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与上海、北京持平,成为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以往人们主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解释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从城镇化对人口生育率的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农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效、低人口生育率的跨期影响和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结论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生育观、生育意愿对实际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生育观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北京市西城区妇女不同时期生育状况的回顾性调查

为了解北京市西城区历年妇女生育情况,研究生育率变化因素以及评价计划生育的效果,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工作,有力地控制人口的增长,我们于1981年12月对该区妇女生育情况进行了调查。 一、调查方法 这次调查工作,是在完成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统一部署对本市妇女生育率抽样调查任务的基础上,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和需要,与北京医学院社会医学卫生统计教研室联合组织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的同志也参加了调查。     

中国城市人口生育意愿——对哈尔滨市已婚在业人口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状况。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出生率明显下降了,生育模式发生了变化。生育观念转变可以说是中国人口生育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关于城市人口的生育意愿,80年代对北京等城市的调查发现,平均理想子女数超过2人,如北京市年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10人,希望有2个孩子者占77.0％,天津市1985年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10,理想2个孩子者占80.0％;上海市1984年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49,理想2个孩子者占50.0％,3个孩子者占36.0％(辜胜阻,1989)。进入90年代,中国城市人口生育模式已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程度,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生育模式转变的重要因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自身生育观念的转变。关于城市生育意愿的     

人口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影响及其对策建议

人口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常变量”,其长期趋势不仅影响“十三五”时期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更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及其占全部人口比例双双持续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老龄化速度居于世界前列,“未富先老”特征明显。人口变化的这一趋势必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长期、深刻而巨大影响,适时全面放开二孩生育,让生育水平有所回升,已经成为发展之急和民生之需。当前人口变化基本态势及其     

湖北省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情况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是适应人口形势发展变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它有利于减缓人口老龄化步伐,有利于缓解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有利于改善人口生态和抵御家庭风险。因为生育水平过高、过低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强化计统基础工作 搞好流动人口管理

人口流动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80年代后期,我区形成了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两大类。这一客观人口环境的出现及其发展,要求计划生育工作必须打破区界、市界和省界,冲破对户籍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老格局,改变单一抓户籍人口生育的旧模式,由原来只抓户籍人口的行政区划的封闭型管理,转变为对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一起抓的开放型管理。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关键是超生,问题在农村

<正> 1988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回升,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地加快,其原因有二:一是育龄妇女数量不断增加,婚育人群不断扩大,形成生育高峰;二是大量地超计划生育使妇女生育水平提高。育龄妇女数量是过去人口发展的结果,是出生人口增长的客观     

关于计划外生育问题的探索

1986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明显回升,其原因有二:一是育龄妇女数量不断增加,婚育人群持续扩大,形成生育高峰;二是大量的计划外生育,使妇女生育水平提价。育龄妇女的数量,是过去人口发展的结果,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而计划外的生育,却是由人们生育意愿所决定的,是出生人口增长的主观因素或可变因素,必须严加控制,使其按计划发展。     

完善十大公共决策机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坚持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决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经济社会提供核心竞争力和持久动力,是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基本任务。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人口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如：人口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突出,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矛盾还继续存在,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十分艰巨,人口地区分布不均衡,结构不尽合理,男女出生性别比仍在相对高位,老龄化特征明显,     

人口发展视角下的生育政策调整思考——以辽宁省为例

随着计划生育持续开展的时间推移,辽宁省的人口发展也出现了对应性的消极变化,而且这种消极变化逐渐加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适时地调整生育政策,消除长期执行单一生育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对未来的人口均衡发展、对满足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性需求还是非常有利的。     

中国人口生育变化及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本文在"六普"汇总数据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的变化和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左右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生育模式正在向初婚初育间隔扩大,生育孩次向低孩次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年龄别已婚生育率的变化使得中国一般生育率上升9.613%,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各因素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状态等人口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的人口形势,科学地规划和调整人口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口发展转向背景下中国人口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及其展望

人口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口政策的调整,中国人口发展发生重大转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人口红利走向下行、老龄化不断加剧、生育水平持续降低和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全面与及时把握新时代人口发展转向背景下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新动向、新特点与新走向,对战略、前瞻、有效应对国家人口趋势性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通过检索并分析文献数据库中近年来收录的人口学重要文献,归纳出新时代我国人口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为人口红利、老龄化、生育水平和新型城镇化,并对各核心议题的重点研究方向进行了详述。通过明确目前人口发展转向背景及人口学研究的核心议题,预计未来人口学研究主要关注以下六个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人口理论体系的建构、人口红利的变化新特点及其轨迹、跨学科视角下的老龄研究及其顶层制度设计、生育政策调整与完善的走向及其配套措施、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及其内在动力以及人口分析技术方法的拓展和创新。在人口发展发生明显转向的新形势下,未来人口学研究将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问题予以持续的关注,从而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水平变化的历史回顾

本文以“四普”、“五普”数据为基础,采用人口间接估计技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的历史过程进行回顾,探讨生育水平下降过程中,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并以蒙古族、回族和维吾尔族为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当生育水平下降到较低水平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西部地区降低生育水平的对策

9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控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国整体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但由于我国人口转变超越社会经济和生育观念的发展水平，如果人口控制出现失误，极有可能出现生育率“反弹”现象，给计划生育工作造成被动。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今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大政方针。　　应当看到，我国的生育水平地区差异较大，特别是东西部地区的差异异常明显。东部地区相对发达，西部地区相对落后，这种落后不仅表现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同时也表现在人口发展方面。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相对较快、素质较低，有些地方的人口分布还不尽合理，生育水…     

对三个影响人口增长因素的定量分析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微观单位,社会人口变化过程是每个家庭人口变化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家庭角度看,影响生育过程不外是三个因素,即结婚年龄、生育间隔及生育子女个数。这三个因素对人口变化过程影响是否相同,差别有多大,哪个应是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很需要进行一些定量分析。 人口统计学中,某年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个数,一般用总和生育率(记为β)表示。平均生育子女个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两代人的替代水平。更确切些要用人口净再生产率(记为R),表示女婴与母亲两代人之间的替代水平。总和生育率与人口净再生产率有着线性关系,即:     

“人口政策调整”有利于我国长期发展

全国人民期盼已久的生育政策调整终于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尘埃落定了。《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完善,是国家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这一战略决策不仅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生育需求,更充分反映了我国人口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中国人口转变用了世界上最短的时间。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     

建立利益导向长效机制 推动人口计生工作发展——北京市昌平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的调研报告

北京市昌平区面积135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8．2万人,户籍人口48．5万人,流动人口近30万人。自1990年代初,昌平区的人口增长已进入低生育水平,多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左右,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尽管昌平区的人口计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依然艰巨,人口计生工作任重道远。怎样针对昌平区的特点,做好新时期、新形势下的人口计生工作,区人口计生委领导班子多次讨论,并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出谋划策,最     

年龄结婚胎次和胎次间隔人口动力学模型

在中国,预测未来人口多数采用由宋健、于景元(1985)等从Lotka模型和Leslie模型发展出的总和生育率控制模型。这个方程是反映生育过程的一个宏观模型,可以对中国人口的发展过程给出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其特点是把总和生育率作为控制变量,从而达到对不同生育进行仿真测算。但若要考察妇女在生育每一胎次过程中的变化情况,就必须将人口生育过程做更细致的描述。 胎次生育分析早在40年代就被一些人口学者所重视。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统计数据,以后几十年很少有     

我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动态分析(1960——1981年)

<正> 平均生育年龄是描述某一妇女人群生育年龄水平的综合性指标,是研究妇女生育状况的一个重要参数。建国以来,特别是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分析研究这一变化过程的基本情况和规律,完整、系统地描述它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今后研究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及制定人口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因受婚姻状况、社会经济因素、文化、生育意愿、生育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所以,各个时期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尽相同,各有特点。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可以分胎次进行研究。这样,便于了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妇女各胎次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规律,并且可以加深对妇女不分胎次计算的平均生育年龄运动规律的认识。本文试从1982年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机器汇总资料,对我国妇女1960——1981年各胎次及不分胎次计算的平均生育年龄的动态变化作一初步分析。     

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模型与实证分析

根据"五普"和"六普"资料,人口总和生育率显著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表明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发展阶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合理解释是除了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农村家庭生育决策的变化可能是内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生育决策模型及实证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土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农村居民家庭的生育决策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抚养子女的成本。农村居民家庭可能会依据"量质权衡"减少生育子女,这可能是导致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下降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