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禅并重”的农业伦理意境与佛教中国化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三大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交往"。其中的"农禅并重"乃是佛教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古代农业伦理的宗教化表达,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标志。因为在印度佛教中,寺院大都位于城市及其周边,僧人实行"乞食"制度,自己不用从事获取食物的生产劳动,食物由信徒供养;然而,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种种原因,中国佛教逐渐走向"山林化",僧人逐渐退居山林远离城市,从而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供养,于是就只好自己开荒种地,从事农业劳作,并受禅宗观念的影响,直接将这种农业劳作视为修行,从而发展出了"农作即修行"的"农禅并重"体制。同时僧人们还有意识地用农业场景和农业话语来表达禅宗和佛教的理念,从而产生了许多"以农说佛"的禅宗作品。     

以中释西解读西方隐性理性思维控制的“静默”——个体仪式音声《4’33”》

本文将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方法论"以中释西"置于音乐学家于润洋提出的"西方音乐在中国的未来之路"的前瞻性学术背景中,以"拼贴"①的手法,借用民族音乐学"音声"的概念,以连接禅宗与"音声"的关系为立足点,从个体仪式音声的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音乐本体分析,指出西方理性思维从显性开始转向隐性,评价其意义。     

自性、佛性与艺术心理 --佛学对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思想的影响二题议

佛教修行中的"观想佛相",实际上是诱发宗教的想象和幻觉,用佛的形象引起信徒的敬畏,而在客观上也可以成为一种形象思维的训练,因而其方法论原理与文学艺术创作思维是可以相通的.中国佛教信奉的是非位格的神,因此,有"自力"说的提出,即主张修行不以神为中心,而以修行者为中心;他们认为众生都具有"佛性",问题是如何把这种自身蕴藏的佛性挖掘出来.道生和禅宗的"自力说",对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思想中重视主体能动性的趋向起了很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包含值得今天挖掘利用的思想资源.     

禅武僧侠: 明清佛教之世俗化及僧人之侠客化

佛僧以"大丈夫"自许,侠义精神,渊源有自。佛法具有两面相:一是"菩萨低眉",有其慈祥、柔和的一面,目的在于劝化众生;二是"金刚怒目",有其刚的一面,目的在于震慑众魔。至明清两代,僧人之尚气,以及"鏖僧"的风行;僧人之尚武、从军,以及由此而形成独特的"僧兵"与少林武术;僧人成为血性男子,行侠仗义,以及侠僧的普遍出现,无不证明,以佛教世俗化为前奏,在佛僧群体中已经形成一股"崇武尚侠"之风。明清僧侠亦有两分的迹象:一方面,僧人恩怨分明,行侠仗义,这是侠之小者;另一方面,每当国家多事之时,僧人挺身而出,视"王事"为"佛事",这是侠之大者。     

超越者的光辉——论《西游记》中的仙佛形象及其佛教渊源

在明代的神魔小说《西游记》中,有一批类型化、神圣化的超越者形象———仙佛。仙佛形象系列与修行主人公（唐僧师徒）、修行的障碍者（妖魔）和修行的旁观者（众生）构成小说的四种基本人物类型。文章从仙佛形象的超越者特征入手,分析其性格的诸多侧面,揭示出小说与佛经中仙佛形象的文化继承关系,并论证仙佛形象是小说酝酿宗教气氛、实现情节转换的重要手段。      

晚唐五代禅僧行脚问题考析

晚唐五代,游方参学成为禅宗僧人突出的修行方式之一.行脚,作为动态的修行方式,与静态的修行方式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禅学的兴盛.借助行脚僧,在南岳系和青原系之间建立联系,促使了禅宗宗门之间的融合.行脚僧的游走,产生出禅师与学僧、禅师之间、学僧之间等多重关系;出现"代别"、"举古"等新的表述方式;为<祖堂集>等综合性著述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行脚现象推动了参禅者的悟道进程,繁荣了禅林,促进了各种教化手段的产生,融合了各派宗风,彰显出禅宗的时代特色.     

适者生存——“民间音乐的佛教化”与京西丧礼中“佛教音乐的民间化”

民间音乐中的一部分由民间社会进入寺院高墙成为了远离尘世、超凡脱俗的佛教音乐,完成了＂民间音乐佛教化＂的改造,而佛事音乐后期则通过民间丧礼走出寺院、回归民间,经历了＂佛教音乐民间化＂的再造历程。这一来一往、一进一出的两种转换互渗均以调整自我,满足不同环境、不同人群、不同时代的不同需求为动因。民间音乐因为寺院庙宇、僧侣信众服务而变得＂非哀非乐,不怨不怒＂,佛教音乐则又因为民间市井、俗人百姓服务而去净去雅、逐渐俗化。因此,不论是＂民间音乐的佛教化＂,还是＂佛教音乐的民间化＂,皆是生存环境迭变和生存原则驱使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坛经》禅学与人生智慧

如果说禅宗是如何通过修行而解脱成佛的佛法宗派,禅学则早已成为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活智慧,一种修心之道。品读慧能所留下的禅宗经典《坛经》,领悟禅宗文化,有助于让人关照自我的内心深处,寻觅心灵的宁静淡定,成就自然的、智慧的、高远的人生境界。《坛经》禅学给现代人的启示在于,人生在世,多多观心,寻求清净,除却执迷,淡看风云,平等待人,悠然自得,才是真正的生活智慧。     

慧能禅宗:超越精神危机、回归精神家园的路径

置身现代社会,不少人丧失掉精神家园,正经历着精神危机。如何才能走出这一困境,找回属于我们的幸福安宁呢?慧能禅宗主张自性即是真佛,人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公",皆能解脱成佛;与此同时,慧能禅宗认为万法空如相即,人与万物之存在皆如其本然,故能不分彼此,相处和谐。"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一旦众生识得自心、悟得自性,从此融空摄有、物我两忘,在自他俱泯、万物一体的世界中安身立命,回归"真我"。     

从圆顿到圆渐:太虚对禅宗百年发展之抉择

太虚是近代中国佛教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难得的身兼学问家和禅师两种角色的佛学家。他关于禅宗思想性质的界定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当代禅宗发展之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讨论太虚与禅宗发展有三条线索:一是太虚出身于禅宗,参悟于禅宗,却"出走"禅宗,学宗唯识,最后又"回归"禅宗的曲折经历。二是反思中国佛教历史和抉择全体佛法的总持智慧,确立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并以对全体佛学的教理抉择和总体判摄,坚持中国佛教禅宗的圆教教理和圆顿禅观,着力会通圆顿教理与唯识学。三是面对佛法契合时代的深切现实和实践观思,认为唯识学教理更适合现代科学时代,大乘通教的学修次第更适合现代人,因此会通中印佛学,提出教法由"圆顿"转向"圆渐",以"圆渐"之大乘法为适应当下时代的佛学实践路线,由发达人生以进趣佛道。由此提倡以"今菩萨行"为主线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并认为禅宗的禅机智慧在传统诸宗中最切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精神,当下的禅生活才是人生佛教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振兴禅宗生机仍是今天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教育活动史域下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教化路径及实施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王朝更替频繁,社会剧烈震荡,但在教育文化传承上却有"反本开新"之功。当时,在社会教化活动上,承袭了两汉尊儒的教化传统,即通过立学设教、选拔奖励通经之士、祭奠先圣、提倡孝亲尊老等路径向民众渗透伦理观念;或通过颁布诏书、帝王帝后耕籍亲蚕、制定规程等方法来劝民勤于农桑;或通过下达政令、为政者以身作则、派员巡视等方法以化导民风民俗。另外,当时的社会认同和提倡佛法,通过求道成仙的佛道教化来引领民众的宗教信仰,这为隋唐以儒为主兼用佛道的社会教化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禅宗的决定之趣与见道

本文论述了禅宗抉择正见(决定之趣)与修行见道之间的关系。决定之趣是对大乘究竟胜义的决定趣向、是于所缘境究竟印持的决定解、是屏蔽歧途的佛法正见。依决定之趣而见道所跨越的三重境界:第一,理解力的境界。理解力本身不存在跨越凡夫世界的可能性,但与其伴生的慧观力及信解力,尤其是决定之趣的力量可以实现这种跨越——见道是理解力的尽头,也是决定之趣的直接正受;第二,由决定之趣成熟引发见道。"决定之趣"源自佛心,顺应佛果,与见道是依果起修、互为因果的关系,二者同一属性不同质地,同一范畴但有高低。在修行过程中,决定之趣作为"相似胜义"是指明圣道唯一方向的决定性正见,是防范修行过程发生歧变、偏离正道的根本保障。若决定之趣已建立,无论当下还是他时,见道必定无疑。第三,决定之趣是以法界为本位,修行由见道的作用而进入并亲证法界。这条修证路径的关键,依汉传佛教禅宗的教授就是"万善同归法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禅宗中的以牛说法

禅宗讲求"不立文字,不落言筌",它经常拈提中国人常见的事物———牛来阐明事理,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反映了中国禅宗祖师应机说法的大智慧。禅宗中的以牛说法,散见于禅宗公案、禅宗偈颂和小说中。它不仅表现在许多禅师常以泥牛、牯牛、老母牛、铁牛等喻人或自喻,禅宗中有些禅师想做水牯牛,把心外觅法比作骑牛觅牛,把本来面目比作露地白牛,把心性的修证比作牧牛,以牛喻佛法大意的不可言说及描述形而上的道体,还涉及禅宗教义、禅宗的教育法和禅宗无情说法的思想。本文对禅宗以牛说法出现的原因、表现、对禅宗的影响以及研读这些案例时所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     

元稹与管儿

<琵琶歌>和<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一)>的准确解读是揭开元稹与管儿真实关系的关键.<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一)>中的"李著作"与"李十(一)"为同一人即李建."花下音声是管儿"之"音声",只应解作"音声人", 而不应如吴伟斌那样释作 "莺声",也不应象程国赋那样释为"琵琶声".管儿是李建的"音声人"(供娱乐使唤的侍妾).<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一)>是元稹借管儿在春花明月之夜对李建的思念来表达自己对朋友李建的想念之情.<琵琶歌>是元稹借写"管儿"怀才不遇的命运来抒发自己因屡遭贬谪而产生的抑郁愤懑情怀.元稹与管儿相识应在元稹任校书郎(803-805)后的第二年即贞元二十年(804 )的春天,而不是如吴伟斌所说的在贞元十一、二年(795-796).元稹与管儿之间不存在恋爱关系.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论王维山水诗的"云"、"水"意蕴

禅宗在盛唐已经发展成一种传播生存智慧的哲学,调节着众生心灵世界的平衡.作为盛唐山水诗的开创者,王维深度融合了南北禅宗的禅法精髓,并将其融入山水之中,创造出一种空明静秀的境界,他的山水诗常体现出心境与物境、物境和禅境的交相渗透,尤其在水云意象的运用上,直指禅学之"性"与"缘",佛性之空寂静净与佛境之自在自如在此得以打通,呈现出审美体验与宗教体验之深层融合,具有深刻的审美特质和思想内涵.     

谢灵运与宗炳佛学理论之异同及其对文艺理论与创作的影响

谢灵运与宗炳同属晋宋之际文人,一为山水诗人,一为山水画家,由于对佛学的理解有所不同,因此对于佛法与山水自然之关系的认识也就有所差异。宗炳认为自然山水皆为佛之神明所感生,只有在澄怀息虑的精神状态下,才能"应目会心",故提出"畅神"之说。谢灵运则认为山水与佛法的关系乃是色与空的关系,观照幽静空灵的自然山水之境即是体认自己朗然清净的真如佛性,因此通过观照山水体悟佛理,遂形成山水诗中的"玄言尾巴"。     

慧能禅宗的生命解脱之道及其现代开展

即心即佛的佛性论、顿悟见性的修行论、不离世间觉的解脱论,是慧能禅宗思想在生命本质、生命境界、生命智慧等方面的渐次展开,集中体现了禅宗的生命解脱之道.慧能后学继“顿悟见性”而倡导“触类见道”,解决了传统佛教及慧能禅学对于现实人心与本体佛性两者之间无法相应而又必须相合的二元悖论.当代佛教“心灵环保”和“境解脱”思想的提出,则是传统禅宗“不离世间觉”思想的现代开展.     

中国武术蕴含的文化魅力

练武能提高人的基本素质。古代人最讲究"文武双全",故有俗语:有武无文则蛮,有文无武则弱。练武能增进人的体格,能改善人的精神面貌,塑造出勇敢刚强的品格。"功夫"一词是佛教专用名词,禅宗的修行成果就叫做"功夫",比如,坐禅、参话头就叫"做功夫"。做"功夫"的目的,是为了开悟成佛,超凡入圣,彻底改变人的品质。少林寺是禅宗祖庭,少林僧人习武是一种修行,所以又叫"禅武"或"禅武合一"。有一点很重要,习武的动机对习武的后果影响至大,这就是武德。因为好的习武动机,将培     

瞽矇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瞽矇",精通各种音乐,熟知各种祭祀礼仪,他们在上古礼乐文明诸多的活动中表现突出,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对礼乐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通过对古代音乐文献相关记载的梳理,可以发现瞽矇与音乐的渊源:他们是古代乐官的一类,地位很高,在礼乐活动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政治教化、历史传承、音乐教育等多方面承担重要职能。     

试论南宗禅的形成及其理论创新

7世纪中叶 ,达摩禅酝酿着新的发展动向 ,最先给达摩禅带来突破性发展的是牛头宗 ;慧能从弘忍禅法出发 ,直接对达摩禅提出了全新的见解 ;从北宗内部衍生的净众宗以及保唐宗也对禅法有所突破。 7世纪中叶到 8世纪初 ,禅宗创新思潮的共同特点是 :将众生清净之性归结于现实人心 ,将定、慧等种种修禅方式归结为现实的生活方式 ,将佛法体系归结于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