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朱熹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原始儒学的《四书》,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学术形态,即一种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这种工夫论以知行关系为内在结构,并构成儒家所特有的“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朱熹对经典文体与诠释书体的高卓适别

《四书章句集注》是儒家经学在宋代取得的辉煌文本成就。《四书》合集和集成形式的《四书章句集注》,展示朱熹推进经学新形态的大工告成。《四书》经典本文在诠释书体的阐发下成为《四书章句集注》,为儒家经学生命精神的焕发树立了新的典范。《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分殊于语录体和文论体。经文本体吁求注释体制有所适别:朱熹以集注体式适用于《语论》、《孟子》;以章句体式适用于《大学》、《中庸》,适别性的诠释书体与特定经典文体结合,生成了理学时代的经学巨著。朱熹的经学实践,促进了儒家经典文本从汉代《五经》合集、唐代《五经正义》向宋代《四书章句集注》的里程碑式进步,开新了经文本体与注释体制关系契接与疏通的时代学风。朱熹经学实践开新的层面主要是:兼顾经注传统与现实创新,章句集注体式分别适用经典文体,经典义理与人生日用亲和相切。     

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述义

朱熹的《四书集注》开拓了儒家经学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相兼综的新型学风。《四书集注》的行世导发了四书经典本文与《四书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南宋四书学热潮。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史实表明:经学是依缘经典本文的诠释阐发之学;明经和经义是经学继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经学形式的变革有助于经典义理的时代焕发;经学是儒家塑造人的主体性资质的人文原理。     

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仁说的方法论反省

牟宗三的哲学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对当代中国哲学影响巨大,本文以牟先生对朱熹"仁说"的讨论来反省牟先生对朱熹学说的整体思考,说明牟宗三先生的哲学问题意识,在于对比中西哲学而主张儒学系统是唯一能完成形上学的系统。以此之故,牟先生特别关心儒家道德形上学的证成义,于是所说之本体宇宙论的纵贯创生系统,成了绾合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的天道流行义与圣人践行义的综合型态形上学,并以此为孔孟思想之根本型态、唯一型态。以此解读朱熹哲学时,便将朱熹纯粹谈论存有论的概念定义及概念解析的儒学系统说为别子,关键是在此系统中并不说明主体活动;又将朱熹诠解《大学》所说工夫次第的格物穷理工夫说为只管认知不管意志纯粹化的活动。本文即是对牟先生的思考重做分析,指出朱熹所说存有论与工夫次第论并不违背孔孟实践义,只是说了不一样的形上学系统及讨论了工夫次第问题,而工夫次第问题亦不是对立于本体工夫的问题,以此还原朱熹学说的型态定位。     

朱熹《中庸章句》的形成与完善过程考略

朱熹的《中庸章句》是宋代《中庸》研究的集大成,是朱熹"四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朱熹思想体系和宋代"四书"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中庸章句》一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九次近三十年的修正与完善。本文旨在通过全面梳理现有的文献,以考证《中庸章句》形成、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进而为深入研究探讨朱熹的《中庸》学说提供相关依据,为朱熹提出"四书"体系贡献一些观点。     

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朱熹《四书集注》的思想信仰分析

以《四书》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础,而理学家朱熹通过重新诠释《四书》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一方面,朱熹以更加理性主义思想方法与概念体系建构以"天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以解决人文准则与终极实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是一种宇宙目的的象征性表达,包含着生命体验的终极关切,故明显具有信仰的特征与宗教的功能。     

解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成功之作——读《大学直解·中庸直解》

提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典籍 ,人们自然会想到《四书》、《大学》和《中庸》。《大学》是儒家最全面、最系统地阐述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一篇政治论文 ,而《中庸》则是儒家学说中第一部最精密的哲学论文 ,是儒家学说的思想理论基础。《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 ,宋代程颢、程颐将二者摘出 ,整理编次 ,与《论语》、《孟子》并列。二程认为 ,《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而《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是儒家道德的传文。其后朱熹祖述二程之说 ,将二书辑为定本 ,与《论》、《孟》放在一起 ,正式称为《四书》,并撰作《四书章句集注》。…     

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棗朱熹《四书集注》的思想信仰分析

以《四书》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础,而理学家朱熹通过重新诠释《四书》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一方面,朱熹以更加理性主义思想方法与概念体系建构以"天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以解决人文准则与终极实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是一种宇宙目的的象征性表达,包含着生命体验的终极关切,故明显具有信仰的特征与宗教的功能.     

朱熹“十六字心传法”之发微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朱熹道统论之心传法,其中蕴含着朱熹心性论中的人心道心思想以及格物致知与居敬的实践工夫。由于朱熹对儒家道统之论解太过迂曲,招致了诸多反对。道统论起于文化困境之奋起,其就是本民族文化之自觉与警醒。儒家之道在仁义,而中华文化之特色则在于中,两者相融相济,共同体现着中华文明之民族特性。     

略评朱熹

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不但跪倒在孔老二脚下,而且对发挥了孔老二等儒家反动理论的朱熹,也十分崇拜。他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蓝本,搞了《四书集句》挂在墙上,并叫嚣“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弄清楚朱熹到底是什么人?林彪为什么要吹捧朱熹?这对于深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格物诚意不是两事——关于朱熹工夫论思想的若干问题

对朱熹工夫论思想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1.简要梳理朱熹格物论形成过程中的问题意识,指出朱熹在建构其工夫理论时,对"二程"的工夫论述有取有舍,凸显出朱熹工夫论思想的独特立场;2.考察朱熹"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义"这一重要论述,分析其在何种理论企图之下,再三强调格物在《大学》工夫程序中的首要地位;3.分析伊川"察之于身"的格物论及其与朱熹"反身穷理"之命题的理论关联,在此,朱熹已意识到居敬与穷理应当是一种"互相发"的关系;4.朱熹所言"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不是两事"之说乃是其工夫论思想的终极之论,此论意味着格物与诚意既可两立又不可分离,但这种不可分离又不具有浑然合一性。朱熹若能坚持格物致知至诚意正心乃同属"明明德之事"的立场,则格物诚意不是两事的观点始能真正落实,由此可以建构起一套义理自足的儒学工夫论的理论形态。     

大学之道的理学化——以朱熹《大学章句》为核心的解读

《大学章句》是朱熹在《礼记.大学》篇基础上对《大学》进行的修改、校订和解释。朱熹对《大学》的编辑校订奠定了四书学,使得《四书》上升到经的地位。元代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的＂延佑科举＂使朱注《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并占据了优势地位,实现了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朱熹对《大学》的修订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思维的内敛及道德至上,由此也导致了宋以后中国古代官方教育重心性修养、政治智慧以及为官之道,缺乏开发生产工具和实用技能的偏向。尽管明清时期中国出现了实学思潮,然而由于传统主流思维的惯性,使中华民族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科技发展的契机与优势。     

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南宋时期的大儒朱熹篡辑的。这个巧伪人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与《五经》相提并论成为儒家的经典,并将他把孔孟之道加工为“理学”的毒汁,灌注其中,作章句和集注,编成《四书集注》。     

宋代《四书》文献著者的地域分布初探

儒学发展至两宋时期,《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影响日趋重要,并随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而最终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从而在儒家经学及传统学术中占有显要地位。因宋人有关四书注解的著述卷帙繁多,著者人数甚众,其社会、政治、学术情况也复杂多样,为此,文章将就宋朝《四书》类文献的著者情况,如人数、年代以及地理分布等作一探析。     

朱熹对儒家教育传统的集大成作用

朱熹对儒家教育传统起着集大成作用。他的集大成作用主要表现在：论证了理学教育的理论基础;继承孟子以明人伦为主旨的教育目的论;构建“三纲五常”为“天理”的德育论;提出了格物穷理以致知的教学论思想;遍注群经,辑合并注解《四书》和北宋理学家著作,深刻影响我国南宋以后封建社会后期各级各类学校教学内容。     

朱熹:“代圣贤立言”的启蒙者

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特征有一个在儒家经典阐释传统中逐步孕育而成的过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明清科举考试中八股文“四书”题阐释的依据,其以心理体验为特征的经典阐释理论和实践也为明清两代文人所继承,客观上为八股文这一阐释学特征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朱熹的经典阐释理论以“切己”为最高境界,故从中引申出来的八股文“代圣贤立言”的命题自有其复杂性。     

"四书"概念的形成与儒家心性论的彰显

"四书"是直到宋代才出现的概念,"四书"概念的形成过程与"四书"所代表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著作在中国思想史上经典地位的确立过程,是不同时期儒家人士批判、吸收、消融佛老思想的过程,更是儒家心性论的彰显、发展、完善及繁荣的过程。     

责任伦理与儒家工夫论：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另解

责任伦理是由韦伯特别针对现代性政治提出的政治伦理，以之与意图伦理相对待。责任伦理亦可兼顾道德存心与实践结果之好坏，故此儒家的道德学说与责任伦理并不相互排斥。从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中，可以发现船山的工夫论是与责任伦理相契的。这主要表现在船山反对将格物与致知打成一片，因此其论修〖JP〗身的根本意向是投射至具体对象以为事功，而非收摄到主观的道德境界。不止如此，从《宋论》和《读通鉴论》对王安石与光武帝的评议，可诠释出三条儒家式责任伦理的道德格律。      

周敦颐《易》学的宋学精神

周敦颐及其《易》学在北宋时地位并不高,但后来在宋学系统中却被尊为“道学宗主”。这不能完全归结为朱熹等人的推崇,而是由于周敦颐从根本上抓住了如何在名教中安身立命这一宋学的问题意识,将《四书》所倡儒家伦理建立在《周易》的宇宙哲学基础上,成功地使《周易》的太极阴阳、天地合德、吉凶之几、知性智慧转向《四书》的“圣人之本”、“孔颜乐处”、“善恶之几”、德性修养,重新建构了以内在德性为本的天人合一之道。     

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