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与禹贡学会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展与燕京大学有着密切联系,顾颉刚长期执教燕京大学是历史地理学在此扎根的重要前提。顾颉刚与燕大的结缘是待遇、人际纠葛、燕大中国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燕大执教期间,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逐渐转移到以沿革地理手段对《尚书.禹贡》的地理研究之上,由此直接促生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局下,顾颉刚的学术事业出现了"以文字参加抗日"的价值新取向。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是"国故整理"、"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等主题的融汇。     

评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规划

由于对《尚书》与中国古史研究的关系的深切认识与理解,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追求一种彻底的总结,因而他对《尚书》的整理与研究进行了整体规划,制定了一系列的研究计划。他的规划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探索,50年代进行了集中的设计,一共形成四套方案,可以分成两种思路。可能他还没有形成最后的结论,但它们对于《尚书》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他对《尚书》研究的巨大贡献。他的规划并没有完成,但这一系列的计划却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尚书》提供了具有重大价值的参考方案。     

顾颉刚先生与《尚书》研究

顾颉刚先生一生在古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往往是由《尚书》研究得来的。例如他在学术上最擅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学说,就是早年在把《尚书》和《诗经》、《论语》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的。那时他在北大毕业后留校工作不久,正承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激荡,接受了西方传来的“古史茫昧无稽”的说法,开始具有了要对传统的古史重新进行探索     

读《〈尚书·虞夏书〉新解》之《禹贡》篇一得

《尚书·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记述我国上古时期的地理区划、山川、土壤、植被、物产、交通、贡赋等内容.虽然总共只有1192个字,却是包括自然、人文两方面知识的综合的地理作品.真可说是言简意赅、博大精深.因为是经书中的一篇,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唐宋以来以至近代,研究《禹贡》的不下数十家.新中国成立以后,辛树帜、顾颉刚、李长傅、刘起釪诸先生都有专著或专文问世,寖寖乎已成一专门之学.由于《禹贡》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再加上时代久远,地理环境、名物制度变化很大,虽然有了这么多的研究成果,还不能说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随着我国自然和人文科学的发展,《禹贡》中不少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完全有可能得到新的更为合理的解释.最近有机会读了金景芳、吕绍纲二位先生合著的《〈尚书·虞夏书〉新解》中《禹贡》篇.获益良多.感到是近年来研究《禹贡》的诸著作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对研究上古史或者研究历史地理的同志     

《地员》与《禹贡》的土壤学知识比较

《管子·地员》和《尚书·禹贡》都包含着丰富的土壤学知识。《禹贡》对九州的土壤进行考察后，将其分为三等九级。《地员》主要对中原地区的土壤进行了划分，范围比《禹贡》小，但是比《禹贡》详细、科学。不同的分类反映了古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土壤的认识水平，《地员》的认识要高于《禹贡》。     

《禹贡》堪舆考简

宋至近代，学者多对《尚书。禹贡》的地理学价值进行分析，但针对《禹贡》文字背后所体现的先秦初民理性思维，并未有太多表述。本文尝试从堪舆学的角度，对《禹贡》中的“导山导水”、“天然生物”及“山水和谐”的基本观念进行分析，对这一时期的人文、经济生活展开论述，论证该文献在中国堪舆思想史中的地位，并深度解析彼时人文精神。     

《禹贡》、“冀州”与夏文化探索

一《禹贡》的史料价值探索《禹贡》、“冀州”与夏文化的关系,应先从《禹贡》的史料价值说起。欲穷其渊,必先求其津。以现今传世的古代典籍而论,记载夏史较详的,当推《尚书》中的《禹贡》为最早。在《左传》、《国语》、《楚辞》、《史记》等文献中,虽然也保存着某些有关夏史的资料,但其制作时代都略晚或晚于《禹贡》,因此,欲探求夏史,《禹贡》就成了一篇不容忽视的文献资料。然而人们能够正确看待和了解它的史料价值,能够真正使用它去探索夏史,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坎坷之途。     

顾颉刚教授在燕京大学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

作为著名学者教授,顾颉刚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学的情况有着重要意义。他的史学力著《古史辨》最终在这里完成,并在这里参加和主持了《燕京学报》的编辑工作;任燕大历史系主任期间,注重师资队伍建设,组织“禹贡学会”,出版《史学消息》月刊和《禹贡半月刊》,培养了一批史学人才。抗战期间,利用自己长期从事民俗民谣收集整理工作的便利条件,创立“通俗读物编刊社”,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具有爱国思想的顾先生在燕大的后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既是时代使然,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走的道路。     

顾颉刚与辛树帜的学术交谊

顾颉刚和辛树帜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乃至教育史上都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人。他们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生物学家。在初建兰州大学时,二人亲密合作,埙篪相应。在学术上,他们也互相切磋和砥砺,共同研究《尚书.禹贡》篇,推进了《尚书》学的研究。他们的学术交往和个人情谊,反映了大学崇敬学术、大学校长与大学教授之间平等互敬的大学理念,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内容的光彩篇章。     

《夏商史探索》评介

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夏商史探索》一书,是郑州大学李民副教授继《尚书与古史研究》后,又一部研究先秦史的重要新著。     

司马迁师承孔安国说考辨

司马迁师承孔安国说考辨陈桐生《汉书·儒林传》中有一段文字：“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     

略论黄河流域东西部落集团融合及其意义

根据古代文献考稽古史传说,我国古代黄河流域的东西文化交流和开发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 黄帝时的历史是非常模糊的。司马迁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可见,对于黄帝时期的历史,作为中国古代最早政论资料的《尚书》没有记载,黄帝是诸子百家和民间广泛流传的历史人物,司马迁将其与尧舜的传说和史载资料并“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写成《五帝本纪》。我们认为中国漫长的古代文化源远流长,不但有一个自《尚书》以来的史籍流传系统,而且还有一个更为遥远的古代传说系统,黄帝的历史即是这个古史传说系统中的重要方面,其中有些传说是可信的,应当成为我们研究史前历史的参考。     

鸟夷、东鳀补证

《尚书·禹贡》之岛夷,《汉书·地理志》之东鯷,究竟在什么地方?胡渭《禹贡锥指》以为二者皆指日本;林惠祥等则主台湾说。以后,周维衍再次提出岛夷、东鯷皆台湾古称之说。其实,《禹贡》所载并非“岛夷”,只是唐人刻石经,把鸟夷刻成“島夷”,而贻误后人。清代考据家对此早有论证。解放前,童书业亦有《“鸟夷”说》解放后,胡厚宣在《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中,指出应以鸟夷为是。至于东鯷,胡渭之说不误。有人指为台湾,却未必恰当。现试为鸟夷、东鯷补证,以就教于学术界。岛夷本是鸟夷《尚书·禹贡》载,冀州“盛夷皮服”,扬州“岛夷卉服”。关于扬州岛夷,书说: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岛夷卉服。……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史记·五帝本纪》称东方夷人为“鸟夷”(第43页);《夏本纪》冀州下作鸟夷(第52     

论朱子《尚书》学章句义理之得失

朱子在《尚书》训诂上矫正了传统注疏的一些错误，他对《尚书》脱简的判断和语序的调整，突破了对经典的迷信，开拓了《尚书》研究的新方向。他以理学思想阐释《尚书》词句，赋予了这部古老经典以时代思想的新鲜血液，为我们实现经典的现代化转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层累造史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顾颉刚是国际学术界最尊重的中国史学家之一 ,他“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受到各国中国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他编著的《古史辨》在《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专门辞条。但是 ,长期以来 ,顾颉刚和他的理论在中国却默默无闻。本文认为层累造史理论不但对古代史 ,而且对近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作者试图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发展。文章对新文化运动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黄文弼与顾颉刚——民国时期新疆考古与边疆研究的交汇

黄文弼与顾颉刚是北京大学哲学门同学。毕业后,两人先后留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工作。黄文弼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从事新疆考古。黄文弼的工作促使顾颉刚开始关注并介绍中国的西北考察成果。顾颉刚之后创办《禹贡》半月刊、禹贡学会,以推动边疆研究。黄文弼在《禹贡》上发表过数篇文章,也是禹贡学会的重要成员。他们数十年的交谊,是中国早期边疆研究的历史见证。     

云南苗族文学纵横谈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苗族是历史最为古远的成员之一。关于苗族的族源,史学界的说法颇多。有说《尚书·吕刑》中提到的以“蚩尤”为其首领的“苗民”,即其先民;有说《尚书·牧誓》中提到的助周武王伐纣的“髫”人即“苗”人,是他们的后代开创了楚国的煌煌伟业,有说那也就是《尚书》“禹贡”、“尧典”,《史记》“五帝纪”以及《战国策》、《淮南子》、《山海经》等许多古籍中提到的“三苗”、“有苗”;等等。但尽管各说不一,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都认为苗族的先民远在夏代以前,就生息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了。他们同传说中的华夏族的祖先黄帝,炎帝一道,翻开了中华民族史册的第一页。     

由新出文献重评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

顾颉刚先生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在中西方学界有很大的影响。此说的思想渊源比较广泛,所论问题也与今古文经学上的"公案"有关,受胡适的影响较深。仔细分析顾先生的"层累说",其特别之处在于根据《诗经》中的史诗来分析古史,以禹为"截断众流"的关键点,而不采信传统的《尚书》等文献;其目的则是要从文献出发,构建系统的东周以来的信史。根据近来公布的竹简《子羔》篇、《容成氏》篇和公盨铭文、新蔡楚墓竹简等出土文献,可以发现顾先生的"层累说"中的许多观点存在问题;他对于《诗经》中所提及的禹之分析,也存在史料选择和解释上的疑问,故其"层累说"恐难成立。不过顾先生探索中国系统信史起点的这种学术自觉,仍然是很有学术意义的。     

岛夷释

今本《尚书·禹贡》冀州:“岛夷皮服”,扬州:“岛夷卉服”。西汉孔安国对此解释说;“海曲谓之岛,居岛之夷,还服其皮,明水害除”;又说:“南海岛夷,草服葛越”。后人据此考订岛夷方位,有以冀州岛夷为靺鞨,地在我国东北;扬州岛夷为日本以及渤海诸岛(《史记·夏本纪》唐张守节《正义》)。又有以冀州岛夷为朝鲜,扬州岛夷为日本(清胡渭《禹贡锥指》卷2、卷6)。近周维衍同志发表《台湾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则主张扬州岛夷为台     

顾颉刚的边疆史地研究:个人情爱与民族情感的交汇

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的学术生涯出现了一个新的面向,从之前专注上古历史的考证、辨伪转而从事研究中国的历史疆域和边疆民族。1934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和禹贡学会的成立,便是一个标志。顾颉刚本人指出此乃中日关系恶化、民族危机深重所致,但从他当时留下的日记和书信,又可以看出他之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与他长期爱慕谭慕愚（又名谭惕吾）有着密切的关系。谭慕愚的爱国热忱和行动是促使顾颉刚学术兴趣转向的重要契机,而且顾颉刚与谭慕愚的来往还间接地影响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探讨顾颉刚、谭慕愚及殷履安（顾颉刚妻子）之间的三角关系不仅呈现了顾颉刚学术生涯中民族情感和个人情爱的交互作用,而且有助于展现五四学人婚恋和情感生活的复杂和多面,为从情感史的角度考察中国近代学术变迁提供了一个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