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视野中的刑罚人道主义

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与人权保障精神体现在刑罚原则方面,即为刑罚人道主义。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对于指导我国刑罚权的行使,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刑罚制度的进步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的重要的意义。必须理性的、客观的、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刑罚人道主义的正确内涵。目前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刑罚人道主义尚未真正贯彻落实,另一方面往往会出现对刑罚人道主义的滥用。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司法机关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我国的制刑权、量刑权、行刑权得以人道地行使,使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得以有效地贯彻和落实,使之真正成为一种法律信仰,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司法实践并实现其存在的价值。     

论刑罚权适用的有限性

刑罚权适用具有有限性,适用不当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在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必须对此加以有效的节制.社会正义和高昂成本成为制约刑罚权发动的两个重要元素.在适用刑罚权时必须坚持一定的立场:以宪法为纲、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贯彻人权保障理念,接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法谦抑性原则的牵制.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国家刑罚权

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为了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适当地行使国家刑罚权,因为刑罚权既能保障权利,同时也很容易侵害人权。因此,刑罚权的运行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使刑罚权具有谦抑性和人道性,这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道。     

论刑罚权发动的理性节制

刑罚权自身具有无限的扩张性,它的非理性发动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在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必须对此加以有效的节制。社会正义从道义上和高昂成本从经济上成为制约刑罚权发动的两个重要元素。在对刑罚权进行理性节制时必须坚持一定的立场：以宪法为纲、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贯彻人权保障理念、接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法谦抑性原则的牵制。     

刑罚的理论依据

刑罚适用的具体过程和后果,意味着剥夺、限制受刑人的现有的利益,并在不同程度上制造受刑人的身心痛苦,所以就要求刑罚的存在和人类的需要和社会需要相适应。笔者拟从历史入手,考察刑罚的起源,从人性需要出发,阐述刑罚权存在的必要性; 从人类理性要求入手揭示刑罚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进而展望我国刑罚的发展方向。     

关于刑罚及"合法伤害权"几个问题的思考

刑罚既有其自产生时就存在并且永恒不变的属性,也有随着时代变化而新增加的属性.近年来我国从维护人权的考虑出发,进一步对死刑制度进行改革,减少死刑,使死刑制度更加人性化,更充满了人权性.我国的法律里已将酷刑完全剔除,但刑讯逼供现象仍时有所闻,应尽可能地减少制度上的缺陷,铲除"合法伤害权"产生的法制土壤.     

刑罚理性与规则意义

刑罚理性支配现代刑罚制度的运作。它用规则设定刑罚活动的基本轨迹 ,刑之法定提供适用刑罚的确定形式 ,刑与罪相应保证刑罚公正和刑罚权的安全行使。它兼顾刑罚个别化、刑罚经济性等效率取向 ,将其限制在规则的底限。刑罚理性还确认刑罚“场”的存在 ,强调各种作用力的整合、平衡 ,并在法律中注入感化、教育超出惩罚的人文因素。     

刑罚的理论依据

刑罚适用的具体过程和后果,意味着剥夺、限制受刑人的现有的利益,并在不同程度上制造受刑人的身心痛苦,所以就要求刑罚的存在和人类的需要和社会需要相适应.笔者拟从历史入手,考察刑罚的起源,从人性需要出发,阐述刑罚权存在的必要性;从人类理性要求入手揭示刑罚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进而展望我国刑罚的发展方向.     

五代刑罚制度的变化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尽管存续时间较短,但由于其处于唐宋交替之间,使得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也体现出这一特点.通过探讨五代时期刑罚制度的变化,进而说明这一时期刑罚制度的特点及它对宋代刑罚制度产生的重要影响.     

刑法解释的良心之维

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刑法调整的是公民个人的基本人权与包括犯罪人基本人权在内的全体公民基本人权之间的关系。刑法的价值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包括犯罪人基本人权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刑法解释是适用刑法进而实现刑法价值的一个能动的过程。在这一能动的释法过程中,唯有司法者坚守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积淀下来的、作为人共通部分的“常识、常情、常理”即“良心”,才能保证释法的结果不违背普通公民的意志,也才能够最终实现刑法的价值。这就是刑法解释的底限。     

刑罚裁量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比较与选择

刑罚的法律效果本应包含社会效果,但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二者是并列关系.刑罚的法律效果不等于机械适用法定刑,而是在法定刑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刑法原则、刑法精神、刑罚目的、量刑制度等因素确定宣告刑.刑罚裁量的法律效果注重的是刑罚的法治目的、正义价值与长久效果,其实质是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以犯罪行为与行为人为中心确定刑罚的轻重;刑罚裁量的社会效果立足于刑罚的工具思想、秩序价值与当前效果,其实质是在“法律、政策、政治”的博弈中选择了“政策、政治”,在“权利、权力、利益”的权衡中倾向了“权力、利益”,在“正义、秩序、效益”的冲突中迎合了“秩序、效益”.刑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发生冲突时,选择法律效果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论我国的刑罚结构

随着社会进步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我国的刑罚结构进行了不断的调整,但是,仍然没有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我们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对现行的刑罚结构作出进一步的完善。     

刑罚轻缓化是和谐社会刑罚模式的必然选择

当前,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刑事法治中的刑罚模式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刑罚轻缓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社会文明进步在刑事法治领域的体现,和谐社会在刑罚模式的选择上必然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刑罚轻缓化.实行刑罚轻缓化,应树立人道主义观念,反对酷刑;破除刑罚万能和重刑主义的观念;消减死刑;完善监禁刑;改革、增加非监禁刑;从立法上完善缓刑以及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刑罚执行方法;引进恢复性司法制度;制定刑事执行法,改革行刑制度,逐步实现行刑社会化.     

西藏刑罚制度的变迁与刑罚理念现代化

刑罚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法的起源，中国古代法律“重罚而轻罪”。西藏地区早期法律作为中华法系的部分，在此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其刑事法律中罪名极少而刑罚繁多。直到民主改革后，随着刑法在西藏地区的执行，其传统的刑罚观念才逐渐走向现代化。本文从考察西藏刑罚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着手，分析了现代刑罚理念对传统刑罚观念的冲突与发展。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人性分析

刑罚制度之设立既有防恶于前又有惩恶于后的法律功能,而中国古代刑罚制度在其设立、实施过程中,人性的痕迹非常深刻,无论从刑罚实施的受体还是立法者的主观导向,都把对人性的打压和保护作为一种平衡手段。从古代刑罚制度的发展变化可以清楚地发现,刑罚对人性的考量是中国古代法律伦理法倾向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文明进步幅度与对人性认识的高低有着较强的关联:先秦时期以摧残人性为刑罚惩戒的基础;在封建法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人性力量之张扬是酷刑主义向轻刑主义转变的重要因子;而其中过于重视人性保护,又使得封建刑罚制度偏离法律建设轨道,在伦理法的道路上而不能自拔。     

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之于刑事人权保障

现代法治国家的公民基本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保障.鉴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以被暂时地限制或剥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建立起以人权保障为目标的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就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人权保障的内容、特点、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人权保障的法律规范体系以及保障方式予以阐述.     

论刑阶动态衔接中的刑罚刚性

刑罚刚性是刑罚公正实现的必要条件与内在要求.维持刑研的公正性,必须使刑罚执行的动态结果不应偏离立法过远,造成刑罚刚性的实然损耗.在传统上,由于重视刑罚裁量而忽视刑罚执行,因此研究刑阶衔接往往是从静态意义上对刑阶衔接问题进行分析与论述.如果引入刑阶衔接的动态考察,将刑罚的执行制度纳入考量视野,就会发现,刑罚在静态配置与实际执行的严厉程度之间存在着很大区别,而并不必然有效衔接.在此情况下,有必要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以刑罚公正为价值目标,通过对刑种与刑罚执行制度进行整体化改造,维持刑罚的实际刚性,使罪刑对应原则能够得到切实实现.     

西方刑罚权限制的文化解读

文化影响刑罚权限制的理念和方向。促进刑罚权限制的文化主要包括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政治文化、自然法观念的法律文化、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权利本位观、重视犯罪人的“再法社会化”和尊重规范的刑罚文化。     

论刑罚执行的社会化转向及其深入

刑罚执行具有法治性和社会性,既需体现法律强制惩戒之标尺、尊重刑事法律教义科学性和诉诸法治理性发展,也需体现社会政化之规范、尊重刑事政策民主性和诉诸民众治理犯罪经验。随着我国刑罚执行的嬗变,价值理性、社会功能、内容设计和方式方法上的转变,都预示了刑罚执行的社会化转向。而刑罚执行中社会力量的不断介入,尤其是社会工作者行动的大量出现及其共同体意识的成熟发展,也促使刑罚执行社会化不断深入。     

法律边疆地区的刑罚思维方式研究——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的考察与分析

当前,我国法律边疆地区的制度结构依然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构成的二元结构,对该地区的刑罚运行构成了明显的制约。以民族国家理论为基础而形成的刑罚压制思维过于强调正式制度的作用,无法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建立有效联系,进而使正式制度无法有效展开,因而应当受到清理。以刑法谦抑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刑罚治理思维,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有效对接,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刑事冲突,而且有利于增强正式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因而应当得到提倡并且能够通过建立商谈与妥协理论得到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