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英文)

作为“权利”的学术话语权,主要有创造更新权、意义赋予权、学术自主权等类型;作为“权力”的学术话语权,主要有指引导向权、鉴定评判权、行动支配权等类型。这些也体现在中国社会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中国社会学初创阶段,严复等人在社会学本土化和学术话语创新方面进行了尝试。费孝通经历了中国社会学前期发展阶段近20年及后期56年全过程,其学术历程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史具有典型意义。在理论自觉基础上努力达致学术话语权的制高点,是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格局边陲走向中心的一条必由之路。     

都市运动研究：理论传统的界定和中国经验的嵌入

在西方学术语境中,都市运动（或称都市社会运动）代表了和主流社会运动研究截然不同的学术和理论传统。都市运动成为近年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但没有被置于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之中。本文从批判性地考察中国学者对“都市运动”这一术语的“借用”开始,然后对西方的都市运动研究的理论脉络进行梳理,突出揭示都市运动研究和主流社会运动在理论观点和研究旨趣方面的差异。文章认为,西方都市运动研究注重学者参与和立足社区的传统,对今天中国的实证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社会学新进化论

30、40年代进化论的复兴是人类学特有的现象。这只是说，它是由那些自认为专业上属于这一领域的学者促成的。而实际上，社会学在大约20年后也经历着自己的进化论复兴，只不过这一复兴产生了一种与唯物主义论显著不同的理论，社会学中的进化论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帕森斯的影响下发生的。我把在帕氏影响下产生的这种理化理论称为“社会学新进化论”。不过，可能将其冠以“功能主义进化论”也是便于理解的，因为它是一种直接建立在功能主义理论前提之上的进化理论。     

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的"知识整合"

立足于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概括了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结合点,及其在理论建构、研究方法等方面所提供的基础性贡献,指出当前跨文化传播研究应努力建构与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学科体系,完成从传统学术形态到现代学术形态的过渡。这就要求发挥该领域理论开放性和思想灵活性的学术传统,运用综合学科视角进行“知识整合”,建立和完善符合时代要求的学科话语体系和逻辑范畴,为建设跨文化传播“科学共同体”和本土化研究的拓展、深化做出实质贡献。     

宏观与微观:从对立到联结

文章回顾了社会学关于宏观与微观从对立到联结的发展历史。指出在古典社会学家那里这种区分主要体现在理论视野的不同 ,到近代则演变为一种二元对立 ,严重阻碍了社会学理论的健康发展。近年来 ,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之间的对立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连接两者所做的理论尝试反映了社会学界理论综合的大趋势     

走向“理论自觉”与“方法自觉”:妇女/生别社会学在中国(1995-2010)

近15年来,妇女/性别社会学已成长为学术界中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中国大陆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中所致力于探索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妇女/性别社会学的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纵观十多年来妇女/性别社会学对这三大问题的探索路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是其浮现出来的两条最明显的发展轨迹和发展趋势.结合相关文献,文章对妇女/性别社会学在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进程中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分别进行了梳理与讨论,并在最后指出,妇女/性别社会学在今后的发展仍然需要在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的道路上不断地对自身进行“建设性的反思”.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译学审思--“反向格义”抑或“中西会通”

“反向格义”与“中西会通”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的两种认知取向和方法选择。近现代中西学术交流在反向格义过程中完成了对中国学术的形塑,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学术对西方话语的依附,给中国学术带来相当的片面性偏差。对中国学术而言,不能为了避免西方话语的反向格义而在学术上走向自我封闭,会通中西方已有学术资源进行思想创新是建设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应有的实践智慧和理性诉求。中国学术的发展道路不是简单地“去西方话语”,而是要以中国立场寻求与西方学术的深度对话,唯此才能避免在格义天平首鼠两端,在中西会通基础上建立中国学术话语的主体性。     

多学科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近三年来，“中国乡村社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和综合性的论题，已经超越了某一具体学科的界限，而日益为被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经济学和法学等众多学科学者所关注。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成为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不仅仅在于此，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学科的学者们在自己的研究中越来越注意到相关学科有关中国乡村社会的知识生产，并将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消费贯穿到学科的再生产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在本学科的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引用其他学科学者的文本，比如人类学引入历史学的解释维度，法学引入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方式，政治学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等等。在具体的“中国经验”层次上，“革命现代性”和集体主义传统的“发明”，成为多学科学者的研究命题；区域社会史走出狭隘的教科书式的社会史书写，借鉴人类学“文化类型比较”方法，问题意识越来越明确；而对20世纪中国乡村的人类学追访，也已经将民族志书写放在了历史人类学的解释框架中，因为只有在特定的时空坐标中才能解释一个地方人们的生存逻辑；村落、宗族与国家仍然是学者们的学术兴奋点，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也甚为明显；乡村产权和财产关系显示了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的不同分析和解释取向，但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也很注意从对方的研究中得到方法论上的启发；围绕乡村政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尽管这种分歧有学科本位观的因素存在，但这种争论本身亦说明了学科界限已经退居其次了，对问题的关注才是第一位的。这种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其实已经显示了“总体社会科学”的诉求，尽管学科整合过程中还仍然存在着学科本位的必要性和制度空间。下文就这几个方面依次展开评述。     

"虚拟社会"与社会学

当我发表了《网络社会———社会学研究的新课题》一文后 ,一位同事问道 ,“为什么提‘网络社会’而不是‘信息社会’？”的确 ,作为社会学研究新视野、新课题 ,是以“信息社会”表述更准确 ,还是“网络社会”？或者就用“虚拟社会”来统称？这几个概念 ,哪一个更准确地反映了未来社会的主要特征？对此 ,我试作一点探讨。一、网络的特质当“信息”日益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最主要的资源时（资源生产力） ,现实社会变迁将在三个层面上展开 :一是在传统生产方式下人们结成的政治统治关系和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依附关…     

再造中国文化之希望所在——浅谈近年来的国学研究

现今许多人都在谈论９０年代出现的所谓“国学热”，那么，其意义究竟何在呢？首先，“五四”所提倡的批判旧的文化传统的运动，后来几乎变成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时下所谓“国学热”，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种文化失误的纠正以及要在当今社会再建中国文化的期望。其次，所谓“国学热”反映了一些人文学者的学术自觉以及要向学术家园回归的愿望。至于近几年由商业出版炒作下的“国学读物热”，充其量也只构成一种商业文化的市场表象，它与真正的国学研究毫无关系。国人所习惯的大哄大嗡热潮，往往是被世俗欲望与利害心理所搅起，丝毫无助于国学研究。真正的国学研究，需要的是冷静而热诚的社会理解，以及自甘淡泊、沉潜奉献的学者劳动。中国文化的希望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