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工业组织权威变迁及其对劳企关系的影响

企业内部的组织权威既是保证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对企业员工的激励和约束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国有工业组织权威结构从从国家主导的“神圣型权威”向企业支配的“效率型权威”转变;企业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权威关系从“身份报酬型权威”向“行为报酬型权威”转变;普通员工对企业管理者的权威认同从“价值合理性权威”向“工具合理性权威”转变.国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国家与企业关系的变革,以及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实践,成为国有企业组织权威变迁的合法性制度基础.同时,国有工业组织权威变迁对建构和谐的劳企关系产生了明显影响和挑战.     

典型民族宗教村落社区权威变迁解析--以河南省孟州市桑坡村为例

桑坡作为一个以传统皮毛加工及伊斯兰信仰为特色的中原回族村庄 ,建国以来其村庄治理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较为典型的变迁期 :一是国家权力的控制性介入与文化断裂期 :二是国家权力的建设性介入与社区全面发展期 :三是在新的宏观社会背景下 ,社会组织力量竞争性互动与村治重建期。在这一过程中 ,国家权力、宗教权威、新经济权威这三种原在及新生的社区权威在错综复杂的相互矛盾和抗争中互动、融合、博弈、共生 ,以求最终实现现代政治、经济、文化规制下的新村治的积极重建。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     

新时期农村民间组织生长机制研究——基于张高村民间组织建设实验观察

社区生活及民间权威资源是民间组织发育的土壤.在民间权威稀缺的条件下,可以借助外力打破村庄的原生态,动员潜在的权威资源,推动农村民间组织的建立,并借助能人治理维持组织的生存."外生"的民间组织反过来推动社区公共生活的重建,孕育民间权威,实现向"内源"的转变.     

法治建设中国家主义立场的“国家”内涵

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法律学说具有丰富的内涵,对西方和中国社会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中,"国家"是奠基性的概念。对于"国家是什么"的理论命题,国家主义者给予了四个方面的回答,即国家是世俗权威的化身、无上权力的归宿、最高利益的代表和驯化公民的牧者。近代中国语境中的"国家"与西方迥异,带有救亡图存的工具性色彩。对百年前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想,有必要进行批判性的吸收与借鉴,从而为法治国家建设提供有效的理论资源。     

理性、权威与制度变迁——中国协商民主发展逻辑再思考

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既是一个协商民主理论自洽的实践检验过程,也是一个协商民主模式与既有治理格局调适的过程.通过从内在的理性基础和外在的权威关系两个层面考察表明,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逻辑在于如何以组织化治理模式去拓展理性的包容性基础与整合化程度、提供精英与大众的理性互动的结构载体,具体的制度变迁则可以通过"吸纳-整合-重构"的路径实现.     

政府转型与现代治理体系构建:历史逻辑与实践反思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经历了两个转型历程,即从服务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以及从服务型政府到现代治理体系的转变。借鉴亨廷顿和徐湘林的政治发展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服务型政府的提出根本上是推动意识形态变迁和民众认同需要的结果,从服务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则更多地受到地方政府理性追求影响,而从服务型政府转向现代治理体系则是政治领导层偏好和战略意志的结果。而对于时下所热烈讨论的现代治理体系,除了学者所倡导的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有机融合的合作治理网络以及强化国家现代制度体系建设外,本文强调要进一步强化党的权力组织结构建设,同时要重塑党的公信力和国家权威,由此奠定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组织基础和价值基础。     

真理的"权威依赖"——"人的依赖"社会的真理存在

"没有历史"的真理,以社会历史为自己存在的历史.规定于社会的真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表达为不同的存在方式."人的依赖"社会的质是"权威依赖".在"人的依赖"社会,真理是"权威"的真理形式,"权威依赖"是真理"自已构成自己的运动"的现实性空间,"内在依赖"与"外在依赖"是真理依赖"权威"的基本形式,真理的"更替"依赖于"权威"的"更替".真理的存在依赖于"权威","权威"是真理存在的总体性尺度.     

乡村文化治理的国家嵌入：逻辑、路径及其限度

乡村文化现代转型中出现的内生权威弱化和治理功能式微的困境，呼唤国家治理的嵌入。在我国，国家逻辑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文化变迁演进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的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其独特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组织权威能够有效链接和整合国家与乡村、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在具体实践中，国家逻辑以价值引领、组织领导和制度嵌入等三种路径对乡村文化进行治理和利用乡村文化治理乡村。为避免过度嵌入引发治理的内卷化，国家逻辑应以不损害乡村文化的多样性、不消解文化治理的协同性、不抑制农民文化需求的差异性为边界与限度。     

中国村治权威的历史演化及类型探析——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语境中，传统地方精英、国家行政系统和政党组织构成了村治权威的主体，共同把持着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力。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贯穿了乡村权威演化的历史主线，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直接影响了村治权威的形成、更替及作用方式。一定程度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划分中国村治权威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及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中国的乡村权威可划分为内生型、外嵌型、复合型三种理想类型。从中国的村治历史看，乡村权威基本从内生型向外嵌型、复合型演化。     

发展型国家:一种理论范式的批评性考察

"发展型国家"是对东亚经济奇迹的一种解释,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发展的优先性、产业政策的策略性、官僚的有效性、公私合作的紧密性以及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独特性等。这种理论范式既是对以往发展理论的批判,又是对特定时期东亚发展经验的总结,具有较大解释力。但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该理论范式固有的国家主义、经济主义和权威合作主义倾向的局限性日益暴露,亚洲金融危机更是触发了批判和反思发展型国家的浪潮。关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等关系问题的热烈讨论,引导人们通过重构国家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来超越国家主义,推进政策规制的国际化;通过重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来超越发展主义,把改善公众福利置于更优先地位;通过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超越传统的二分法,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而这三种转变推动着发展型国家的角色转型,即逐渐转变为"服务型政府"。     

权威的演化与嬗变——从一份"请示报告"看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中国的社会转型,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看,就是从"权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权威建立依赖于政府权威,但最终法律权威将取代政府权威,成为最高的权威.本文借助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实例,分析这一过程,指出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虽然艰难,但也看到了希望:法律对政府行为开始有了规范作用和约束力.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转型与发展:上海个案

政党治理要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就要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这一转变不简单是活动内容的转变,而是思想观念、组织体系、工作方式和考核模式的系列性变革。创新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需要摆脱运动式的工作方法,注重服务的个性化、制度化、市场化、多元化和社会化的整体推进。把服务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鲜明主题,将有效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新中国70年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演进逻辑与主要启示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治理"一词显然是一个结合了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意涵和"治理"的现代含义双重内涵于一体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社会治理"这一概念是晚近才出现的,但仍然可以用它来观察新中国70年的基层社会治理。从这一视角来看,70年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管控型基层社会治理、管理型基层社会治理到治理型基层社会治理的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迁过程决定的,体现了国家与社会合一到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的内在逻辑。这一过程昭示我们,我国的基层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必须坚持把改善民生和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作为优先方向、必须坚持法治化方向。     

论法治条件下的宪法权威

从“法制”到“法治”不仅是一个概念的转变，而且还是观念的更新。在转型时期，树立宪法权威可以作为法治建设的切入点。依法治国并不等于法治，法治建设需要树立宪法权威。宪法权威是宪法实有权威。党的权威不能替代宪法权威。     

"后乡土社会"中的纠纷解决

在市场化逻辑的冲击下,"原子化"村庄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这类村庄中,原生型权威和次生型权威在村庄中的作用大幅度下降,村庄中的纠纷解决由于权威匮乏开始出现没有第三方裁决者的现象,村民常以"暴力"的逻辑来解决纠纷,在这种情况下,"迎法下乡"即引导国家权威的力量进入村庄,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     

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主导因素及其演变

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先后有三种主导因素对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分别是文化权威、政治权威和市场权威。由于主导因素的变迁,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也随之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关于评价机制的主导因素及其演变的研究有助于对中国现代作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定位。     

国家治理的模式转换与逻辑演变——以环境卫生整治为例

运动式治理、项目化治理和合作式治理都是为克服常规化治理资源匮乏问题而设计的。本文以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环境卫生治理为案例,分析国家治理逻辑的发展变迁。文章从科层化—社会化和控制—激励两个维度将国家治理模式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指出三种模式的依次转换源于资源动员机制。尽管三种模式的逻辑各异,但都需要实现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项目化治理已经替代运动式治理,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但是项目化治理面临多种困境,由项目化治理向合作式治理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突破路径。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进与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是指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国家、农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一整套制度安排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框架。农村改革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国家、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民个体以及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推动了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为:宏观国家层面,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适;中观乡镇层面,"乡政村治"结构的发展;微观村庄层面,村治结构的优化。总体而言,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变遵循着由外生型治理结构向内生型治理结构转变的内在演进逻辑和善治的发展方向。     

刍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政治权威建设

政治权威对于维持一国的政权稳定举足轻重。如何认识政治权威的变化,进而有效控制政治权威的变化,是保持政权平稳发展的重要条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权威的维系举足轻重。怎样去保持政治权威的稳定,值得深思。维系政治权威的道路的选择必须符合中国的具体实践,这样才能有效保证政治权威的稳定和逐步发展,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