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形式国语化,内容要欧化”

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周作人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在五四时期令人瞩目。周作人儿童文学的理论核心是"儿童本位论",基于此,其儿童文学翻译强调文以移情,在翻译的过程中崇尚直译,贯彻"名从主人"的翻译原则,提倡翻译批评和重译。周作人所提倡的童话翻译观可总结为:"形式国语化,内容要欧化"。     

周作人的民俗教化译介观

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和民俗学家 ,其民俗学研究与译介观相互交织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民俗教化译介观。这个译介观影响了他对翻译作品题材的选择。周作人选择希腊文学和神话、以及各国童话和民间文学进行译介 ,具体实践了他的译介观。     

周作人早期儿童观初论——兼述“以儿童为本位”观的提出

我们把1923年周作人出版他的文艺论集《自已的园地》作为划分周作人儿童观发展前后期的标志,是因为在此之前,周作人的儿童观经早东京留学时启蒙于西方儿童学及回国后致力于教育实验已初具雏形,又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检验而发展臻于成熟,且与那个时代的精神相吻合的积极面最为突出。“五四”退潮后,周作人于旁徨中埋头耕种“自己的园地”,理性的清朗与现实的黑暗又使他在矛盾的磨砺中逐渐丧失了“热”与“力”,最终成为一个“生错了时     

论周作人的民间意识、儿童与儿童教育观

对周作人的童话、儿歌与儿童教育观的理论来源、提出的时代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行了阐释。在此基础上 ,联系当时国内外的学术背景、社会文化状况 ,对其民间童话、儿歌与儿童教育观的意义和局限性 ,作了合理的评价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生——以美国影响为中心

正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外源型一样,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也受到西方的直接影响。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的建构过程中,就可以清楚看到来自美国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周作人借鉴以斯坦利·霍尔为代表的美国儿童学的观点,"主张儿童的权利",强调"儿童在生理心理上""和大人有点不同",进而发展出"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这一"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二是直接借鉴麦克林托克、斯喀特尔等美国学者的应用研究成果,从小学校的文学教育的角度论述儿童文学,呈现了更加完整的儿童文学的文体面貌。周作人从美国的儿童学和小学校的文学教育研究中接受的影响,在其"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中,发挥着十分核心、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吴洞》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

唐代段成式的笔记小说<吴洞>堪称中国古典童话的瑰宝,受到周作人高度评价,被公认为全世界"灰姑娘型"童话叙事范式最早的完整记载.作为中国古典童话,它有着穿越时空的独特审美价值,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在周作人手中开始,也基本在周作人手中成熟。他的儿童本位的文学观至今仍是很有魅力的儿童文学理论话语,尤其是对儿童空想权利的维护,对教训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第三的世界”的独特理解,都极富有现代品格。     

输入与传播——从“儿童中心主义”到“儿童本位论”

我在《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一文中探讨了近代西方人类学派对“五四”前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刻影响。我们知道,比人类学理论稍后传入中国、同样对现代儿童文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说是“儿童中心主义”。如果说,西方人类学进化学派的理论是以童话研究为主要突破口,进而从观点、方法等方面全面渗透到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工程之中的话,那么,“儿童中心主义”则是以其高扬的“以儿童为中心”的理论旗帜,为现代儿童文学     

安徒生童话该怎样翻译?——以周作人批评、叶圣陶创作与叶君健翻译为中心

周作人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开风气之先者,他不但很关注安徒生童话的早期汉译问题,而且用白话翻译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从而引发国内安徒生童话热的出现.20世纪20年代,安徒生汉译开始由个体批评家或学者自觉,上升到整体的合力推动,安徒生童话翻译出现高潮,对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也蓬勃发展.叶圣陶在安徒生影响下创作的童话作品结束了中国童话的“模仿时代”,而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全集》则进一步推动了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接受,对中国现代童话的创作与发展影响深远.周作人、叶圣陶、叶君健代表了安徒生入华的三重“侨变推手”,推动了作为诗人巨像的安徒生在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创作、翻译上的全面影响.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安徒生童话的意义和价值才得到充分展现,即“侨易新符”的创造完成才是一种理论、人物或镜像在长途文化旅行之后可能达到的一个长期有影响力的标的.     

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与国民性考察

周作人无疑是中国民俗学的一位重要先驱者。他于1913年至1915年间所写的《童话研究》、《儿歌的研究》、《童话略论》,特别是《古童话释义》即是用神话学人类学派的理论研究神话、传说与童话的最初尝试,也是我国最早的民俗学研究成果。五四时期,周作人是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后改名为民俗学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由此而开始了我国有组织的     

从晚清到“五四”——近现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儿童观生成中的作用

中国现代儿童观的生成走过了从晚清到"五四"的历史阶段,梁启超等对儿童重要性的张扬,使儿童走出了成人高大背影的遮掩;周作人、鲁迅"儿童本位"论的提出,完成了具有现代品格的儿童观的塑造,而这一过程的得以顺利进行,则借助于<清议报>、<新青年>等报刊的合力扶持.     

论废名的乡土文学观

废名的乡土文学观受到周作人的影响，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周作人。“趣味”是废名乡土文学观的核心，对废名的创作思想及其乡土文学风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周作人到废名，“趣味”的内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论童话的本质及其当代意义

从理论角度对 2 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界一直热切关注的一个美学命题——“童话的本质”给予了全新的理解。认为传统的以成人为中心的童话立足点与思维方式所产生的童话观片面狭隘 ,没有透彻把握住童话的本质属性。突破这一思维定势的局限 ,应当从两个观察点重新切入 :考察童话的历史发生、追溯其原初艺术品质 ;以儿童视角切入透视童话的现实生成。这样就会发现“童年精神气质”是童话一以贯之的、亘古不变的本质属性 ,这一本质属性对于当代人类精神家园的营建会产生重要的意义     

鲁迅周作人民俗观之比较

鲁迅、周作人二人虽不是专门的民俗学家,但都对我国的民俗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鲁迅认为研究民俗是为了解剖“世态世相”,“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而周作人主要是从学术研究、民俗鉴赏、收集资料的目的出发研究民俗的。二人的民俗观不尽相同,对民俗研究的贡献也不同。     

赫尔德与周作人——民俗学与民族性

周作人撰写的作品中使用了许多民俗学和民族文学的关键词语,如民歌、民俗学、童话等,这些外来的关键话语反映了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学习森鸥外、柳田国男等人的著作而受德国近代民俗学、人类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周作人对民俗学、人类学的重视是因受到德国近代学者赫尔德的思想影响。赫尔德对民歌的研究实际上由周作人接受并在中国语境中发展出自己的学术兴趣。同时,周作人撰述中所使用的民族与国民性话语的历史上下文及其与德国近代思想史上赫尔德文化民主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鲁迅和周作人儿童与儿童文学观比较

鲁迅和周作人同时投身“救救孩子”的新文化运动,以人道主义思想基础同时接受西方“儿童本位论”儿童观,构筑其大致相同的儿童文学观。十年以后,各自思想发展历程不同,其儿童文学观亦发生变化,一个提倡儿童文学培育新人,一个仅仅主张顺应儿童需要;一个主张“有味”与“有益”并重,另一个只提倡儿童文学的“趣味”。     

《呼兰河传》中的“人间”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提出了著名的"人间观"。这个"人间观"强调要用爱和理解去除人间的精神隔膜。文章依据周作人的人间观理论探讨了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精神隔膜的人间及充满爱和理解的祖父形象。     

“童话”词源考──中日儿童文学早年关系侧证

最早指出“童话”一词源于日语的是周作人，这种看法后来既有人支持，也有人怀疑甚至否定。对此，本文作者查阅了大量资料，认为日语“童话”在出版物上的出现要早于汉语“童话”近一百年，如果再把当时中日两国之间大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交流背景纳入视野，“童话”源于日语则是可信的。考证“童话”一词是否源于日语，与语言学上的意义相比，更具重要的儿童文学史的意义。因为“童话”一词源于日语这一事实，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儿童文学在诞生期里的受动性格。     

周作人儿歌观考辨

周作人儿歌理论体系由民间儿歌与新儿歌两部分构成，其核心要点是“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由于该理论是在新儿歌（创作儿歌）缺席的前提下产生的，所以，笔者认为其中“儿歌者”之“儿歌”当是特指民间儿歌，并非新儿歌。因此，周作人儿歌观之实质乃是“民间儿歌即童谣”。     

论周作人文学观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

周作人的文学观在“五四”运动以后呈倒退的趋势发展，这种倒退除文化学等方面的原因外，他自身的个性气质和由来已久的虚无主义意识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们潜藏在周作人的内心深处，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构成了他文学观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由此，我们可以透视周作人文化思想及人生道路的曲折演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