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型城市视角下的城市人才空间集聚格局研究 — —以杭州市为例

人才是促进城市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以杭州市为实证,应用核密度分析法对2000年、2010年、2016年杭州市的人才规模和空间格局进行计算分析。结果显示:杭州市的人才规模具有"先快后慢"的增长趋缓特征;人才分布格局具有从"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结构"演化的趋势;城市中心区是各年龄阶段人才的高度集聚区域,同时城市外围空间已成为人才规模增长与空间集聚的主要区域。进一步判断:城市地理空间对人才集聚格局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城市重要的研究型大学、创新型企业和政策措施等对人才集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使城市外围的人才分布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对促进城市人才规模增长、优化人才分布格局以及创新发展提出相应的空间对策建议。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空间集聚作用初探

区域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表明，集聚不仅是区域主导产业形成的途径．也是高科技产业的区位特征。阐述了高新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的机理，分析了广东高新技术产业空间焦聚的特征和实践探索。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笔者利用区位熵方法对2006年-201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产业集聚情况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 显示:高技术产业集聚有助于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效应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最后,笔者提出利用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京津冀都市圈大都市阴影区的GIS界定

大都市阴影区是由于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区域因集聚、辐射作用的不同组合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发展落差现象。本文介绍了大都市阴影区的形成和演化机制,并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利用Huff模型、K-means聚类和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划分了都市圈的影响圈层与范围,界定了2012年都市圈的"大都市阴影区",总结出了通过GIS的空间分析手段界定"阴影区"和"半阴影区"的方法。研究发现:利用GIS空间分析手段可以定量、直观地界定大都市阴影区和半阴影区;京津冀都市圈的大都市阴影区主要存在于以北京为中心的西北和西南两翼,京津冀自然本底条件和区位差异决定了人口和经济活动布局的空间不均衡性,国家实施区域不均衡发展战略导致人口和产业快速向京津等沿海地区集聚,政策、交通、经济要素和产业结构是造成京津冀都市圈阴影区形成的主要因素。提出大都市阴影区的消减对策应依据大都市区中心城市、外围区域和阴影区三者关系来制定。     

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天津市产业集聚特征分析

一、引言目前,天津市处于后工业化的转型发展时期,产业集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其形成和规模扩张都呈现加速态势,且产业集聚特征较为明显,集中表现为增长特征、竞争特征、空间特征、要素特征和结构特征等,尤其是增长特征最为突出,较好地带动了周边产业基地的形成和整个产业链的延伸,促进了产业集聚的形成与成长,并使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加速流动与集中,提升了各种资源的配置效率,最终借助发挥规模经济优势,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了城市功能提升和经济转型。笔者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验证天津市产业集聚的上述特征,并依据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大型文化设施建设对土地价值影响的空间外溢特征 ——以天津文化中心为例

笔者的研究沿循单中心城市模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大型文化设施作为区域的中心.有别于空间经济的大尺度研究,研究从微观尺度探究了天津文化中心建设后对其周边土地价值影响的空间外溢特征.研究表明:天津文化中心在2012年~2015年对其周边土地价值的引力作用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且在空间上天津文化中心对周边土地价值的影响力与距其的距离成幂函数反向关系;研究所构建的引力模型、 城市密度及区域增长模型,在微观尺度上评价区域的空间经济效益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为单中心城市结构的拓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基于集聚角度的天津市产业发展评价与优化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资源信息、技术人才和经济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带动了全球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我国经济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由于工业化与信息流、创新流逐渐共享、交融,产业结构受到很大影响,市场经济日趋完善.区域产业的空间分布往往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密切,这其中最具效用的是集聚效应.它是不同或相同产业由于相互之间的共性和互补性等特征向一个区域不断迁移靠近的过程,最终形成在空间上集中、相互支撑的产业群,是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必然结果.天津市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后期,“建设面向世界的现代化工业基地”是天津工业发展的目标,毗邻港口的优越地理位置为天津带来了巨大的优势.笔者侧重对天津产业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进行分析,找到发展中的困难和重点.     

城市土地价格效应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理研究

一、引言作为一种经济景观．城市是社会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结果．是空间经济体系格局的最高表现．是一定地域中各种市场力量相互交织在一起并大规模集中的必然结果。因此．城市经济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空间集聚性。集聚经济的存在，促使各种生产和生活活动在城市集聚．最终导致城市土地供不应求．城市土地价格上涨。为了继续获取集聚经济所带来的成本节约等效益．     

基于产业集聚的重庆城市化发展模式探讨

产业集聚和城市的发展是不可分的．是一个相互依存和促进的过程。两者存在相互推动、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机制和关系。一方面,城市是产业集聚发展信息、金融、物流、技术的中心,是产业集聚的动力源。城市作为产业集聚发展的核心．通过吸纳生产要素的流入．不但能促进城市自身的发展．而且可以通过不断向产业扩散和输出技术、资金、服务,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促进技术、劳务、资本及信息流动．从而推动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升级。     

人工智能产业城市集聚趋势研究

根据城市产业集聚的经济理论,分析人工智能产业在城市中的集聚趋势。以29个城市为样本,建立计数模型实证研究人工智能企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以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现状为基础,分析人工智能产业投入要素和市场条件,结合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人工智能正形成以北京为主要集聚城市,上海、广州、深圳、杭州为四个次级集聚城市的趋势发展,分析这五个城市各自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优势。     

上海改革的顶层设计研究

上海改革顶层设计的关键是确立改革愿景的目标。上海顶层改革的愿景目标为：到2015年,基本建成与经济、社会文化与行政管理全面服务化相适应的体制与制度;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体制与制度;到2050年,基本建成与有中国特色全球城市相适应的体制与制度。“十二五”期间,上海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科学发展;推进社会文化体制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法治政府。重点在经济、社会文化与行政管理子系统的体制与制度上突破,突出制度创新,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改进城市管理为关键环节,建立以市场竞争有序、资源配置合理、社会公平正义、政府高效廉洁、文化包容开放为特征的体制与制度。     

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新方式的对策研究——以上海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面临的社会管理形势越来越复杂和严峻,过去＂运动式＂、＂突击式＂的简单化管理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特别在处理一些社会顽疾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具体问题上,这些方式往往还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目前,国内外一些地区在处理社会管理相关问题上,尝试采取政府与民众直接沟通等方式,积极问计于民,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因此,如何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进一步创新相关体制机制,探索政府管理新方式,是上海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文从系统科学的视角出发,共分六个部分,深入研究了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和边界、梳理总结了国内外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有益经验、分析了上海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政府社会管理的总体思路和可操作的改进对策建议。     

政府主导下大都市区的管治——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El益发展，大都市区成为全球竞争的焦点，管治作为解决大都市区困境的有效手段，受到政府部门及学者的关注。相较于长三角大都市区和环渤海的京津唐都市区，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区的管治具有其独特性。本研究首先简要分析珠三角大都市区管治的必要性和管治历程，接着从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四个方面阐述了珠三角大都市区管治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在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区的管治中起主导作用；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在珠三角大都市区管治中参与不够；珠三角管治的效果有待提高。     

上海工业投资特点及其与国内主要发达地区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工业投资的增长带动了工业经济的增长，投资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近3年特别是2008年以来，上海工业投资出现了增幅回落和强度趋弱的势头，高附加值产业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低附加值产业加快转移已经不可避免。既要保持工业投资在“调整、优化和提高”的基础上适度增长，又要在产业发展中发挥政府产业投资政策导向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上海工业经济发展和工业投资面临着两难选择。为进一步找准上海工业发展与投资的主要问题，选择国内粤苏浙津等主要发达地区工业投资情况作为比较对象。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在近3年工业投资方面，既有与上海相似的发展路径，也有与上海不同的发展举措和创新。上海工业投资可从中找到差距，找准问题，从而梳理出确保适度增长的办法。     

Impact of government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industrial land prices: A Taiwanese case study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important in promoting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umerous Asian countries.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and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industrial land prices by constructing hedonic pricing functions. Based on model testing,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variables related to general attributes, locational attributes,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government determine land prices. Moreover,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land prices; that is, industrial parks with a stronger agglomeration economy have higher land value. However,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land prices, indicating tha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has no influence in increasing land prices and probably results from the inappropriate location of industrial parks and dissatisfaction of those parks' management services. To increase the development efficiency and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government should identify and improve the weaknesses of industrial parks an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among firms.     

In-migr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rural–urban interdependencies: The case of East Cleveland, North East England

In-migration is a key influence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ngland, Continental Europe and the US. New arrivals are often viewed in the literature as contributors in new venture creation, as well as catalysts in enhancing rural–urban interdependencies in the countryside. This paper sets out to explore the validity of this view in the case of East Cleveland: a rural area with a tradition of mining and industry, occupying the coastal fringe of the Tees Valley city-region. In doing so, the paper compares this locality with other parts of rural England in order to draw some wider conclusions. Particular emphasis is placed on comparisons with Cumbria, where comparable data are availabl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impact of in-migration on the conditions of supply of entrepreneurship is cumulative rather than transformational. This means that it is particularly profound in localities with strong opportunity nexus, reinforcing favourable demand side conditions. However, the ability of in-migrant entrepreneurs to influence rural–urban interdependencies in areas with weak opportunity nexus (such as East Cleveland) is modest.     

大学科技园在长三角区域经济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长三角地区拥有18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多。其机制新、专业性强,主导产业特色鲜明,发展形式与开发方式丰富多样。该地区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转型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实质性增强,就要充分发挥大学科技园在本区域经济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将大学科技园自身发展,作为长三角区域经济转型中的重要成长极和源动力;其次,大学科技园通过与所在地政府产业政策的融合,与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接,助推其＂二次创业＂,实现区域经济转型;再次,通过建立虚拟大学科技园、实施一园多点、大学科技园自建产业化基地,以及园外企业反向在大学科技园内设立合作研发机构等形式,发挥大学科技园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孵化与辐射作用。为此,要在进一步强化大学科技园自身能力建设的同时,强化长三角区域内大学科技园之间的横向交流与合作;不断创新结合方式,探索大学科技园与区域经济转型对接的全新机制与模式。     

以制度保障为突破口开展“以房养老”试点

在发达国家,＂以房养老＂已发展为覆盖面最广、效果最显著的市场化养老模式之一,而政府的配套政策支持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反思上海＂以房养老＂试点所面临的操作瓶颈,借鉴美国＂以房养老＂的经验,上海应强化政府职能,加大配套政策支持,完善制度保障,形成一套有担保、有监督、有规范,政府加市场兼营的＂以房养老＂运作模式,以吸引银行、保险等市场机构广泛参与。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动因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立,不是着眼于一城市、一区域的发展,而是力图通过开放转变政府角色、推动制度创新,突破金融领域的改革难点,从而带来"制度红利",充分运用市场调配资源的高效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上海要实现建成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宏伟目标,必须从自贸试验区开始,从根本上摒除要素流动的障碍,协调好与经济腹地,与香港、深圳前海等区域的关系,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成,必将进一步推动上海服务业产业集聚,推动上海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更上一个能级,辐射长江流域甚至更广阔的地域。     

服务经济对法律法规的要求研究

与工业经济形态不同,服务经济形态下的生产要素是信息、智慧和知识型劳动力。因此,服务经济的发展需要在科技、信息、教育、金融、航运、保险和旅游业方面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来保障。服务经济专业化、规模化与网络化的要求对法律法规体系的国际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各种创新科技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对消费者权益及小股东和公共投资者的保护是服务经济时代法律体系的主要特征。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旅游法、航运竞争法和物流法,制约了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相关立法。上海应借＂四个中心建设＂契机,在金融、工商、税收、投资、航运、邮轮旅游和物流的地方立法方面先行先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