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生性别比和女婴生存状况分析

本文发现中国的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同时在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进一步的分析表明,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根本上是由强烈的男孩偏好所造成的,它同时又被快速的生育率转变所加剧.80年代中期开始的广泛利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和同期农村村级合作医疗体制的弱化及解体,分别是导致高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婴死亡水平的直接原因.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及其诠释

在传统意识和现代观念中，子女性别偏好，尤其是男孩偏好，从东亚、南亚，到中东以及北非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这是许多国家性别比偏高的社会文化基础。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孩子几乎是满足期望的子女性别结构的唯一手段。当今世界，无论是自愿的或是非自愿的生育率下降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同特征，少生孩子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伴随现代避孕、胎儿性别鉴定、人工流产等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为人们满足既要少生，又要实现理想的子女性别结构提供了手段，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如韩国、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台湾、香港等。中国自1980年代就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且持续上升的现象，有大量中外文献从社会、经济、文化、生育、死亡、统计等因素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历程、程度和原因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经过一段时期的争论，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观点：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是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导因素。但是，人们为什么要进行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对这个问题尚缺乏深入一步的研究。本文将在对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出生性别比进行多种方法综合判断的基础上，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特点、原因和性别选择模式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与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出生性别比自1980年代开始偏高且持续升高,这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男孩偏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现状是基础,便捷安全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技术是手段,少生孩子是动因。计划生育政策是促使少生孩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途径。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政策：冲突与协调

社会性别不平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内在原因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大范围偏高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动因是大量育龄夫妇生育行为中存在的“男孩偏好”，本质则是对社会性别不平等、女性权益没有制度保障的折射和体现。     

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的有效性

伴随着由生育控制政策带来的低生育率水平以及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中国自1980年以后出现了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态势。1986年,中国政府开始采取法律、法规等措施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进行治理。2000年以来,采取了更为综合性的手段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进行治理,查处＂两非＂的同时,运用利益导向等社会政策工具引导人们转变男孩偏好。然而,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升高的态势稍有缓解,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下降的势头,但其总体偏高的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透过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看中国的社会性别现实

社会性别不平等是滋生＂男孩偏好＂的土壤,并从根本上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偏高态势被看作是第二次生育率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伴随着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及以下并且持续走低而出现的。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动因既有与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经历类似的,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人们对于小家庭规模的青睐和对生育数量的自发限制,也有来自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生育空间的相对挤压因素。然而,若没有＂性别偏好＂的前提,以及将＂性别偏好＂实现为＂性别选择＂的现代医学技术,人口转变并不会必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相联系。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存疑到求解

背景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以后,中国出生性别比问题就已经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真假性”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出生性别比问题是由漏报或瞒报女婴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我国的这种性别比偏高是“假性”的,因为这部分漏报或瞒报的女性婴儿事实上已经存活于世,只是在人口普查统计中没有被反映出来,她们会在离调查时点较远的时间里逐渐显现。也有学者认为性别比偏高主要是由于女婴死亡率偏高或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决定的,我国的这种性别…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特征与原因分析——对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的调查

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总出生性别比升高呈现出的特征: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微高些,但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超高,而二孩出生性别比超高是总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政策内二孩生育存在严重男孩性别选择行为;贫困农民家庭是选择性男孩生育的主要群体;性别选择最容易在农村流出育龄人群中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农民家庭多重生育需求、男孩偏好、生育性别选择,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变量,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易获得性和现行生育政策的“挤压”效应等,是造成调查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综合因素。     

中国乡城人口流动与城镇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以城镇区域人口为重点,定量分析了农村人口流动对城镇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以及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子女性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未流动人口、农村流入城镇人口和城镇非农村流入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均偏离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水平,农村人口流动影响了城镇地区生育性别,农村流入城镇人口相对较强的男孩偏好观念加剧了城镇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     

中国婴儿出生性别比综论

本文认为，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明显升高，与生育妇女的文化程度、居住地、民族、原有子女性别等因素相关；出生统计中的瞒、漏、错报是引起报告数据中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原因；非法运用Ｂ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而引起的性别选择性流产亦有一定影响；溺弃女婴并非重要因素，但在偏辟地区时有发生，应引起重视，加以杜绝。本文建议加强计划生育部门与研究人员的合作，扩大研究范围，对此问题继续深入研究，寻求彻底解决途径。     

引起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三要素

从“人群、技术和管理系统”三个要素分析造成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 ,在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的地方 ,首先 ,有一定规模的男孩偏好的人群 ;其次 ,有可以获得的性别选择信息和技术服务 ;同时 ,存在着对性别选择行为疏于管理的系统。这三要素是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习俗和生育政策的大环境下发挥着作用 ,因此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治理工作必须从这三要素入手 ,同时必须努力创造有利于出生性别比治理工作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策环境。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外来人口对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城市外来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出生性别比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地区异常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由外来人口造成?结果表明,城市外来人口生育的性别偏好与农村本地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相比没有显著差异,都存在强烈的生男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性别比出现了不分城乡的普遍升高和偏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既有外来人口的作用,也有本地人口的作用,外来人口并不是造成中国城市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唯一或主要的原因。     

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出生性别比吗?——基于微观行为主体的考察

出生性别比偏高且逐渐走高是中国过去近30年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之一,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生性别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探索,也一直在争论。本文从微观行为主体的生育决策出发,试图理顺性别偏好、生育政策和性别选择技术可及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考察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微观决策主体的生育行为,通过构建概率模型考察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无选择生育和有选择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从理论上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家计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评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存在性别偏好且生育选择技术可及,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会影响生育行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具有性别倾向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反而加剧第二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显著影响出生性别比;生育性别选择的成功概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最后就生育政策的调整思路及如何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出建议。     

浙江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综合治理成效及原因探析

浙江省在长期保持低生育水平的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经历了从不正常到趋于正常的发展过程：1980年代中期开始失衡，1990年高达117.1，列全国之最。由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引发的人口安全问题引起了浙江省的高度重视，较早开始调研并采取了标本兼治的措施。经过全省上下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攀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并在“十一五”期间呈现稳中有降、趋于正常的良好态势。     

中国出生性别比转变的人口老龄化后果：前景与对策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持续40余年,预计到2050年左右才能恢复正常。长达70年的出生性别比转变对中国人口和社会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以往研究主要集中探讨性别失衡问题,对出生性别比升高加剧人口老龄化的关注较少。为此,利用新近估计的中国出生性别比、生育率和死亡率数据,借助人口模拟预测和稳定人口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出生性别比转变的人口老龄化后果进行深入考察。研究发现,出生性别比上升不仅会减少女婴出生数,还会减少男婴出生数,由此造成人口规模的下降并加剧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引导出生性别比尽快回归正常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继续加强出生性别比治理可以在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及未来女性赤字预测

19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开始偏高且持续增高,2000年出生性别比已经达到116.9。出生性别比偏高不仅表现在分孩次的差异上,而且还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区分布特征。本文利用“五普”数据资料为基期,对1980年后出生、并受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影响的人口进行预测,分析30年间的分城乡、分年龄的女性赤字规模及其变化趋势。     

侗族人口出生性别比及其社会基础——基于一个村落的分析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侗族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溺弃女婴的现象较为普遍。本文旨在通过案例探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侗族出生性别比偏高背后特有的社会基础。研究认为,男孩生育偏好的背后是其特有的自然社会生态:农业自然经济模式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及对入赘婚的排斥,良好孝道的保持和养儿防老的可靠预期,社会结构中对男性地位的强调以及普遍存在的对无儿户道德质疑的舆论氛围。     

1990年代中国出生性别比:究竟有多高?

当1990年代各种人口调查"过低的"生育水平难以置信时,其"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数据却被广泛接受。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数据漏报的性别差异的分析,利用教育统计数据,重新估计2000年及90年代的出生性别比。结果表明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并不像2000年普查数据反映的那样严重偏高。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和低年龄组性别比要比普查反映的水平低5～9个百分点。1990年代在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部分中,女婴漏报的作用高达50%以上。本文还根据2000年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考察了出生性别比的社会经济差异。     

出生性别比与婚姻挤压问题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传统的对男性偏好的影响下,唯一的生育机会就使家庭偏向于生男孩,造成出生性别比严重偏向男性。偏高的出生性别比是否必然造成婚姻挤压呢?本文主要讨论二者的关系及影响婚姻挤压的相关因素。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地域差异分析——基于对陕西的调查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陕西人口发展中的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地域差异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本文为了揭示陕西不同区域的社会环境差异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影响．通过问卷抽样的方法，获取陕西关中、陕北、陕南三大区域公众的生育文化和观念差异的第一手资料。从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性别选择角度，根据社会环境-性别选择需要或动机-选择-目标，分析陕西三大地域生育文化的社会环境差异，揭示影响不同区域出生人口性别比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