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境内秦直道管见

一、问题的提出 史籍对秦直道的文字记载不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载有两条:“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三十七年,始皇出游。……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史记·六国年表》:“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史记·蒙恬列传》记有两条:“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     

“隐宫”“隐官”辨析

“隐宫”之词首见于《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皇始三十五年,“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廖,世世卑贱”。究竟什么是“隐宫”?最早作出解说的似     

秦长城西端遗址探索

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遣蒙恬将三十万众,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哪里是秦长城西端起首之处?关于这个问题,近年来,临洮学者作了一些有益的考察,成绩是可喜的,但有些同志将古之临洮混淆为今之临洮,连篇累牍地发表论文,史学根据是不足的。《汉书·匈奴传》中说:“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徒适戍以充之”.这里主要指的是“因河为塞”,“临河”、“徒戍”,而不是翻山越岭去寻找残垣断壁,找只砖片瓦的。明代学者顾     

《女神》中最早的诗篇究竟写于何时?

《女神》中最早的诗篇究竟写于何时,解放以来却有着不同的说法。例如邓牛顿同志说:“郭沫若从一九一八年夏秋开始试作新诗。”(《南开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二期);谷铺林同志说:“郭沫若同志从一九一八年初夏从事文学活动……”,并且具体地指出:“第一篇《死的诱惑》写于一九一八年初夏”(《破与立》一九七八年第四期);楼栖同志说:郭沫若“从一九一九年就开始写诗”(《论郭沫若的诗》一九七八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韩立群同志说:“《女神》写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破与立》一九七九     

《老子》的德与信息的关系

李泽厚在谈到《老子》中“德”、“道”概念的时候说:“德的原始含义究竟是什么,是一个迄今并不清楚而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它的原义显然并非道德”(李泽厚:《孙、老、韩合说》,《哲学研究》1984年第4期)。这个问题的确值得研究。《老子》书亦名《道德经》。其论“道”与“德”精妙玄奥,是《老子》哲学的“本体论”范畴和认识论范畴。因司马迁为《老子》作者立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     

“豫章郡出石可燃”的出处

邢润川、杨文衡《我国古代对煤的认识利用史略》一文说:“到了汉代,《汉书·地理志》则说:‘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见《学术研究》一九八二年第六期99页)但查遍《汉书·地理志》也找不到这句话。作者可能是误信了前人旧说而未加考辨.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云:“余观前汉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为薪”。清汪价《中州杂俎》卷二十物类十四沿袭朱弁之误说:“按《前汉书·地理志》:豫章郡生石可燃,为薪”。张萱《疑耀》卷二则全同《中州杂俎》。     

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之一证

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历来有着许多不同的说法,不过正如郑鹤声先生指出的那样,有些是“没有什么根据随便说的,只有根据张守(竹卩)或司马贞两说推算而得的,较为可靠。” 张守(竹卩)的说法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正义》曰:“按迁年四十二岁。” 司马贞之说见同书“迁为太史令”下,《索隐》引《博物志》曰:“太史令茂陵是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两说正好相差十年,如《正义》是对的,则《索隐》误三十八为二十八:如《索隐》是对的,则《正义》误三十二为四十二。都只是一个数目字之差,出现差错的可能性相等,又无其它可靠的材料以资依据。因此在共同都认为“只有两说较为可靠”的前提下,又有从张、从司马氏之争。王同维、     

南楚巫文化与屈原

一、巫必须对“巫”的内涵作出历史的科学的界定, 《说文》卷九·巫部说“巫”:“巫,祝也。”《说文》卷一示部说“祝”: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巫。“释”兑为“说”。段注:“说者,今之悦字。”王筠《说文句读》:“按《易》:兑,悦也,巫所以悦神也。”我国上古举行祭祀仪式必须由巫对神进行祝赞,故《说文》卷一示部说:“祀,祭主赞词眷。”上古巫师多由学识渊博,口才良好的人担任。《周礼》“凡有神仕者”郑注指“男巫有学问才智者也。”刘师培先生《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云:“古代祠祀之官,惟祝与巫。……盖古代文词,恒施祈祝,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他又在《文章学史序》里说,“巫必善词”而“祝必工文”,“盖为巫者。能以口舌擅长,而为巫者多少女,故并取象于兑也。”     

王弼籍贯考

1979年出版的《辞海》“王弼”条说他是“魏国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人。”实误。阅近人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十八《王弼传》注说:“《世说(新语)》注引《弼别传》云:‘弼山阳高平人’。又同书卷六《刘表传》注说:“高平见《武纪》建安十八年,又互见《王粲传》,故城在今山东兖州府邹县西南。”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64—65图,山     

欧阳修籍贯考实

欧阳修的籍贯 ,《醉翁亭记》结尾已明言为“庐陵” ,《宋史》本传也说他是“庐陵人”。但一具体化 ,问题就来了 :一说为“吉安” ,如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 ;又一说为“吉水” ,如《辞海》 ;还有一说为“永丰” ,如《历代名篇选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究竟哪种说法正确 ,还是     

“借”辨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1962年)392页说:“在上古汉语中表示‘借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一般只用‘假’,不用‘借’。”并且举例:“‘假道于虞’不能说‘借道于虞’。”该书1981年修订本重复了上述文字。(420页)案:“假道于虞”见于《左传》僖公二年、五年等。《古代汉语》第一单元文选部分节选了僖公五年,题名《宫之奇谏假道》。然而据此断言“假道于虞”不能说“借道于虞”,则谬。《谷梁传》僖公二年通篇说“借道”而不说“假道”,即为明显的反例:荀息曰:“君何不以屈产之乘、垂棘之壁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晋国之宝也。如受吾币而不借吾     

女媭非屈母——与龚维英同志商榷

龚维英同志《女媭为屈母说》一文(《贵州社会科学》82年第三期,以下简称《屈母说》),力排众议,令人耳目一新。读后于其中数事,尚未涣然,窃陈愚见,就教于龚君。一、《屈母说》以为,“姊”之古义,既谓“女兄”,亦以言母。“《北齐书》的《后妃传》及《诸王传》载,称生母及乳母均为‘姊姊’”,宋高宗亦称其母韦太后为“大姊姊”,又《说文·女部》“姐”字注,蜀谓母曰姐,王逸注:“女媭,屈原姊也。”“姐”与“姊”今已无别,故女媭当即为屈原之母。按“姊”乃王注,非《离骚》本文,不能混为一谈。《屈母说》以为只要能证成“姊”有“母”义,就可得出“女媭”即“屈母”的结论,这样做其实是隔靴搔痒,文不对题。王逸作《楚辞章句》,时在东汉,系统地阐释六书的《说文解字》亦作于此时,《说文》中并无姊兼母义之说,而母字则赫然见于女部。可见     

辨“德”

《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发表斯维至同志《说德》一文,训“德”之本义为“生”,为“姓”,为“性”,其说似新。然深考之,则实与古义不合。因作此文以辨之。 欲探求文字之古义,非从训诂学——即考察古文字的形、音、义入手不可。因此本文探求“德”字的古义,自当首先从训诂入手。 《说文》释德:“德,升也。从彳,声。”又释“:“外得于人,内得     

论周代的“同姓不婚”礼俗

<正> 周代是我国礼俗的大成时期。在周代的诸多礼浴中,尤以婚姻礼俗最为引人注目,有礼“本于昏”(《礼记·昏义》)之说。而其中“同姓不婚”又为最大戒律,向为研究者所重视。然自汉唐的博士硕儒乃至今天的专家学者在对“同姓不婚”的理解上仍存在着原则分歧。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谈点个人看法,以期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关于“同姓不婚”的记述以《左传》与礼书为最集中。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说:“男女辨姓”。昭公元年说:“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等等。又如《礼记·坊记》说:“取妻不取同姓。”《曲礼》说:“取妻不取同姓,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大传》说:“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等等。汉人许慎说:“诸侯娶同姓”(《五经异义》)。意在否定周代有“同姓不婚”的规定。古籍中确有“诸侯娶同姓”的记载,如晋献公娶狐姬、骊姬(《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平公内“有四姬焉”(昭公元年),鲁昭公娶吴孟姬(哀公十二年)等。但这些都是个别事     

“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

一鲁迅先生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致许寿裳》信中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作的《小杂感》中又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更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新编》里最后作的三篇历史小说,其中有两篇:一是《出关》、一是《起死》,均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为讽刺老子的“徒托空言,大而无当”;一为嘲笑庄子的“认真不象认真,玩耍不象玩耍”。鲁迅在这两个被道教奉为“太上老君”和“南华真人”的“祖师爷”的鼻梁上,不敬地抹了几笔白粉。     

辨“欇”、“(聶木)”——《辞源》修订琐记之三

单字“欇”与迭字“欇欇”应有别;“欇”与“(聶木)”形略异而实为一字。“欇”字单用,指虎櫐,即紫藤。详见《尔雅·释木》及清郝懿行《义疏》。这里不必细说。又,《尔雅·释木》说:“枫,欇欇?薄端滴摹吩蛟?“枫,木也。厚叶,弱枝,善摇。一名(聶木)。”二书说法有些不同:一,前者为迭字,后者为单字;二,前者意符在左,后者在下。”清钮树玉说:《说文系传》作“一名欇”,《韵会》重一欇字,盖本《尔雅·释木》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阅读札记

罗君惕先生有言:“欲为文者必先读史,欲明史者必先通经,欲通经者必先治小学,欲治小学者必先读《说文》。”(《辞书研究》一九八二年五期七六页)但是,要读懂《说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说文注》),问题就好办得多了。因此,我们可以接着罗先生的话往下说:“欲晓《说文》者,必先读《说文注》！”     

朱星《金瓶梅考证》辨误一则

朱星《金瓶梅考证》中说:“有人说:不读《金瓶梅》就不知道《红楼梦》是怎样写出来的。因此,《红楼梦》是受《金瓶梅》的影响毫无可疑。最早持此论的是苏曼殊居士,他说: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见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96页)这段话有两个错误的地方,现略加辨正于下:第一,“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这句话并非苏曼殊所说。在《小说丛话》(见1903年《新小说》八月号)中,这句话是署名为“曼殊”的。但是,在当时,称曼     

“相国”、“丞相”官称考

自《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的观点出现后,引出了古往今来关于春秋战国“相国”“丞相”官称的许多不同看法:如《汉官仪》说“相国、丞相皆六国时官”;《通典》说“始皇始置相国”;《历代职官表》说“相国在丞相之上”,等等。安作璋、熊铁基先生新著《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1月版),一反上述传统说法,认为:“所有记载中的‘相国’二字,都可以作这样     

“观”是猫头鹰吗?

读了《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四期萧兵同志的《“观”是猫头鹰》一文后,查阅《庄子》原文,觉得把《寓言篇》之“观”字解释为猫头鹰,是欠妥的。本来,《庄子·寓言》中的“观雀蚊虻”四字,历来意见分歧。陆德明《经典释文》作“彼视三釜三千锺,如观蚊虻相过乎前也”;(无“雀”字。)又说:“元嘉本作如鹳蚊,无虻字”;俞樾说:“因观误作鹳,则鹳蚊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