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炮击退法舰重伤弧拔者考

一八八五年三月中法战争镇海口战役,究竟是谁为主发炮击退法舰,重伤孤拔?近年来在报刊上出现了各种说法:有的认为是周玉泉所为,有的认为是欧阳利见的功劳,也有认为孤拔是一八八四年八月马江战役中被杨金宝击毙的。笔者不同意这些说法。击退法舰,重伤孤拔一事,镇海炮台守备吴杰当推首功。     

威震欧洲的中法镇海口之役

镇海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甬江口,为浙东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885年3月,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队进犯镇海,我守军坚决还击,伤敌纽回利、答纳克等舰,击沉敌小船两艘,迫使法国舰队退泊口外,孤拔也在此役受伤后毙命,在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积极备战,严阵以待。镇海战役的胜利,不是偶然的。这与当时浙江巡抚刘秉璋、提督欧阳利见、宁绍台道薛福成、宁镇营务处杜冠英和守备吴杰等军政官员积极备战是分不开的。战备之严,措施之有     

义和团运动前后浙江人民反敎会斗爭

近年来发表的有关反教会斗争和义和团运动的论文、专著中,很少涉及浙江人民的反教会斗争。有的同志认为:浙江和其他东南各省一样,是中外反动势力极强的地区,义和团时期又在“东南互保”范围之内,因此,这一时期,浙江人民“基本上没有能够发动起来”。这种看法是和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另外,有的同志虽然认为义和团时期,“浙江人民反帝斗争,声势最为壮大。”但也没有具体的专门论述。因此,对浙江人民反教会斗争发生、经过和作用的探讨,不仅能说明浙江人民不甘屈眼于帝国主义的反抗精神,而且将丰富十九世纪末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历史的革命内容。     

突出“快、活、实、硬” 加速镇海经济发展

随着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深入贯彻,全国已经出现了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热潮。在这万马奔腾催人奋进的竞争形势下,镇海全区人民正以强烈的竞争意识和机遇意识奋力开拓,一切工作突出“快、活、实、硬”,服从服务于“加速发展”。我们具体的工作思路可以概括为:一是扭住经济发展中心,突出一个“快”字;二是抓住改革开放主题,突出一个“活”字;三是转变工作作风,突出一个“实”字;四是坚持“两手抓”方针,突出一个“硬”字。一、抓住经济发展中心,突出一个“快”字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得快点。这对我们镇海人来说,既     

法律上一个需要明确的提法

当前在报刊宣传上,关于“法律上平等”的问题,主要有三种提法:一是“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是“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提法,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有的还有重大原则的不同点。如不加以明确和统一,必将在法律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发生混乱甚至错误。以上三种提法的共同点,都是主张法律面前平等。但是带有原则性的不同点的是第一种和第二种提法。究竟“公民”的提法对,还是“人民”的提法对。笔者认为作为一项     

不断开拓 不断进取——访宁波光华毛纺织公司总经理车良昌

宁波光华毛纺织公司的历史,和“车良昌”这个名字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它的前身是1980年从镇海棉纺织厂织部独立出来的镇海围巾厂。当时的副厂长车良昌同志出任围巾厂厂长,从此,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一、“走不断开发新产品之路”镇海围巾厂成立以后,发展一直快、实、稳。当时除专业生产围巾外,还率先开发了“金猴牌”兔羊毛衫。83年创利税30多万元。84年,兼并了亏损企业镇海针织厂,成立了镇海围巾针织厂,后改称镇海第一毛纺厂,创利税40万元,85年创利税97万元,86年142万,87年174万,88年174万,成为镇海区重点骨干企业。89年创利税190万,90年214     

关于丁汝昌之死的几个问题

近代著名爱国诗人黄遵宪有一首《降将军歌》,其中写道:“冲围一舸来如飞,众军属目停鼓鼙。船头立者持降旗,都护遣我来致词。”“船头立者”,谓广丙舰管带程璧光;“都护”,系指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此诗乃讥讽所传丁汝昌遣程璧光向日人乞降之事而作。那么,丁汝昌到底降敌没有?北洋舰队之投降日军,究竟是在丁生之前,还是在他既死之后?对此,长期聚讼纷纭,疑案莫明。至范文澜同志著《中国近代史》,根据姚锡光、泰莱所述,肯定丁汝昌“威海被围,宁死不降”,并认为北洋舰     

离婚现象探析

新婚姻法公布以来,离婚案件与前几年相比,有明显上升,对此,社会产生了种种反响。有的认为“这是正常现象”;有的惊呼“这标志着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责怪“新婚姻法不符合中国国情”,“是离婚法”等等。究竟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具体问题     

谁主风流——访上海科海电子公司 总经理嵇文翰

优秀的作家往往是同历史“混为一谈”的:他们的作品就是历史的本身甚至是历史的走向,只不过有的被表达出来了,而有的则被他们太实在的生活给“忽略”掉了。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七尺壮汉便是一个大小报刊都冠之以“改革家”、“民办企业家”的“大手笔”,虽然他一再声明不要使我对他采访成为“推销”他和他的企业的又一则“官样广告”,可我却认为,去表达一部好作品的历史感,实际上要比“官样广告”更具有“推销力”和魅力。嵇文瀚,男,现年45岁,中科院北京科海高技术集团公司上海科海电子公司总经理。细心的人一看     

“江浙财团”问题初探

“江浙财团”(“江浙财阀”)问题是个老大难题,如不澄清,别的许多问题也难说得通顺。过去“江浙财团”是被否定的。《辞海》(1979年版)“江浙财阀”条,就这样写道: “江浙财阀。江苏、浙江封建买办金融势力的总称。以上海为中心,以中国、交通、中国通商、浙江兴业、浙江实业等银行为代表,在全国有很大的经济力量。他们同帝国主义、国内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有密切联系,带有极大的封建性和买办性。1927年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以后并依靠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来获取暴利。1935年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后,逐步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新的垄断集团所控制,降为四大家族的附庸。”“江浙财阀”这名称怎么产生的?日本学者长     

也谈“各尽所能”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则之一。本文不想全面论述这一原则,而是要讨论“各尽所能”的含义及其内容。理论界对“各尽所能”争论多年,分歧至今仍然存在。如:有的认为,“各尽所能”的翻译本身就不正确,是“误译”。有的认为,“‘各尽所能’的含义是:劳动者应该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劳动,同时,社会主义的国家和集体应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并尽可能使劳动者能充分发挥和发展自己的才能。”所以这种观点认为“各尽所能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也是社会的事情。”在为谁劳动的问题上,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劳动者尽其所能地劳动只是“为     

在市场经济中建设高度精神文明——广东省、广州市“精神文明与市场经济”理论研讨会述要

1994年4月底,广东省、广州市“精神文明与市场经济”理论研讨会在番禺市举行,现将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述要如下:一、坚持用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指导精神文明建设与会同志认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论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方针.关于“两手抓”有无结合点以及结合点是什么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两手抓”必定有结合点,如何理解结合点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领导素质是结合点;有的认为有关机制是结合点;有人认为民族素质是结合点;也有人认为人的素质是结合点,这几种结合点最终都会落到人的素质上.广东、广州在“两手抓”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这是与会者一致肯定的.但也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一些认识上和行动上的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认识上存在的问题体现在片面地看待“两个文明”之间的关系,归纳起来有“自然论”、“代替论”、“先后论”、“无关论”、“无用论”、“敷衍论”、“畏难论”、“等待论”、“贴钱论”等观点;行动上的问题主要是重口头轻投资、重突击轻平时、重眼前轻长远等“九重九轻”的失衡做法.这些认识和行动虽然不是普遍问题,但也极需逐一加以改进和解决,否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然受到制约.     

评《浙江文化史》——兼论古代越史中的几个问题

《浙江文化史》的出版,应该被认为是浙江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一块里程碑。值得我们从浙江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此书加以重视,加以赞赏。我是在医院里读完此书的,由于整年地忙碌,我已经两年没有参加例行的体格检查,加上几个月来颈椎病的发作,才被住进了医院。入院之始,医生就对我身体的各个部分进行了详细的检查。现在早已不是用一个听诊器到处扪听的时代,因为科学的、现代化的检测手段,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在很大程度上凭经验的听诊器。而研究文化史也是这样,现在也早已不是单靠在室内查阅文献就能解决问题的时代。从医院里说,诊病的手段已经到达了使用“CT”、“ECT”和“核磁共振”等精密仪器的时代;而文化史的研究,特别是早期文化史的研究,我们也有了诸如“放射性碳素测年”、“热释光     

中共在浙江的早期地方组织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浙江最早的地方组织建立的时间和地点问题,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一大”以前已有“杭州共产主义小组”。对此,笔者曾著文提出质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里不再赘述。然而,也有的同志说:“一九二二年,杭州、绍兴、宁波建立了党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五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九月,中共杭州支部在皮市巷正式成立。实际上,她已成为全省党的最早组织领导中心。”这段介绍与史实有明显的出入,现提出与作者商榷。第一,据目前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证实,浙江最早正式建立的团组织,应是一九二二年四月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首任书记俞秀松同志从上海来到杭州指导筹建的。(在俞秀松来杭前,当地已有一批团员,但处于无组织的涣散状态,至今尚无材料说明这批团员在此前进行过有组织的活动。)根据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在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所述,当时在浙江还没有一个党员,更不存在党的地方组织。事实     

此种“圆滑”为害甚烈

据报载，唐代武则天闻京城内外官员吃歇成风．乃严票房住，委三令五申而不止。一日，某京官出巡，县宰进肉款待，京官问：“何以杀羊？”县宰日：“非杀，狼咬也。”京官笑曰：“狼咬则吃无妨”。形园这位县宰刘京官的“圆滑”把戏，现今在一些地区比比皆是。如有的遇害者不在路上，破不了案就有人“圆滑”他说成是交通事故；有的官司是原吉或被告一方的责任，也被“圆滑”地各打50大板；有的明摆着是贪污、受贿行为，也被“圆滑”他以党纪处分而给案；有的费用姓“私”，也被“圆滑”他说成姓“公”；经济建设严重滑坡，也被“圆滑”的说成…     

韩非的法治三论

一　法的意义和作用 何谓法?先秦早期法家曾有种种说法。《管子》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禁藏》)“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任法》)“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七臣七主》)就是说,法是君主为兴功惧暴、统治人民而给人们制定     

断裂、层化还是碎片?——当代浙江社会阶层结构分析

通过对全省抽样调查所获数据的分析,本研究认为,在特有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近二十余年来,浙江的社会阶层分化也有着特有的进程和结果。以资源的离散性配置/拥有为基础,浙江的社会阶层结构类型呈现为“葫芦型”,阶层利益分布未出现“断裂化”或明显的“层化”的层级区隔,而是较多地显现为“碎片化”态势。而正是这一“碎片化”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阶层和谐,为浙江的社会和谐奠定了良好基础。     

谈郁达夫作品的“灰暗”问题

一九八○年国庆节创刊的《浙江书讯》第一期刊载了一篇《郁达夫小传》,对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影响,作了适当的评价,对他晚年在海外的爱国活动,直至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也认为是“表现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文中说郁达夫在三十年代中期“隐居杭州”时所写的作品都“比较灰暗”,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我浏览过郁氏这段期间的作品,并不认为他那时真正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他于一九三三年由沪迁杭,在一九三四年三月为《中学生》杂志写的《杭州》一文确写了这样的词句:“我们来杭州,本不是想上西湖来寻梦,更不是想弯强弩     

也谈关于Ontology的翻译

如何翻译和理解Ontology这一重要概念，对研究西方哲学的存在理论关系极大，对它的理解又最终被归结为对to be的理解。国内西方哲学界对此的看法历来有异，近年又有研究者认为以“是”来翻译和理解to be最为准确。本文根据当代著名语言学、哲学史专家美国学者卡恩的研究成果，讨论了to be本来具有的多种用法、多重涵义。认为它的一种主要和基本的用法，是作系动词用，表示“是”的意义；即使在作为系动词用时，它也可以表示“是者”、“存在”，包含“是者”、“存在”的意义；它究竟表示“是”还是“存在”或别的意义，要看使用它的不同时代、不同语境和不同哲学家；而to be所含有的“存在”的意义，在不同的形而上学理论中，又有差异，有的指本体意义的“存在”，有的指实存意义上的“存在”，有的则指自身显现意义上的“存在”。因此，对Ontology的翻译和理解，也应该视不同情形而定。     

中国人的公德意识

年初一携家人游公园,才到购票处,即见几个穿着入时、似乎很文明的成年人在追打一孤价少年。随后见少年的同伴亦奋力反扑,猛击对手要害。细下一看,两伙人沉默着勉力抗敌,颇有“灭此朝食”的气概。可叹的是其酣战丝毫不干扰其它同胞游玩的雅兴和闲适,有的看着,有的略为侧身,任他们拼死格斗就是没人出面干预。众多的壮汉更多显露出见恨不怪、古井式的平静与深沉。出于大伙冷静,大约也打累了,便召集同人退出,刚一脱离接触就消失在茫茫人海和平淡而浓烈的节日氛围中,像粉笔灰落在棉花上没了踪影。我见“同盟军”中有年过半百的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