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与苗族迁徙的人类学比较

客家和苗族分别是迁徙规模最大的民系和民族。为生存而迁徙是他们的共同点。客家和苗族在进入迁徙地的大本营以后,因文化与政治的背景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进程。     

苗族妇女盛装的文化探析

苗族妇女盛装的款式多种多样,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其精美绝伦的服装和錾刻精细的银饰承载着族群图腾,记录了苗族的迁移史,反映了苗族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族妇女盛装作为苗族最流行、最大众化的一种审美表达,体现出苗族人以民族图腾和历史文化为美的审美意识以及以自然为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审美追求。     

承传与遗忘——湖北苗族移民特征的文化人类学分析

湖北苗族主要是来自湘黔边地的移民。在田野材料的基础上,运用人类学族群集体记忆理论,从湖北苗族的语言、物质文化、民族风俗及民族心理等角度分析了湖北苗族的移民特征,并认为从历史记忆入手来分析族群的文化特征非常重要。     

满族迁徙神话的文化解读

满族先民世居北地,由于气候、战争、疾病等因素的影响,人们曾进行不同规模的迁徙,在族群历史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记。这些被选择保留下来的迁徙记忆在族群认同以及原始崇拜意识的共同作用下催生了大量迁徙神话。满族迁徙神话中蕴含了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复杂的迁徙原因映射了先民在早期社会生活中面对的种种困境,神性、人性各异的迁徙领路人表现了满族及其先民始终不变的祖先崇拜与族群认同,迁徙结果则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满族先世实现民族融合的过程。因此,满族迁徙神话以集体记忆的话语模式勾勒出了满族先民的生活轨迹、审美追求,为追溯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建构多元一体民族发展模式提供了宝贵资料。     

湘西苗族鼓舞文化意蕴的多维审视

湘西苗族鼓舞集鼓乐、舞蹈、表演于一体,是湘西苗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活动中为适应大自然和社会环境而长期凝练出来的文化产物。从鼓舞的起源、载体变迁、内容与形式的演绎流变等方面多角度审视湘西这一独特的舞蹈艺术,其表达的原始族群精神、族群生存智慧和宗教观念、文化赋义和艺术韵意等,较典型地揭示了湘西苗族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意蕴。     

美国苗族移民的巫师信仰和实践

本文以美国苗族移民的巫师信仰和实践活动为个案,考察了美国苗族移民文化习俗的变迁.发现在美国的老挝苗族难民从老挝带去的传统文化在美国这样的高科技国家里,一方面正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冲击,同时由于族群内聚力的影响,他们的许多传统文化特质也在这时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强化.     

湘西苗族鼓舞文化意蕴的多维审视

湘西苗族鼓舞集鼓乐、舞蹈、表演于一体,是湘西苗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活动中为适应大自然和社会环境而长期凝练出来的文化产物。从鼓舞的起源、载体变迁、内容与形式的演绎流变等方面多角度审视湘西这一独特的舞蹈艺术,其表达的原始族群精神、族群生存智慧和宗教观念、文化赋义和艺术韵意等,较典型地揭示了湘西苗族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意蕴。     

当代多民族社区族群关系模式探析——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基于对湘西多个土家族、苗族、汉族多民族聚居区、多元文化区的田野调查,来总结和归纳我国多民族社区族群文化互动与族际关系模式及其走向.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的文化互动与族群关系表现为"和谐与共生"、"竞争与冲突"并存的多维族际关系模式.同时,基于汉文化和汉族在两族文化互动和族群关系中的独特作用,对湘西族群关系从"团体多元主义"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走向作了展望.     

清代早期国家疆域建构与苗族支系蒙人的国际迁徙

苗族支系蒙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迁徙流散,考其根源,与清代早期的国家疆域建构不无关系。在17-18世纪的清代,中央政府实际控制的疆域成倍增长,既是此时期清王朝面对西方殖民势力扩张所做的应激式反映,也是清王朝对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非汉族群实施中国化的结果。在对西南边疆族群推行中国化的过程中,武力征伐与文化教化成为清政府同时使用的策略。武力征服手段主要针对湘黔交界地区从未被教化过的“生苗”,直接导致后来该区域两次大的“苗乱”发生。“苗乱”被清政府镇压后,湘黔苗疆的部分苗族向更西部的广西西北部与云南东南部迁徙。他们的到来,迫使早先居住在此地的苗族另一支系蒙人越过中越、中老边界,向越南与老挝北部地区迁徙并定居,开启18世纪以来苗族支系蒙人国际迁徙流散之先声。     

苗族远古文化及其原始遗迹

苗族是伟大中华民族的一员,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他们曾经迁徙,分布在广阔的地域,因而在文献中有大量叙述,并在偏僻地区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远古文化的原始遗迹。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有助于深入地揭示苗族社会和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黔西苗族身份的汉文书写与近代中国的族群认同——杨汉先的个案研究

杨汉先生长在20世纪初贵州西北部一个自称"阿卯"的苗族族群中.他关于贵州西部苗族历史文化的民族志书写,应放在民国年间政府构建现代国族体制的历史脉络中来分析,将之理解为中国西南部土著族群争取国家确认他们的民族身份和政治地位的一项努力.他既借用近代民族研究论述中"苗族"这个类别来争取政治确认,又根据土著文化和丰富的口头历史传说来重新定义"苗族",使之有别于现代国族建构的历史叙事框架.杨汉先的经历和著述,为我们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体制,提供了一个边疆土著族群的特殊视角和一批崭新的素材.     

苗族仪式舞蹈精神在原创舞蹈编导中的运用——以《归娘》为例

原始的宗教意识、民族频繁的迁徙以及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苗族丰富多彩的仪式性文化,影响了苗人认识世界的基本立场,也从精神空间延展了苗人眼中的现实世界。现代社会的冲击使得仪式性舞蹈的内涵在慢慢消失。原创舞蹈《归娘》通过女子单人鼓舞的形式反映了频繁的迁徙对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和传承了仪式舞蹈中的苗族精神。     

江西省农村劳动力就业迁移的动因研究——基于992份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作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其中推-拉理论和生存理性选择理论具有长期的说服力.通过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中心的实证调查,认为从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劳动力就业迁移的动因更有解释力.     

贵州苗族“跳洞”的文化意蕴及功能

贵州苗族居住在喀斯特洞穴分布广泛的山区,历史上有穴居和洞葬的习俗。苗族有穴居和洞葬的地方就有"跳洞"节日,其中以贵阳市花溪高坡乡、龙里县摆省乡、惠水县摆金镇一带的红毡苗的"跳洞"为典型。苗族"跳洞"通过对祖先穴居、避难和墓地的祭拜表达苗族的洞穴崇拜,核心思想是源于苗族的祖先崇拜。苗族的"跳洞"有助于重温祖先集体记忆,发挥族群联谊功能,有利于增强族群文化认同,保证族群繁衍。     

流动社会“代耕群体”的社会融入——兼评阳江苗族代耕农案例研究的现实与理论价值

在各民族的迁徙流动过程中,形成了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传统乡村社会的人口迁徙依附在土地之上,并以获取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为主要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乡村之间的人口迁徙被由乡村到城市的“主流”迁徙模式所遮蔽。乡村之间的人口迁徙现象,是一种“离乡不离土”的社会样态,“以土为生”的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依然是主流,即没有离开土的范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珠三角地区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代耕农群体,这种典型的迁徙模式在移民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苗族代耕农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研究》一书以阳江苗族代耕农为案例,探讨当前乡村外来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问题。其核心观点认为,在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村落社区的边界日益开放,乡村社会的土地和房屋大量向外流转,进而为外来移民群体定居异乡提供了机会。苗族代耕农群体在异乡定居的过程中,重新建构自身的生存空间与社会网络,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与当地社会的“社会融入”。     

陕北农村女性人口迁移的动因及影响

2000年以来,陕北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离开家乡成为迁移人口.他们或随丈夫外出打工成为劳动力大军中的一员,或为了孩子上学而离开农村成为迁移人口,或通过升学或婚嫁而获得迁移.本文通过对陕北的高村的调查研究,发现该村近年来女性迁移人口呈明显上升趋势.农村女性人口的迁移对提高女性自身的就业能力和社会地位,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以...     

族群认同与文化建构——辰沅流域瓦乡人盘瓠神话的人类学考察

文化表征是重要的族群边界,也是维持族群边界的主要因素.瓦乡人及其民族精英与地方政府对盘瓠神话进行的既有别于苗族又依附于汉族的文化建构,呈现出他们内心亦苗亦汉复杂纠结的情感,说明族群认同既是强势与弱势力量互动变迁的过程,也是“边缘”力量和“中心”力量共同建构的结果,更是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历程.在现代社会,族群认同是复杂的,只有在动态的文化情境中考察族群的边界及其维护才能明确族群认同的实在意义.     

江西省农村劳动力就业迁移的动因研究——基于992份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作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其中"推一拉"理论和"生存理性选择"理论具有长期的说服力.通过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中心的实证调查,认为从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考察农村劳动力就业迁移的动因更有解释力.     

乡村-城市劳动力迁移的行为模型分析及其启示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乡村-城市劳动力迁移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为城市的管理和就业工作产生压力,同时造成农村经济的发展迟缓.在分析城乡存在的多方面差距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劳动力迁移的行为模型,用以说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经济行为动因及其决定条件,指出完全依靠农村-城市劳动力迁移来改变农村落后局面的不现实性,最后提出加快农村发展是解决城市就业压力,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之道.     

藏边社会的族群互动:空间、路径及结果——基于迪庆藏区的调查研究

文章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迪庆藏区的族群互动进行的民族志研究。迪庆藏区在地理、社会、文化上都具有边缘性的特点。在这样的边缘空间中,除了有讲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的藏、傈僳、纳西、普米、彝、白、怒等民族之外,还有讲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语言的苗族和讲汉藏语系汉语的汉族等,族群通过语言、婚姻、宗教等路径不断地"越界",实现着族群互动和文化创造,使这一地区的文化呈现"杂合性"和"混生化"的特征。族群互动的结果是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共生"。迪庆藏区通过族群互动,构建了和谐、多元、发展的社会,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国家建设边疆秩序的一种可贵经验,也为我们研究藏边社会提供了一套地方性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