不断进行自我约束、自我保护和自我完善.道德自律可以弥补社会他律在解决网络道德上的不足,可以引导网络主体进入"慎独"境界,可以促进网络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应建立网络主体道德自律机制,进行网络空间的道德调控.同时加强网络主体道德修养,培养网络主体道德自律精神.     

论道德治理的限度

道德治理是通过发挥道德作用的方式对社会各领域中的道德问题展开的治理活动。由于受长期的道德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伦理型文化的浸淫,加之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与人的存在方式的多样化的影响,道德作为治理手段也存在着局限性,因此,道德治理必须保持清晰的界限,维持合理的限度。过分夸大道德治理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出现"道德泛化"现象。合理把握道德治理的限度,需要在道德治理观念上摒弃"道德万能论";需要契合道德自身的结构;依据现代社会特征进行道德领域的差异化治理;在道德治理方式上坚持多种治理方式并进;正确对待道德的法律化。     

伦理学的“扩展”与道德标准的“削弱”

在当代,道德问题正在逐渐替代知识问题成为哲学的核心话题。伦理学在内涵与外延方面得到"扩展"的反面,道德标准却渐趋"弱化"——"强"道德标准或被"弱"道德标准代替,或成为中立化的叙述。似乎显得悖理的这两种信号实质上宣告着一种"焕新"的道德实践研究时代的到来。     

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法律化探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相为表里,甚至融为一体。在今人看来纯属道德范畴的事情,恰恰正是传统法律重点制约规范的对象。加强对传统社会中道德法律化的研究,特别是对道德法律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表现、历史演变及形成的原因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客观评价传统法律体系的历史作用及对现实的影响。     

加强网络道德建设的思考

网络信息的飞速发展对社会特别是对人们的思想、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使网络信息快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加强网络道德建设,使之不断规范化和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