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诗歌的叙事节奏及其时间观

拜伦的叙事诗作品,尤其是其代表作<唐璜>,显示出诗人极强的叙事节奏感.无论是叙事主线的跌宕起伏,还是叙事辅线--各类非叙述性插入文本的错落有致,抑或是诗歌文本中场景与停顿等技巧的穿插运用,都可见出拜伦对叙事节奏的驾驭能力.拜伦这一能力的发挥与其对时间的敏感与重视息息相关,作为诗人的经验和智慧告诉他:时间为诗歌叙事提供了素材;佳作不仅是应时的产物,同时也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意象“超稳定”向“非稳定”的超越——论海子的中国形象书写与“行动诗学”建构

研究海子诗歌中的中国形象,包括诗歌文本以及由此引出的有关中国的美学想象,可以发现海子短暂诗人生涯里曾有过“超稳定”与“非稳定”这两条书写与建构中国形象的路径。对于两条路径的阐发,展示了海子从诗歌书写向诗歌行动的艰难突破。联系他的哲学思考来看,这种对于诗歌行动的积极追求,反映了诗人在文本与形象之上不断冲破自身桎梏的自觉尝试,或可借用杜威的理论称其为一种行动诗学。海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探索的这条行动诗学之路,一方面彰显出诗人献身于诗歌的理想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注脚,同时又为未来的诗歌书写尤其是中国形象建构给予了启示。     

论第三代诗歌的传统诗学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观对“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诗人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上的“物态化”、艺术上的“隐喻”和“象征”、语言上的“玄言化”以及美学上的“谐谑化”倾向.透过传统诗学特征在其诗歌经验和诗歌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出,只有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与西方诗学理论有机融合,让中国新诗既流淌着母体的血液,又感应着世界潮流的律动,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

"汉诗"作为"汉语诗歌"的缩略语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凸显出强烈的民族感和文化寻根意识."诗是记忆的语言编码",这是隐藏在马来西亚华裔诗人林幸谦诗歌文本中的诗学思想.文化身份的缺失是林幸谦诗中最为惆怅的歌唱,他的汉诗写作是马来西亚本土文化、台湾文化、香港文化、西方殖民文化、西方后现代文化、西方后殖民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传统的多元互文,所以其诗中的文化含量特别大.在海外汉诗的书写空间中,中国是一个宏观文本,并且这个文本就是一个宏观隐喻,诗的书写则是一种诠释中国的隐喻,这种隐喻是一种微观文本.     

吕祖谦“诗人之心”的探求与构建

作为宋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吕祖谦对宋代诗学思想的影响不可忽视。以《门人所记诗说拾遗》作为分析文本,我们发现他立足于传统诗学的"诗人之心",在日常的创作和教学中,发明了由内而外、由外而内两个途径来发掘构建具有更深层次意义的"诗人之心",这对宋代诗学思想的形成和完善,无疑具有不可忽视之意义。     

查尔斯·伯恩斯坦诗学简论

查尔斯·伯恩斯坦是美国语言派代表诗人和重要理论家,他的诗学思想对美国乃至西方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伯恩斯坦追求"诗学作为诗歌的其他形式延伸"的实用性和"拒绝一致性"的多样性。伯恩斯坦诗学在认知论上表现为美学与政治统一、形式与内容统一、解构主义语言观;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反叛,具体表现为"以语言为中心写作"和"反吸收诗学"。他的诗学思想提供了一扇洞察语言诗的视窗。     

被湮没的辉煌--论"‘文革’地下诗歌"

老一代诗人与青年一代诗人在"文革"时期的秘密写作构筑了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一段被湮没的辉煌,他们的创作不仅是"‘文革'地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酝酿了新时期诗歌潮流的两条主要流向--即"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本文全面论述了"‘文革'地下诗歌"的生成境遇、文本特征、文学(文化)渊源及其诗学意义和历史价值.     

邓显鹤的诗学观及其昭示的近代诗歌新走向

邓显鹤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诗人和诗论家,他的诗学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诗歌的本质--性情根植于忠孝;学诗的宗旨——学唐也需宗宋;学诗的途径--别材还需读书。他的诗学观昭示了近代诗歌新走向。     

略论郑珍对陈三立的影响

本文主要论述了郑珍作为“宋诗派”的杰出代表，其诗歌对上接宋诗派、在艺术师承方面“不墨守盛唐”的同光体诗人陈三立的影响，主要突出表现在诗学思想、诗歌内容以及诗歌艺术创作这三个方面。     

光宣诗坛复古潮流及学古理论的差异

光宣诗坛既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总结期.传统诗人古典诗歌的眷恋使整个诗坛弥漫着浓厚的复古气息,唐宋兼采、师法百家.尽管光宣诗人对古典诗歌的复古态度一致,但各派理论仍存在明显差异.同光体诗人论诗的宋诗化,中晚唐派诗人论诗的唐诗化,其理论都别具一格."厚古薄今"诗学观彰显了传统诗人对古典诗歌深深的依恋和怀念.光宣诗人在复古的浪潮中铸就了晚清古典诗歌最后的辉煌.     

拜伦《赞大海》等三诗译者辨析

一直以来,拜伦的《去国行》、《赞大海》、《哀希腊》被认为是苏曼殊的译作,而根据黄侃的自述,三诗乃黄侃所译。从文献上看,两人的创作风格和诗体特点相差悬殊;曼殊的生平和学习汉语的经历决定了其语言的使用风格离三诗的浑厚和高古存在一定距离;黄侃先生胸怀若谷、恃才傲物,不可能无中生有;而在黄侃文稿中发现三诗的译稿进一步证实黄侃乃三诗的真正译者。从文本上看,三诗的翻译风格和苏曼殊的其他译诗迥异。因此,三诗乃黄侃所译。     

郑珍山水诗论略

近代宋诗运动前驱郑珍之山水诗,以描写黔、湘山水景物、“凿破南荒千古閟”,于近代诗坛独树一帜。其人生前期以纯山水诗居多,后期则与君国忧及战乱紧密相连,但与政治改革无涉。其山水诗风格以平易自然为主,又不拘一格,至于人评其诗“生涩奥衍”,只是其风格之一而已,不可以偏概全。郑珍山水诗在艺术表现上颇多独创之处。     

论李商隐诗的艺术特色

李商隐是我国晚唐时期杰出的诗人，他的诗，在比兴寄托艺术手法的运用上比前代诗人有很大发展，所以在唐代格律诗中大量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而且通体专用比兴，力求寄意的深隐与情味的隽永。李商隐在总结前代艺术经验加以开拓的创新方面，卓然自成流派，其诗从情意、辞采和声韵等方面表达了诗的艺术特点，在我国古典诗歌的整个传统中，独具特色。     

朱熹诗学思想的渊源与诗歌创作

朱熹不仅是理学家 ,也是一位诗人 ,他的诗学思想源于北宋周、程有关文艺的看法 ,但又受家学师承的直接影响。他的诗歌创作 ,除了以抒写自我情怀为主外 ,还有忧国忧民的感愤之作 ,以及自适自持的酬唱 ,从不同方面展现了一位大儒的真性情和精神面貌。有助于我们了解其诗学思想的形成     

李白求仕心理在其诗酒中的表现

李白是著名的唐代浪漫主义诗人,他的饮酒与其诗齐名,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可见其一斑。李白一生追求仕途,但又不想走科举之途,只想通过各种捷径以达仕途,但都难以从愿。因此,李白常有怀才不遇的愤懑心理,在其诗歌中往往有所体现。文章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李白的求仕心理:自命不凡心理、终南捷径心理、入仕爱国心理、疏财求名心理。从李白酒诗所反映出的心理,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的济世宏愿和豪情侠骨,但更多的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失败与痛苦,由于其性格使然,最后诗人不得不在豪放与苦闷中度过一生。     

白居易佛学依止及其诗歌成就辩难

白居易在参差多姿的元和诗坛是一显例。他曾毫不含糊地以我佛弟子自命,并虔诚地升于堂,礼于床,跪而唱,泣而去,忠实地栖心释氏,却不能保证佛禅修习的得心见性,级质不高,进阶未远,之于佛学的依止不甚深,与此前的王维、同时代的刘禹锡,差距不可以道里计。个中原委,陈说成难。白氏痴于诗,迷于吟唱,常常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从接受史考稽,白诗流播亦广远,许多篇什透着佛禅气息,传递出对人生高妙的感悟,然而学人之于白诗的总体评价不高,此又成白诗研究的学术难点。苏轼的为难情绪或许代表了选家的心态:不与饭俱咽,即与饭俱吐,真教人难能所以。析难辩难,大致有如下原因:一是其对于佛学信仰大多止于礼仪化,难窥堂奥;二是牵挂见多,用志歧纷,儒释均未得真谛,往往在达际思想中隐,穷时又急于兼济,进退失据,信仰无凭依;第三,白氏之于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的认识,与佛禅相去嫌远,其所执信、执着追求的八言不化、至哉八言等,早已落入禅家不屑的言筌;最后的原因更隐蔽些,虽不便缕析条陈,总觉与诗人的胸襟、志趣、操守有关联:史上白氏的好名、爱官职、爱富贵以及太过惜身,独怜自爱等等,似乎都无可厚非,然而就精神世界绝胜之境的营造建筑来说,很可能就是前前逝去,后后生起...     

黄慎的人品、诗品、诗风初探

黄慎不独在画坛享有盛誉,其诗亦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它反映了清初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坚持民族气节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境遇、性格和心理,体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思和洁身自好、甘于贫贱的品格;其诗风既表现出屈(原)、杜(甫)的沉郁,又带有王(维)、孟(浩然)的细致、清丽、闲远,而又具有自己时代的、个人的特点:比之屈、杜,黄诗更显委婉曲折,格调略觉低沉;其抒情小诗则自然天成,活泼成趣,呈现“深心淡貌”的特色。     

杨廷理的西域诗

杨廷理对台湾宜兰的开发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但在此之前, 曾因事谪戍伊犁。其进入西域的诗作, 几占全部诗作的半数。本文就其西域诗予以评析, 以见其创作心态、创作得失和在历代西域诗中所占的地位。     

谢灵运山水诗"玄言尾巴"之再探讨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时人评及谢灵运山水诗往往以其"又常常拖着一条玄言尾巴"为憾,似已成为公论。本文旨在挖掘谢灵运山水诗之丰富情感内涵的基础上,在与同时期文坛山水诗创作的比照中,论证谢灵运山水诗之玄理与山水之景在诗人生命情感的统摄中交融统一,而非牵强累赘之物。     

道教与韩愈的诗歌创作

韩愈是儒家思想演进中的重要人物，是唐代反佛老的勇士，或因如此，他的诗歌创作也历来被人们重点从儒家的角度进行研究。然而，在唐代儒释道并举的时代氛围中，他的世界观、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他的散文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入世精神，而他的诗歌创作则受到道教的深刻浸染。大量的道教意象进入他的诗歌，丰富了其艺术的表现力；道教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诗歌创作中追求奇、险、怪的特色的形成；韩诗的浪漫色调、韩愈偏向古体的创作选择也与道教有某些关联。研究韩愈的诗歌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韩诗与道教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