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英华》编者的乐府观

《文苑英华》所收录之20卷“乐府”与20卷“歌行”的实况,充分反映了李防、宋白等人乐府认识观的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对乐府诗的编录与整理;二是认为“歌行”即新题乐府;三是既注重唐人的古乐府,更注重唐人的新乐府。这些认识,对于周紫芝《竹坡诗话》于“本朝乐府”的评价、郭茂倩《乐府诗集》于“新乐府辞”的收录等,均产生了不同程度之影响。     

元代乐府诗文体特征辨析

元代音乐文学发达，少数民族音乐与中原音乐的结合促进了曲的发展，也必然影响到同属音乐文学的乐府诗。乐府于元代是内涵非常复杂的文体，元人将乐府作为歌辞一体的统称，散曲、词、乐府诗皆可称为乐府。从乐府诗的发展来看，又有古乐府、新乐府之分。从音乐性质来说，元代乐府诗是可歌的；从表现形式上来看，新乐府体裁众多，具有追求宗唐复古的思想倾向。     

论温庭筠的咏史乐府——兼论中晚唐诗人革新乐府诗的努力

温庭筠的咏史乐府多取材于前代昏君逸乐亡国和荒淫绮艳之事,通过描绘声色并茂的画面抒写兴亡感慨,这既是晚唐诗坛的时代潮流,也体现了温庭筠取法南朝乐府传统革新乐府的努力:既在题材艺术表现上进行调整以为其和乐歌唱作准备,也在题材、体式、语言诸方面借鉴南朝乐府。作为乐府诗的终结者和词的开拓者,温庭筠正是通过对南朝乐府的回归成就了乐府诗最后的辉煌。     

《乐府诗集》中的“张王乐府”研究

张籍、王建的乐府歌诗创作在现行文学史中多被归为"新乐府"阵营,然而其在中唐闻名的原因却是其中蕴涵的"古义"."张王乐府"的艺术特质正在于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论功颂德,刺过讥失"的传统,在旧题之下用通俗浅白的语言生动细腻地刻画现实生活.重新唤醒了乐府诗的本质状态,并将这种"古义"贯彻到新题作品的创作中."张王乐府"是新、旧乐府渐变过程中具有承接作用的关键一环,是乐府作为一种古诗体最后一次散发出生命色彩.     

魏晋六朝同题拟乐府诗特征浅探

魏晋六朝时期的拟乐府诗创作,在具体时段内又各自不同。曹魏时期的拟乐府创作,可概括出以下两方面特征:一是拟乐府诗的抒情性因素不断增强,二是出现了乐府徒诗。晋宋时期拟乐府诗的特征:一是西晋多故事乐府。二是除模拟汉乐府外,亦兼酌前代乐府名家的艺术成果。三是虽然模拟之法过当,但又时有开拓性、创新性表现。齐梁陈时期,一是诗坛上新声艳体流行,二是新作的题名取自汉乐府旧题,三是对吴声、西曲民歌的仿制。总之,同题拟乐府诗在魏晋六朝不同时段所呈现的不同特征,既有当时社会风气使然的因素,也有作家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等因素,同时也是诗歌发展规律的反映。     

唐代古题乐府诗的拟与变

从拟与变的角度纵观唐代古题乐府诗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初唐人重在模拟,成就不高;盛唐作者将拟与变结合得最好,古题乐府成就遂臻于极盛;中晚唐人重变,导致古题乐府逐步走向衰微。     

明代的拟古乐府创作及其褒贬之争

受元末文学复古思潮与明代复古诗派等多面影响而催生的＂拟古乐府派＂,以及其大量的拟古乐府创作,成为了唐后乐府诗史上的一座高标。其中,以李东阳101首《拟古乐府》最具代表性。＂拟古乐府派＂以拟古乐府为旨归,主张＂力去陈俗＂,于乐府诗的创作中求变求新,并为＂咏史乐府＂开创了一条新的路途。但由于这一诗人群体的拟古乐府存在着＂太涉议论＂等弊端,因而也使其艺术质量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艺术性逊色于思想性,即为明代拟古乐府的历史真实。     

论初唐乐府诗的去音乐化现象

乐府诗在初唐时期的变化,主要是走向了去声乐化道路,七言歌行体正是这种去声乐化的表现。乐府诗在初唐时期呈现去声乐化现象,首先是由初唐君臣对于六朝以来宫廷绮艳乐府歌诗的戒备心态所决定的,其次是初唐时期燕乐盛行的结果,因而在燕乐统治乐坛的初唐时代,词不具备产生的条件。     

试论杨朝英的散曲学观——兼说曲学史上格律派与文学派的第一次论争

杨朝英是元人选元曲之第一人。本文首将杨氏作为元人研元曲之曲学家予以观照，采用知人论世的实证方法，在考辨其里籍及其二选编刊时地的基础上，详剖其新型乐府观及渊源，并以周德清格律派与杨氏的争论为背景，深入挖掘和阐发其“也唱得”之曲文本位论思想，以为杨、周之争是曲学史上格律派与文学派的首次交锋，属音乐文学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的反映，从而对杨氏的曲学理念予以准确的把握与定位。     

两宋诸班直番号及沿革考

宋代的诸班直，是诸班与诸直的总称，统属于殿前司，是宋代宫廷禁卫军的主体。王曾瑜先生在其《宋朝兵制初探》一书中已对两宋班直的基本情况做了初步的叙述。然而，关于宋代诸班直的番号及沿革问题，由于史料记载不详，间有错讹，迄今尚有许多不太清楚的地方。有鉴于此，作者在王曾瑜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拟就两宋班直的番号问题再做一些补充和探讨。     

试论《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盛行及其原因

《草堂诗余》是一部南宋人编辑的词总集，它繁盛流行于明代，对明代词坛影响深远。本文从多方面介绍了《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繁盛流行情况，并从明人对词的音乐体性及抒情特质两方面入手，探讨了明人广泛接受《草堂诗余》的积极原因。     

清代的海外竹枝词及其文化使命

清代是竹枝类乐府的泱泱大国,各类《竹枝词》现存23000馀首。其中,＂海外竹枝词＂数量众多,所涉及的国家主要有日本、朝鲜、法国、德国、英国等。内容上,或记录亚洲各国的风土民情,或介绍欧洲各国的工业文明,在乐府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清代的对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也说词“别是一家”

<论词>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一篇词学专论.这篇文章虽然提出了词"别是一家"之说,却并未对其内涵作一明确的界定与阐释,以致使人莫辨其旨.尽管后人依据文中对前辈词人不同角度的批评,将其总括为六条,而真正可以反映曲子词本质属性的只有协律一项.既然协律是词的惟一要求,自当不会成为词境开拓、风格多样的障碍.     

入金不仕的宋人诗歌及其文学意义

入金不仕的宋人诗歌从不同角度构建金初诗坛。何宏中、滕茂实等人以其刚烈的言行及诗歌感动金人,司马朴有所灵活的处世态度影响金初政要,长期滞留北方的朱弁、洪皓在南北诗坛都有积极的建设意义,高寿的姚孝锡更是引导金初诗歌向金代中期过渡。他们崇尚杜诗的艺术取向还开启金代崇杜的一代诗风。     

传世《孝经》郑注的再考察

郑玄与传世本《孝经郑注》的关系,自魏晋以后一直是个谜。由于汉末经注的影响力,人们见有题名郑注的经书自然以为是郑玄之注,经学里的行家人早就从具体内容中发现了疑点,屡次提出。但由于政治家对到底是不是郑玄作的注并不太在意,故此事一直未能澄清,直到唐代,依然是笔糊涂账。在学界争论不休时,唐玄宗以天子之尊,亲自注《孝经》。自此,《孝经》唐明皇御注本就成了定本,这更促使了民间真的郑注本的散失。宋以后的《孝经》注疏本也是在唐明皇注本基础上为之。清代学者辑出的多种《孝经郑注》本,也都以传世《孝经正义》为主要依据。其实,这些郑注根本就不是郑玄的作品。     

怀古咏史词创作流变述论

宋代咏史词成为与咏史诗分庭抗礼的一种体裁。范仲淹开北宋怀古咏史词的先声,苏轼、王安石雄居于前,柳永用慢词写怀古题材,贺铸、周邦彦为北宋的怀古咏史词画上了句号。辛弃疾把怀古咏史词推到高峰,金陵怀古、赤壁怀古、京口怀古是南宋怀古词之大宗。金代的怀古咏史的巨擘为元好问。元代以写怀古词而著名的作家前数白朴,后推萨都剌。明代杨慎、吴易、夏完淳咏史词抒发对故国的沉重咏叹。清朝吴伟业、陈维崧、曹贞吉、纳兰性德等人的创作都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明词别集叙录

明词别集是明代词学文献的重要一翼,对于了解和把握明代词学的发展与传播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然而,由于明词研究起步较晚,至今尚未得到系统清理。关于明词别集的甄别认定,应该注重“已有”或“曾有”,而不以今之存否或存词数量多寡为判断标准。具体的判断依据与操作方法可称之为“五看”,即一看明词别集的编刊流传;二看明代以来私家或官修书目著录;三看有关明词别集的序跋;四看明人诗文别集中其词单独成卷且有词集专名或有专题序跋者;五看明清以来词集丛编、丛刻中小集收录之情况。赵尊岳倾其半生精力辑成《明词汇刊》,于明代词学文献建设厥功至伟,然而,其于明词有见必收,裁词加题,其中有仅存一阕二阕者亦视为专集,这从汇辑明词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若一例视为别集则似有未当。根据以上所言“五看”之法,目前所认定的明词别集为七十九家八十余种。     

略论梅尧臣与宋诗的关系

梅尧臣作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是定论。梅氏何以成为宋诗鼻祖，诸大家并未详论，后世学人多沿此说，亦未加深辨。仔细检视宋初诗坛，梅尧臣成为宋诗祖师，既是文运使然，又与个人努力、文友力推关系密切，而最关键因素则是梅氏一改宋初白体、晚唐和西昆体诗模拟矫饰、回避现实的浮靡习气，以平淡恰切的诗风抒写宋初的社会现实，开创并树立了有宋诗歌典范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