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政治学境阈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研究——以广西为例

边疆政治学主要是从边疆区域入手研究边疆政治制度和少数民族法制建设,研究周边国家关系与跨界民族问题。边疆地区社会整合作为中国社会整合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边疆地区社会结合为一个统一、和谐相处的社会的过程及结果。边疆地区社会存在突出问题和诸种困难。边疆地区的社会整合方略包括：意识形态整合,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导向性工具;利益整合,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基础;制度整合,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起点;组织整合,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根本保障;处理好民族问题,特别是跨界民族问题,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内在要求;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边疆地区社会整合的外在保证。     

论我国跨界民族的双重作用与双刃剑效应

我国是一个多跨界民族的国家,跨界民族在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都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学术界对于跨界民族作用的认识可归结为四个方面：和平跨居论;族群—国家冲突论;边疆跨界民族问题治理论;特定边疆跨界民族非传统安全治理论。这些观点往往只侧重于跨界民族作用的某一方面,而且总体上偏重于突出其消极作用。应辩证分析和看待跨界民族的双重作用和双刃剑效应。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云南跨界民族问题

冷战结束后,云南边境地区的安全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全威胁由防御邻国向我国侵犯等传统安全要素逐渐转向防止各种跨国犯罪和贩毒走私为特征的非传统安全,跨界民族问题成为引发云南边疆地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给边疆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从云南跨界民族问题与非传统安全关系入手,分析由云南跨界民族所产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提出解决云南跨界民族问题的一些设想,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建构良性边疆外交中的跨界民族因素

边疆是跨界民族区别于非跨界民族的地域象征,跨界民族是边疆动态社会属性的特殊代表符号。边疆的社会性受跨界民族因素影响,跨界民族的地域性亦和边疆关联。边疆的前沿地域特征与跨界民族互动内外的特点,必然要求两者在中国建构良性周边外交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赋予外交内涵,可谓之"边疆外交"。"亲诚惠容"的跨界民族关系互动是促进良性边疆外交建构的关键环节,良性边疆外交则是良性周边外交的具体展现。跨界民族与边疆外交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的天然互动逻辑关系,注定了良性边疆外交的建构离不开友好跨界民族关系的打造。     

边疆治理视野下的认同整合研究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我国边疆多民族地区存在复杂的关系,尤其伴随着国内外各种影响因素的急剧变化,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与冲突在局部地区被凸显出来,成为我国边疆治理的一项十分紧迫的现实难题。因此,必须将边疆地区出现的认同问题纳入我国边疆治理视野之中,并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进行有效整合,以确保边疆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统一。     

中国的跨界民族问题与和平崛起战略

由于跨界民族使我国的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性特点,因而它直接影响到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影响我国边疆的稳定;跨界民族问题也是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和组织干涉我国内政,阻挠我国和平发展的主要借口,直接影响我国和平崛起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所以我们必须从和平崛起战略的高度重视解决跨界民族问题,尤其是加大跨界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奔向小康社会。     

近代边疆问题中的“国际因素”:以民国时期的新疆为中心的考察——兼评《民国时期的英国与中国新疆》

近代边疆危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在中国蔓延,这既是中国内部窳败、政治失序所致,也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秩序演变所致。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化与国际格局的演变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因果关系,既是帝国主义列强全面入侵中国的重要表现,也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结果。列强这一"他者"的侵略,一方面使边疆危机日趋严重,一方面也刺激了国人的民族觉醒,国人的主权意识不断增强。地缘政治是列强在中国边疆地区博弈时考量的重要因素,民族与宗教问题则成为列强利用其以干预中国边疆问题时的重要方式。对这些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复杂面相,应有深层次的梳理、分析与诠释。     

中国朝鲜族的国民认同现状分析

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强对跨界民族的国民认同研究,既能客观地了解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认同程度,更有利于改善对少数民族的相关政策,同时也有利于维护我国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稳定繁荣,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共处。通过朝鲜族社会人口学特征对其国民认同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性别、学历、成长环境、出生地、移居世代、访韩经历等诸多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都没有影响到中国朝鲜族的国民认同程度。     

如何办好边疆地区电视新闻类节目

我国边疆地区幅员辽阔,边疆问题关系到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以及边防巩固。在新世纪,作为宣传工作重要舆论工具的边疆地区电视台既面临挑战,又面临发展的机遇。如何立足边疆特色,放眼边疆未来,谋划边疆地区电视台的新发展,这是边疆地区新闻工作者值得深思的问题。要办好边疆地区台新闻类节目,必须立足边疆,根据边疆地区“边、少、邻”的特点抓新闻报道的重点,同时,要贴近受众来挖掘新闻热点,根据边疆特点来破解新闻报道的难点,并放眼边疆未来,着力打造新闻报道的精品。     

中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研究述评

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对于我国边疆安全、社会稳定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学界关于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在研究对象、问题范围和考察视角等方面仍存不足。对当前研究情状的检视和评述,有助于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     

中国教会本色化系谱中的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

中国教会本色化的要义是中国信徒在中国事务中担负责任,基督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相适应.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运动是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和在边疆地区的重要实践,扩展了基督教的活动范围及影响.边疆服务部在川康民族地区开展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生计改良等社会服务事业,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改良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边疆服务体现出采的"边疆化"与"政治化"的特点,恰是中国教会本色化在边疆地区的具体表现.边疆服务推动了中国教会本色化的历史进程,也印证了中国教会本色化努力中的内在困境.     

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与公民身份建构

因民族国家政治分隔力形成的跨界民族,其成员的民族与国民双重身份对应着两种认同形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严重制约并影响着民族国家的边疆秩序及其地缘政治关系。跨界民族成员依靠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获得公民身份、实现利益诉求、建立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时,深受跨界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通过民族国家的有效治理、公民权益维护等认同政治实现跨界民族的政治认同是较为直接且有效的途径。     

论跨界民族问题对我国和平崛起的影响

我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主要是争取和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由于跨界民族使我国的民族问题具有国际性,它直接影响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影响我国边疆的稳定.跨界民族问题也是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和组织干涉我国内政,阻挠我国和平发展的主要借口,直接影响我国和平崛起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解决跨界民族问题,尤其是加大跨界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我国各族人民共同走向小康社会.     

边疆治理视野下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选择与公民身份建构——以云南省为例

处于国家中心之外、疆域之内、跨国界而居的跨界民族是国家疆域治理的特殊对象。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通过政治法律、文化心理、公民文化等途径构建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时,边疆社会落后、文化心理联系薄弱、现代政治文明缺乏等状况导致了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公民合法权益未能匹配的客观现实,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身份选择困境与国家认同问题。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事实公民权益的匹配当是实现国家边疆治理的客观基础。     

清代新疆的回屯

对于中国历史上周边屯田问题的研究,多注重于内地军民在边疆地区的活动和作用,似乎边疆少数民族与这一问题无关。其实,早在西汉昭帝时,新疆少数民族即已在著名的轮台垦区屯田。本文所要探讨的清代新疆的回屯,不仅是清代新疆屯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也是中国历史上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军民一起,开发边疆地区,为祖国统一作出过贡献的一个例证。     

影响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国际因素分析

我国西北边疆是地缘政治学所谓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的要冲。其安全与稳定不仅取决于我国及西北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关系等内部因素,周边国家政治生态及世界大国的对华战略等外部因素也对其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变革及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势力包围、限制甚至分裂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世界大国特别是美国不断强化与日、韩、澳等国军事同盟关系,从东南方向所谓"第一、第二岛链"围堵我国的同时,又以反恐等名义驻军中亚,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对中亚进行渗透,使我国处于腹背受敌态势。从国际视角分析影响我国西北边疆安全的主要国际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建构及其挑战

现代民族国家产物的跨界民族,对于民族国家边界的形成与边疆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的建构既是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实现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基本方略。在跨界民族成员国家公民身份建构过程中,政治法律、文化心理与公民文化途径被普遍采用。在全球化背景下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面临着族性张扬、参与困境与权益维护等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跨界民族问题的形成与历史演变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跨界民族问题的生成、发展和演变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存在着既相互联系又互有区别的问题领域。总的看来，国际环境转换和外部势力的推动是我国跨界民族问题生成的主要根源；边疆跨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相对滞后和跨界民族形成过程中历史问题的现实投射是其客观诱因。综合考察历史与现实、国际和国内因素，构建解决跨界民族问题的内政与外交政策体系，应是未来我国解决跨界民族问题的努力方向。     

国家一体化理论及其对中国边疆稳定机制建设的启示

推进国家的一体化有助于边疆稳定机制的建设。中国传统的文化多元一体论、民族多元一体论和宗藩多元一体论,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家一体化和边疆稳定机制建设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西方的现代国家理论、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等国家一体化理论,对于促进中国的国家一体化和边疆稳定机制建设,却有其相当的学理解释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派伊的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理论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国家一体化理论,他通过分析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建立、健全和完善等一体化建设而解释"过渡社会"的政治发展。这种民族—主权国家一体化理论,对于中国的国家一体化建设特别是新疆和西藏等西部边疆地区的治理及其稳定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边疆开发中的利益关系及其协调

内陆边疆地区属于我国欠发达地区,且大部分属于西部地区,因此,边疆开发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疆开发过程中,必然涉及到经济利益在不同国家、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分配,衍生出一系列的利益关系,正确认识并协调好这些关系,对于进一步搞好边疆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边疆地区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窗口,实行双向开放战略成为边疆开发的重要内容。在边疆开发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双向开放涉及的利益关系,包括与国内其他地区和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同时,边疆地区生态环境普遍脆弱,要切实加强环境保护,使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相互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