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

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与西方的结盟外交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它以主权平等为基础，以首脑互访为手段，以反对霸权主义与殖民主义为动力，以周思来访问亚、非、欧14国时提出的“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五项原则”为依据，为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奠定了基础。“伙伴外交”成为中国利用外部战略资源的重要手段，成为中国外交资源的“生长点”。本文通过考察“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五项原则”的缘起与实践，对新时期中国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提出了新的建议。     

邵丽：掘金非洲“伊甸园”的时尚厨娘

一位从旅游学校毕业的女大学生,到印度洋深处的一个小岛上探亲时,被这里“比大堡礁还美”的景色所吸引。可是,当她发现这个被西方游客誉为“非洲伊甸园”的地方,餐饮业一直是墨西哥人和印度人唱主角,多年来竟没有一家中餐馆时,便做出一个令家人大吃一惊的决定,留在当地创业15年间她开了4家分店,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收获了1000多万元的惊人财富!     

令人称奇的“铁头功”

你去过非洲吗？你看到过有关非洲人生活的记录片或电视片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你会对“铁头功”一词并不陌生。     

家有“虎妈”

“虎妈”教育震撼美国社会 7岁的女孩，因为一首钢琴曲弹不好就被强迫从晚饭后一直练到夜里，中间不许喝水或上厕所。这种教育子女的方式在中国少数父母的身上可以看到。但是，前不久，这种苛刻的教育方法被美国耶鲁大学华裔教授蔡美儿写在介绍自己育儿经的一本书上，这本名为《虎妈战歌》的书籍一出版，引爆了全世界对东西方教育方式的讨论。如今，“虎妈”的故事登上了最新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各种讨论也随之达到了一个高潮。     

驳斥“中国威胁非洲论“

2007年1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再次踏上非洲土地,对喀麦隆、苏丹、赞比亚、南非、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利比里亚、塞舍尔等八国进行了为期11天的国事访问,再续中非友谊和合作新篇章。然而,某些人炮制的“中国威胁非洲论”、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的论调也重新甚嚣尘上,在许多西方媒体上广为散布。     

中国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

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与西方的结盟外交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它以主权平等为基础，以首脑互访为手段，以反对霸权主义与殖民主义为动力，以周思来访问亚、非、欧14国时提出的“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五项原则”为依据，为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交往奠定了基础。“伙伴外交”成为中国利用外部战略资源的重要手段，成为中国外交资源的“生长点”。本文通过考察“对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五项原则”的缘起与实践，对新时期中国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外交”提出了新的建议。     

英语“good”和汉字“好”的概念化研究

本文从概念化对英语“good”和汉字“好”进行了对比研究，从而揭示了西方人和中国人在认知角度上是有共性的，但因认知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他们之间也存在差异。     

“生态办公”离我们有多远？

当中国GDP飞速增长而城市环境问题日趋严重时,当越来越多的人群开始关注满足生存条件之外的环境和健康问题时,我们开始感知“生态”和“环保”的重要性。 应当指出的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所引发的自然资源损耗严重，大气环境、水环境等日益恶化，城市垃圾无法有效清除等问题，并非中国所独有，西方世界在工业化初期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例如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伦敦，一直保留着“雾都”的别称。     

列宁的灵魂──“一个中国学者眼里的俄罗斯”之七

列宁的灵魂──“一个中国学者眼里的俄罗斯”之七文／赵启强图／张兰列宁墓前的鲜花与微笑，烘托着永驻人心的回忆和春天到莫斯科后的第一个愿望到莫斯科后，第一次上街，便去了红场。那天正好是礼拜天，看见红场上有近百米的长队，知道是列宁陵墓开放的日子，于是赶紧过...     

从“以西方为中心”到“以中国为中心”

“世界中国学论坛”之“反思传统与现代” 近代以来以“西化”为内容的中国改革、革命每一次的挫折与失败，都加重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背离和批判，要求进一步西方化乃至“全盘西化”。反过来，“西化”的成功却又促成了中国在文化上对传统的认同与回归。     

施华洛世奇推出“非洲之旅”

施华洛世奇的秋冬季主题系列“非洲之旅”秉承了施华洛世奇源远流长的企业传统，并蕴涵着浓厚的大自然气息。自丹尼尔.施华洛世奇先生于1895年创业至今，他对大自然的尊重便成为企业的宗旨。一直以来，这家奥地利仿水晶制造商不断从大自然汲取灵感，并凭借新颖的创意通过不同的形式演绎大自然。此次在北京东方新天地购物广场推出的“非洲之旅”系列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驻足观赏。施华洛世奇大中华区执行董事爱丽森女士说，之所以选择东方新天地购物广场做展示，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熟悉施华洛世奇。     

朱亦松的“民治主义”及其社会政策思想

中国历史上的民国时期（1912～1949），是一个颇有意思的年代：一方面在历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之后，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引入中国已成定势；另一方面，“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民族觉醒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再加上形式上相对统一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使得长期以来“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新思潮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附的“根本”。     

“反抗”还是“共谋”？——“阿米巴效应”和人类变形虫

反抗(resistance)，是近年来传入中国学界用来理解农民行为的西方概念之一，“农民的反抗”似乎成为一个讨论历史上中国农民的小小热点，学者们多引用斯科特(J．Scott)的《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1985)，来说明弱者有他们自己的反抗方式。在斯科特眼里，农民的反抗形式不仅仅表现为有组织的、公开的、大规模的、     

“有令”何以难行？——以我国传统的“公”“私”观念为视角

相对于法治更为成熟的国家来说，在我国，法律的实施效果较差。在法律明文规制的领域内，人们多习惯于依靠对社会“潜规则”的领悟心得来指导交往和处理问题，而法律被搁置一旁。这种现象可以被细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作为被移植的法律制度和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制度的冲突而存在。这一部分从近代中国输入西方文明、移植国外法律制度开始成为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二是本文所要论及的，即在没有法律移植的情况下，中国的传统社会本身就存在这种现象。如果把法律看作社会共同体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造成任何法律现象的原因都是整体的，对现象的解释便有无限的可能性。其中，中国传统的“公”“私”观念对造成法律条文的不被执行或不可执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英语在中国的发展以及近两年的留学趋势

英语是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第二语言,是欧盟和许多国际组织与英联邦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英语在中国发展很快,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将孩子送出国,到西方国家去接受教育,出国留学也成为近几年学习的一大趋势。     

论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及其当代启示

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一词，并根据当时社会局势和国内环境的变化界定和完善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内涵。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初步形成，经历了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从古代“夷夏观”分野到近代“种族观”再到近代“民族观”，从近代“民族观”到“近代中华”再到“中国民族”，从“天下合群”到“大民族主义”再到“中华民族”，这一过程实现了中华民族内涵的现代转型。从古代概念内涵到近代西学概念学习，再从吸收近代西方概念到近代中国概念转换，最后完全形成中国化概念内涵的自我超越。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启示我们，要坚决反对防范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全面构建和谐的世界民族观念。     

被误识的“传统”：传统中国再认识

一、问题化：“学习”话语与意识形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史学家对1839到1900年间中国历史的解释,大多基于“西方j中击一中国回应”的分析模式,传统中国在冲击之下改变自身社会结构以回应西方世界。“中国国内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推动的。它的庞大的传统结构被砸得粉碎……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柯文认为,这一分析模式的毛病不在于它是对与错,而在于它实在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在我们看来,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不是这一分析模式的毛病,而毋宁说它本来就没打算这样去做。     

“潘晓”讨论前前后后

在50年代至80年代,从“雷锋”到“潘晓”,《中国青年》曾经几十次地提出过各种问题在青年中开展讨论。今天,历史地回顾《中国青年》的这些讨论,可以理解,它们当然都带着年代的印记。有些讨论有不同程度的简单化和片面性的缺陷;但贯穿其中的主调,是对理想与真理的追求和为国家人民作奉献的赤诚,这也是客观事实。“雷锋”并非是推给青年的一个“神”,“潘晓”也绝不是高举的一面“个人主义的旗帜”。在笔者参加和主持过的所有讨论中,“潘晓讨论”是记忆最深刻的。由于诸种原因,对这个讨论曾时毁时誉,或浮或沉。可我始终认为:80年代初期《中国青年》开展的这场人生观大讨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时期思想解放浪潮对青年成长的新的呼唤;是同代人、不同代人之间的一次真诚的积极的对话;是报刊宣传中一次最广泛、最动情的群众参与;是读者、作者和编者的一次共同的寻求——“潘晓讨论”不只属于编者,属于一家刊物,更属于一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万千青年。     

李学勤与“秦人源于山东说”

在先秦史学界，一直有“秦出东夷”和“秦为西戎”两种观点。比如，历史上，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就认为，秦人出自西方。而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等人的研究，则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     

从“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

从国内和谐到世界和谐的延伸对中国人而言,“和谐”一直以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200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大会的讲坛上,首次向世界提出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