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误差模型下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一个文献综述

 代际收入流动性反映了社会的机会平等与经济公正程度，为收入分配研究提供了动态视角，主要由代际收入弹性来度量。对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主流方法都是建立在变量误差模型基础上的。随着新数据集的使用，研究者对收入动态方程假设进行了修正，从而推动了变量误差模型的发展，反过来变量误差模型的发展促进了代际收入弹性的一致性估计。     

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变动趋势

传统的代际收入弹性法由于采用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对低收入样本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估计存在偏误。因此,采用统计特性优良的代际位序相关性方法,利用1989—2015年CHNS数据,对中国低收入群体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度,得到的结果在不同偏误条件下更加准确、稳健。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群体代际流动性在1991—2006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在2006年后显著上升,其中底层贫困人群子女收入位序上升更快;不同地区代际流动性存在差异,西部地区高于东、中部。进一步对绝对向上流动性的考察发现,代际流动性更大的贫困人群、西部地区人群,其子女尽管有机会摆脱贫困,但收入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社会给予收入底层居民的上升空间十分有限。阻断低收入代际传递,政府应当加强对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投资和职业培训。     

中国代际教育流动性的地区、城乡与阶层差异研究

基于Raymond (2009)的代际流动性测量方法,文章构造了一种新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它具有一些良好的数理特性,突破了这两方面的限制.然后应用CGSS调查数据,利用该指数分析了中国代际教育流动性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发现:(1)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教育流动性依次递减;(2)城市的代际教育流动性高于农村,两者之间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3)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教育流动性差异不明显;(4)我国整体的代际教育流动性略有增加.     

中国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分析

利用CGSS提供的中国28个省区微观调查数据,应用Atkinson回归模型和转移矩阵两种度量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年的城乡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代际收入在不同的分类下流动弹性并不大,其中城市的流动高于农村;东、中、西部的流动弹性呈现逐渐递减趋势。利用转移矩阵对流动性进行测度,研究表明：总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有一种保持效应,即从最低等级转向高一等级的概率较小,从最高等级转向低一等级的概率也较小,总体的不同等级间的流动性较差。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家庭背景对个人收入的高低起着积极的作用。     

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趋势及质量研究

采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数据,基于收入转换矩阵,测算了中国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大小和趋势,并对代际收入流动性质量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较高,主要是源于中间收入阶层在相邻阶层短距离位置变动,而两端收入阶层则相对封闭,代际收入流动性总体呈倒"U"型趋势特征;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不利于子代收入的改善,不利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与巩固,持续贫困率和持续富有率较高,两极分化趋势明显,农村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质量偏低。     

上海城市居民收入的流动性分析

运用收入转换矩阵,从个人收入和代际收入两个方面分析了上海城市居民收入的流动性,藉此提出了上海城市居民收入呈现较强流动性等基本结论和应创造公平有序的职业竞争环境等政策含义。     

中国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的多水平统计模型分析

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 从代际传递的角度, 以九省区农村地区农户家庭子女作为分析对象,运用多水平统计模型分析了影响子女收入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子女的相关属性变量后,子女收入受父亲收入影响较大.这说明农村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小,呈现出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农村地区代际流动性存在中部、东部以及西部地区上的差异.最后,建议政府增加公共医疗资源的供给,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加强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为农村子女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以增加代际间的流动性.     

中国城乡居民多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根据多代际收入流动的理论研究框架,基于CHIP2013和CHIP1995的调查数据,分别使用两样本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TS2SLS)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城乡子代对父代和祖父代的多代际收入弹性,结果发现:城镇父子代际收入弹性大于农村父子,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低于农村居民;在多代际收入流动的理论模型中控制父代收入变量,城乡祖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回归系数都明显下降;城乡居民的父子代际收入弹性从低收入家庭到高收入家庭都呈现递减的特征;城镇和农村居民不同收入阶层多代际收入流动现象差异明显。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力举措——遗产税开征时机已经成熟

在经济发展增速缓慢的背景下，财产分配不公很有可能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爆发的突破口。因此，近些年来，不断有专家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完整的财产再分配制度，特别是房产税、遗产税等财产税制度，这一方面可以完善财税体制，另一方面能直接缓解当前日益恶化的财产差距，而且能在源头上遏制财产差距的代际传递，从而保障社会的机会公平和起点公平。     

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收入极化——基于收入流动性视角下的极化指数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导致收入差距不断增加,将收入流动性与收入极化指数的测量相结合,可更好地分析不同劳动力市场领域收入极化产生的原因。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微观数据,将极化指数P分解为结构化流动性极化指数PS(工资水平的变化)和交换流动性极化指数PE(个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特征的流动变化)两个部分,结果表明:学历和雇佣形式劳动力市场领域产生收入极化的主要原因是结构化流动性,而交换流动性是职业性质和企业所有制劳动力市场领域产生收入极化的主要原因。     

中国收入流动性再探讨

 本文利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1989-2006)数据,从不同角度测度了中国收入流动性,分析了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按不同收入阶层对收入流动性进行分解,最后考察了个体的教育特征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流动性都先上升后下降,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背景下,收入流动性降低加固了现有收入分层,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收入流动性并未改善社会福利;低收入阶层对总体收入流动性贡献最大,但大都在中低收入阶层内部变动;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不易向下流动,城市个体尤为显著。因此,在制定收入分配、教育政策时对低收入群体进行扶持,将有利于促进合理的收入流动进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及教育在传递中的作用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实证检验了出生于1949-1990年男性是否存在代际收入传递,并分析了其变化趋势和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机制。估计结果表明,1949- 1990年代际收入传递程度总体上不断加强,其中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初期出现两次传递高峰。中等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及加强趋势均最高,呈现双倒“U”特征。城镇传递加强趋势约是农村2倍,城镇高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更强,农村则低收入水平者所受影响更强。对教育作用机制分解发现,教育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程度在农村达到26%,城镇则达到36%。家庭环境导致的子女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影响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变化的最主要原因。随着国民教育水平提高,在中国教育的作用也出现了”组合效应”特征。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效应研究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研究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的重要视角之一。文章讨论了公共服务质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机制,同时考虑劳动力迁移因素的作用,以劳动力迁移概率为局部工具变量进行Heckman两阶段回归,来考察代际收入的传递效应。估计结果显示:我国目前代际收入流动还处于较低水平;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能够有效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教育、医疗保险在传递路径中的贡献较大;劳动力迁移行为强化了教育等基本服务质量对代际收入流动的促进作用。政府应继续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合理分配落后地区教育资源,放松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加快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     

20年来张家界旅游发展的民生福利考察

依据“从旅游中进去,从民生中出来”的研究思路,在构建概念模型基础上,运用1989-2009年张家界统计数据,利用居民收入增长弹性系数、森指数、基尼系数、居民收入比指数、消费差距比指数和旅游服务密度指数6个指标,对张家界民生福利改善过程的整体情况和城乡差别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张家界城乡居民从旅游业发展中所获得的收入增长基本同步,居民收入增长慢于旅游产业的增长;同时,在城乡居民之间也存在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弹性比农村高0．05;（2）张家界旅游开发带动民生福利改善,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是不平衡的,农村居民福利改善的速度既落后于城镇居民,也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3）随着旅游服务密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比和消费差距大体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     

网络社区发现算法在流动表建模中的设计与应用

代际流动表可以统计子代与其父代社会地位配对数据的交互频数，反映了社会资源占有的优劣势在父子两代人之间的比较。对财富、阶级、特权等社会基本特征演变的实证考察，均依赖于代际流动表的量化分析。对数线性模型是流动表建模分析的基本工具，通过对列联表单元格频数进行拟合，可以识别流动表行分类与列分类之间的强弱交互效应，刻画父子社会地位间的交互结构。本文利用复杂网络社区发现算法分析父子社会地位的关联结构，针对简约对数线性模型拟合精度不够的问题，提出一种新的建模思路：利用社区发现算法对简约对数线性模型的残差列联表进行关联关系挖掘，将发现的社区效应作为附加参数约束引入原对数线性模型，以改善数据的拟合情况。由于该方法只在原简约对数线性模型中增加了一个参数约束，因此仍可以保证建模结果的简洁性及理论意义，同时社区效应补充了原对数线性模型对经验数据结构的解读。论文用此方法对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经验代际职业流动表进行建模分析，较好地解释了子代职业阶层与父代职业阶层间的关联模式。     

时间和收入来源对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对深圳市城市居民家庭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的实证研究

 目前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大多是静态的测度某一时点的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缺乏对收入随时间变化的模式和收入来源结构的深入研究。本文使用深圳市2005年和2006年的城市居民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结构进行了研究。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多元化从本质上反映了机会公平的程度，深圳市的实证数据表明，现阶段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变动性和收入来源多元化使长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小于短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家庭总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小于单一收入来源的不平等程度。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关注机会公平是在收入分配领域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问卷调查

基于中国31个省份2 852份农村居民家庭问卷调查数据,运用Gini系数等指标,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进行统计测算;从农户家庭基本特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地理环境和地区差异、家庭人均年收入水平等方面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对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户人均年收入及收入差距由于农户家庭特征、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政治资本不同、地理环境和地区差异而存在较大差异;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农村劳动力缺少就业技能"和"缺乏农业技术与资金"是造成农民增收难的最主要原因;农村居民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承受力较弱,对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不满意,但对国家实施的三农政策比较满意;"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是对农村居民不公平的主要表现;"贫富差距过大"是阻碍经济效率的主要风险;"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提升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和"构建城乡均衡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     

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居民自感健康

本文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年首次全面调查数据,从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角度出发,并依次控制人际关系及情感因素、人口学特征和自然因素与特殊嗜好因素,系统考察其对我国居民自感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代表较高经济收入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居民自感健康有积极影响;控制客观经济地位因素后,主观社会地位对各年龄层的居民自感健康的影响依然相当显著,当前社会等级和预期未来高的社会等级都能显著提高居民自感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