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政府补贴与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能否兼得？——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准自然实验

在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与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13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验证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环境规制方式可以达到双赢,即实现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与激励企业提高经济绩效的双重目标。本文获取碳排放权交易首批7个试点省份重点排放工业企业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通过剥离工业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硬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的同时,却并未导致企业经济绩效的下滑。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会率先激励试点重点排放工业企业增加R&D投入,并通过研发创新的补偿效应弥补企业的减排成本,提高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绩效。本文还进一步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推进高耗能工业企业形成以优质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市场地位越高的优质企业业绩提升幅度越大,产业链上游企业、民营企业以及碳配额管理严格地区企业经济绩效的内部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为如何处理好“碳中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政策选择依据,也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环境税收制度的国际比较

一、环境税收制度的国际比较 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相继开征了环境保护税。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后,环境保护税受到各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经历了一个从零散的、个别的环保税种开征,到逐渐形成环保税收体系的过程。环保税主要是对污染物或污染行为征税,具体开征的税种名目繁多,根据污染物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五大类。 ——废气排放。废气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常见的对废气排放征收的税种是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和氮氧     

京津冀PM2.5治理的居民支付意愿及行为选择的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了京津冀雾霾治理的居民支付意愿.针对居民支付意愿及行为选择设计调查问卷,运用双边界二分式CVM方法、支付意愿函数模型及随机效用模型对收集到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大气污染治理的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并导出模型表达式;进而计算出大气污染治理的居民支付意愿均值.进一步分析,居民对降低PM2.5的行为选择,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区域雾霾治理的政策建议.     

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检验——来自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计量方法,检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影响机制和“两难问题”。结果发现:市场型环境政策有效且存在跨界减排效应,即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本地碳排放,其碳减排效应逐年增强,而且同期本地碳交易政策实施可以形成邻地示范效应,推动相邻地区碳减排。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主要通过调整能源结构,提高地区技术水平,推动地区绿色技术发展,实现地区碳减排,且当前阶段能源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最强,约占总体减排效应的36.9%,而绿色技术进步的贡献仅为11.6%。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有效克服环境与经济的“两难问题”,同步实现碳减排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双重目标,实现经济与环境相容发展。     

基于AHP的辽河流域排污权初始分配值测算

文章以辽河流域流经省区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吉林省和辽宁省为研究对象,以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中排放的化学需氧量(COD)、氨氮(NH3N)为排污权交易的对象,运用层次分析法,在保证公平性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各省区污染状况、经济发展、科技水平等因素,确定了辽河流域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值、氨氮(NH3N)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值.为下一步辽河流域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参考依据.     

中国煤电能源链的生命周期碳排放系数计量

 针对我国煤电高污染的行业背景和电力行业低碳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文章应用全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建立了我国煤电能源链的碳排放计量总模型和各环节的子计量模型,进而通过详细计算得出了我国燃煤电厂单位发电量引致的子环节 当量排放及煤电能源链 当量的总排放数据,对比发现了燃煤发电环节为我国煤电能源链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环节,最后对各环节的排放结果作出了综合评价与解释。研究对增进了解我国煤电能源链各单元过程温室气体的产生来源和大小,明晰减排调控的重点方向,实现我国电力行业的低碳化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于影子利率期限结构的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文章首先估计并分析了影子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然后基于该模型得到了一种新的衡量货币政策趋势的政策利率,最后利用政策利率分析了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状态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影子利率模型得到的宏观经济状态对于政策利率冲击所产生的响应结果为货币政策效应的计量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应只关注表面的实际利率值,同时也应注重潜在影子利率值的波动情况,以便实现预期政策目标.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等考察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于控排名单中上市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污染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强化高管可持续发展意识来提高企业履行ESG的积极性,尤其对ESG分项指标中的E和S影响显著。     

宏观经济指标、技术指标与国债期货价格预测——基于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的实证检验

分别以筛选的4种技术指标和6个宏观经济指标作为国债期货指数预测变量,利用随机森林算法构建4种机器学习预测模型;依据价格波动集聚性设计跟踪交易规则,通过比较4种模型的预测精度和跟踪交易收益率,检验宏观经济指标、技术指标和随机森林算法对国债期货指数的预测能力。研究结果发现:用主成分精选技术指标构建的预测模型,对国债期货指数的跟踪交易收益率虽然明显优于市场收益率,但不如遵循单个技术指标经验交易规则的跟踪交易收益率;用主成分精选技术指标和宏观经济指标构建的模型能够取得很好的预测精度和跟踪交易收益率,这表明宏观经济指标与技术指标都对国债期货价格具有预测意义,可以利用随机森林机器学习算法构建有效的国债期货量化投资模型。     

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闭环供应链超网络均衡模型

文章为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闭环供应链总体效率及决策行为的影响,考虑到多层多成员多目标决策的闭环供应链网络中同层非合作竞争决策者,以利润最大、排放废气最小、风险最小为目标,构建了由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需求市场和回收商组成的超网络模型.该模型利用均衡理论及变分不等式的方法分析各层决策者的独立决策行为及其相互作用,并通过改进的投影梯度算法求得均衡点.通过三个算例分析得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对产品的交易平衡和价格水平的影响.     

人口、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及技术进步对中国S02影响的实证分析——对Grossman污染分解方程的拓展

通过对Grossman污染分解方程进行拓展,加入了人口增长效应、收入效应,并对技术效应进行了进一步的分解,建立了新的污染物分解动态方程,以探讨影响污染物排放量的各种效应。在此基础之上,利用动态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以中国1985到2008年S02排放的数据进行分析,验证了人口增长效应是S02增加的重要原因;技术效应对减少S02的排放起到的作用逐渐加大。因此,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影响污染物排放的因素应该考虑到人口的规模效应。另外,国家需要继续加大能源利用技术和污染物处理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来减少环境污染。     

提高排污费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兼论对我国环保税开征的启示

考虑到我国2018年首征的环保税是由原排污费采取“税负平移”方式改制而成,本文以国发〔2007〕15号文颁布实施后各省级政府陆续调整二氧化硫(SO2)排污费标准为准实验;以2005-2014 年深沪股市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方法(DID)研究了SO2排污费标准提高带来的企业创新效应,并以此探讨对环保税政策的相关启示。研究发现: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总体上抑制了企业创新,然而当环保税税额提高到一定程度,环保税征收可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由此对我国环保税改革的启示在于,需进一步提高我国现行环保税税率并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本文主要创新点在于通过外生政策冲击并采用DID 模型,相对有效处理了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对由原排污费改制而来的我国环保税的进一步完善具有相应的政策指导意义。     

对外贸易隐含SO2测算及影响因素的结构分解分析

 本研究根据中国2002、2005、2007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OECD的国外投入产出表和GTAP Version 7.0的SO2排放强度等数据,利用多国投入产出模型方法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SO2,相关的行业结构分布以及隐含污染物在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流向,并通过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三大因素对出口贸易隐污染物的贡献大小。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至2007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创造了巨大贸易顺差,同时也带来了大量隐含SO2顺差;迅速增长的贸易规模是出口贸易隐含污染物增加的主要因素,但是,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技术改进导致的SO2排放强度下降抑制出口贸易隐含SO2增加,而投入产出中间结构变化对其影响较小。     

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暗含着“同质”假设,即随着经济的增长,各个国家和地区经历着相似的环境影响轨迹。本文在质疑该“同质”假设的前提下,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整体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这主要取决于地区和污染指标的选取,具体会呈现单调递减、“U”型、倒“U”型、“N”型和倒“N”型五种关系;（2）不同组别的当前经济水平会给不同污染物带来不同的内生性影响。相对而言,我国在SO2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高工业化高收入组、高工业化低收入组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在固体废弃物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在废水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低工业化高收入组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因此,政府应当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优化环境规制形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     

空气污染治理与公众健康———来自“大气十条”政策的证据

为探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大气十条”)的健康效应,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及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基于多项Logit模型的双重差分法(Logit-DID),从微观与宏观两个维度考察“大气十条”政策的健康改善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探讨环境健康不平等的内在原因 研究发现:“大气十条”实施带来显著的健康效应,该政策不仅能有效控制与空气污染高度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占比,还能够间接降低受空气污染影响较小的疾病病情。其作用机理主要通过控制PM2.5浓度改善公众健康,同时该政策对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烟(粉)尘等其 他污染物浓度的下降起到了协同作用。进一步分析显示环境福利不公平的现象依然存在,“大气十条”政 策显著降低了疾病高发人群的发病率,且对女性、城镇居民和低、高年龄段等疾病高发人群的健康影响更显著。本文为政府构建环境健康公平发展路径,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的因果关系——基于收敛交叉映射技术的经验研究

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是制约现代城市发展的两大顽疾，准确识别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之间的交互影响，有助于城市管理者重新审视现行治堵与治霾政策的合理性。本文借助大数据平台采集了我国99个城市的高德拥堵延迟指数（CDI）、空气质量指数（AQI）及六种分项空气污染物浓度日报数据，首次采用收敛交叉映射（CCM）方法实证考察了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CDI与AQI以及CDI与分项污染物组成的动态系统均呈现明显的非线性与弱耦合特征。基于CCM检验结果，大多数城市的CDI与AQI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从分项空气污染物的角度，大多数城市的CDI与主要空气污染物之间不存在显著因果关系，但与次要空气污染物之间却存在显著的单向或双向因果关系。上述结果表明，尽管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之间有一定关联，但在因果关系上现有的经验证据并不支持两者相互影响，治堵和治霾不能“一箭双雕”而必须“双管齐下”。本文的研究在经验上丰富了关于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交互影响的讨论，对城市管理者更加谨慎与合理地制定治堵政策与治霾政策有重要现实意义。     

个人所得税、减贫效应与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益贫性

本文结合国际前沿收入分配测度方法,基于贫困增长曲线（poverty growth curve,PGC）和收入增长相对益贫性（Relative pro-poorness of Growth,RPG）测度指标,应用2013年发布的新一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从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益贫性这一新视角分析个人所得税的减贫效应及其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由此阐释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益贫性的影响机理,并得到更具针对性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启示。     

中国CO2排放变动的结构因素分析——一个包含贸易结构的分解模型

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测算出2002-2007年度中国隐含碳排放总量和分部门的排放量,并应用结构分解法研究了排放强度、生产技术、国内需求结构、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五个因素对隐含碳排放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排放强度和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动是碳排放量减少的主要原因,生产技术、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从部门结构上看,贸易结构因素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分布特征的变化,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贸易结构的变迁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小;另外,虽然直接碳排强度明显下降,但受碳排强度因素和生产技术因素共同影响的完全碳排强度却几乎没有变化,反映出能源政策在各部门的实际效果受到生产技术的影响.     

环境信息披露的污染减排效应评估

本文利用我国2008年正式实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7年我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环境信息披露对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克服环境信息披露的测量困难与内生性问题,首次考察环境信息披露的污染减排效果,并借助数理模型对其影响机制进行规范阐释。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显著降低工业污染物排放水平,且该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和长期性;同时,减排作用会随地区环境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而呈现递增规律;此外,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其传导机制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转型和减排技术进步。为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提供了平行趋势、工具变量、安慰剂等多种方法的检验结果。本文的研究在经验上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污染治理之间关系的相关讨论,为提升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水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