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若”

古代汉语中常见的“若”字,虽然读音相同,但词性不同,词义不同,在句子里的用法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若”可以用作代词、动词、连词、形容词、副词、助词等,它还可以作兼词,并和其他词组成固定结构作句子成分。我们只有掌握它的特性,才能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正确地领会每句话的含义。现分别举例说明如下: (一)“若”常用作对称代词、疑问代词和指示代词。 A、对称代词:它作主语、宾语时,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你”、“你们”,作定语时相当于“你的”、“你们的”。     

从“尔汝篇”和“吾我篇”看胡适的考证

(一) 現有还有人認为胡适只是思想反动,而他的学問还是不錯的。甚至还有个別研究歷史的人,手拿胡适文存,說什么象“井田辨”一类东西,还有几分可靠。我要奉劝这些人們,不要再受他的欺騙。其实他所作出的“考証”,完全是一套騙術。不信,請看一看他的尔汝篇和吾我篇吧。他在這兩篇东西里,說古人用“尔”和“汝”,用“吾”和“我”,都有区別,甚至有“文法的区別”。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話。現在把它分开來談: 一、尔汝篇尔汝篇是胡适摭拾論語、檀弓的部分句子寫成     

对《齐物论》中“吾”的解释学解读

一般地 ,“吾丧我”被理解为《齐物论》的主旨 ,“吾”之境或与之相关的“物我”问题是文本中的最高问题。对“吾” ,《齐》文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说明 ,只表明了“吾”的外在样态———“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两行” ,此时这种外在样态的发出者“吾”显得很神秘。《齐》文存在“吾”和“我”两个空间 ,而以生存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同样存在着两重境域 ,一是如上所说“我”的 ,一是在“我”之先的 ,而后者 ,是否就是“吾”呢 ?本文在回顾《齐物论》的主旨之后 ,给出了一种解读“吾”的视角     

西周代词"厥"的性质再探

西周汉语代词“厥”的性质还没人专门讨论过,不过却有人探讨过古代汉语代词“厥”的性质。传统的看法是,它主要用作第三人称代词,兼有指示代词的用法。如周法高[1]、黄盛璋[2]、杨伯峻和何乐士[3]等。另有些学者提出了四种新说。(1)郭锡良[4]、崔立斌[5]等认为“厥”是特指代词,它虽然经由指示代词向第三人称代词转化,但未完成转化过程。(2)洪波[6]认为“厥”是兼指代词,是既可以指代近又可以指远的代词。(3)高岛谦一[7]认为周代汉语的“厥”是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代词。(4)姚振武[8]等认为“厥”是古指称词。“指”表指别,“称”表称代。古指…     

章学诚“史德”论辨析

章学诚的“史德”论,涉及治史原则和史家的修养问题,因而大受人们的重视;接着就是肯定、赞扬有加。早在二十年代,胡适、何炳松等就认为“《史德篇》论主观可以夺真实,其言极精。”(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九十一页)“我以为单就这‘天人之际’一个见解讲,章氏已经当得起世界上史学界里面一个‘天才’的称号。”(何     

海盐沈荡话人称代词的“格”

本文主要探讨了海盐沈荡话人称代词的＂格＂问题。该方言点的人称代词系统有两套形式,我们称之为＂第一式＂和＂第二式＂。单数第一式为＂我侬（我）、奈（你）、伊奈（他）＂,复数第一式为＂我拉（我们）、娜拉（你们）、伊拉（他们）＂;单数第二式为＂吾（我）、奈（你）、伊（他）＂,复数第二式为＂佤（我们）、娜（你们）、娅（他们）＂。第一式常用作主语,也用于单说或强调,第二式常用作宾语、定语。     

《说文解字》中的“所”字结构

“所”字结构指的是“所”或“所＋介词”与谓词性成分组合构成的结构。《说文解字》中,“所＋VP”有四种结构类型,“所”可以提取与VP相关的受事、处所、工具、原因或方式,还可以不提取任何语义成分;“所＋VP”多数用作判断谓语,还可用作定语、宾语或主语。“所以＋VP”只有两种结构类型,基本全部用于提取工具,基本全部用作判断谓语。     

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的阶段划分问题——与谭双泉同志商榷

谭双泉同志在《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诬陷》和《论五四前后马克恩主义反对胡适派改良主义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将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论战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胡适发表《不朽——我的宗教》(1918年冬)、《实验主义》(1919年春)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1918年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的战斗;第二阶段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的战斗;第三阶段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和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日),《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的战斗”作者提出的新看     

河北武邑方言的指示代词“乜”

“乜”是河北衡水武邑话使用频率最高的指示代词。作为中指指示代词,“乜”的基本语法功能为“指别”（只指不代）和“指代”（指示兼称代）两种,并由之引申出了定冠词和连词用法。与此相应,“乜”有三种读音：分别是去声的[niε31]、阳平的[niε53]和阴平的[nε224],其中“乜”在“乜个”中还读成上声的[niε45]或阳平的[niε53]。     

战国出土与传世文献中的第二人称代词

本文以战国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为语料①,来考察战国时期第二人称代词在称数和句法功能方面呈现的面貌。第二人称代词没有数的分别,不过有些代词"女(汝)、尔、若",以表单数为主,表复数也常见;而有些代词"乃、而"基本表示单数,表示复数的情况极少。它们在句法功能上也没有绝对的限制。不过,"女(汝)"主要作主语、宾语,较少作定语;而"尔""而"经常作定语。也就是说,这些代词在不同句法功能上只有数量分布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     

古汉语“之”“是”宾语前置问题再探

自＂之＂＂是＂宾语前置句在《马氏文通》中提出,学界对这一古汉语常见语序规律进行了长期探讨,至今对一些语法现象仍存有分歧和争议。本文中,笔者通过长期教学实践及查阅前辈学者研究心得,拟对判断＂之＂＂是＂宾语前置句的主要语法标志及＂之＂＂是＂能否作代词复指前置宾语的两个问题进行再探究。     

《楚辞》“余”字别解

“余”在古汉语中一般用作第一人称代词。但《楚辞》中的“余”,又作连词“而”解,这却为人所忽略,不可不辨。兹举《离骚》中的几例: ①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②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③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④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例①中“余”连接“忳”、“郁邑”和“侘傺”,这三个形容词并列,都是形容下句“吾”悲伤的样子。若将“余”解为“我”,则三个形容词断隔不连,语意不畅,且与下句之“吾”重复,而解为连词“而”则甚顺。同样,例②例③例④中的“余”均应作“而”解。     

《论语》的语序

<正> 《论语》是先秦古文献中最接近当时口语的书,研究其中的语序组合形式,对于了解古汉语的句法结构特点极有意义和价值.现分别就其几种主要形式概述如下。一、《论语》的疑问句疑问代词宾语前置. 《论语》的疑问句,一般用疑问代词来表示,许多还搭配上适当的语气词。这种句子的疑问代词作宾语,都置于动词(或介词)之前。作为一条语法规则,在《论语》中是严格的,只有极少数例外。这些疑问代词有何、谁、孰、焉、奚等。先看“何”字作宾语的情况。《论语》用“何”字组成的疑问句最多。“何”一般是指事物,含义是“什么”;指人     

“释之”

之,原是会意字,是“出”、“往”、“到”的意思,动词,文言中常见,如:“驱而之薛。”(《战国策、齐策》)“之”就是这个意思。代词、助词“之”是动词“之”的假借字。一、代词“之”最早作指示代词,后作人称代词,甲骨文中的代词“之”都是近指指示代词,相当于“这”,如:“于之夕又(有)大雨”。(《十辞通纂》582),下面分述代     

甲骨文所见第一人称代词辨析

关于古代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的问题,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以下简称管书)、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以下简称《综述》)、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等书均有论述,但都因所见材料的限制,各有不同程度的疏忽或错漏。一九八一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一、二期发表贾则夫《对“朕”、“余”(予)、“吾”、“我”的初步研究》一文(以下简称贾文),专就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问题与王力先生商榷。此文根据《尚书》、     

论《马氏文通》对“为”字的研究

在古汉语中,“为”字既可以作名词、动词,又可作介词。《马氏文通》主要从语法学的高度,根据“为”字所司对象的性质,系统论述了其作为介词的搭配功能。马氏认为,“为”后一般跟名词或代词作宾语,这是“为”作介词的一个重要语法特点。此外,《文通》还对“为”字宾语的省略问题进行了简单论述。     

“五十以学易”与“五十而知天命”

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论语·为政》)。又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这两段话中的“五十而知天命”和“五十以学易”,前人很少注意到其间的内在联系,甚至连朱熹也不例外。朱熹注《述而》篇“五十以学易”说:“此章之言,《史记》作‘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加正作假,而     

文言谦称尊称的词类归属

关于文言谦称尊称的词类归属,第一种看法认为是名词,如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说:“谦称和尊称都是名词(或者形容词用如名词)不是代词,所以它们不受代词规律的制约(在否定句中不放在动词前面);但是从词义上说,它们又表示了‘我’或‘你’”。[1](P356)郭锡良等编著的《古代汉语》和朱振家主编的《古代汉语》都沿用了这个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是人称代词礼貌式,如周秉钧编著的《古汉语纲要》把文言人称代词分成两类,其中第二类是人称代词的礼貌式,包括谦称和尊称。[2]但并没有说明这样分类的理由。我们认为,“谦称、尊称是名词”的看法欠妥,…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     

战国出土与传世文献中的“谁”与“孰”

文章以传世战国文献与出土战国文献为语料,考察了疑问代词"谁"与"孰"的频率、询问功能与句法功能、时代性等问题。"谁"主要问人,"孰"人、物并询。战国早期,"谁"作主语较多;战国中晚期,"谁"作主语较少,主要作谓语、宾语、定语等,而"孰"主要作主语,这时"谁"、"孰"在句法成分上形成互补关系。出土文献中"谁"、"孰"的数量远远不及传世文献,但出土文献中"谁"、"孰"的语言面貌与传世文献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