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及其内在问题

20世纪学术史上,岑仲勉与陈寅恪同被称为中古史研究的两位大师,然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却有一番激烈批评。辨析二者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法可以发现,此番批评标志现代文史考据之学内部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两条进路的分野。时人以岑仲勉缺乏陈寅恪式的＂大判断＂来评点其唐史研究,其实恰忽略了陈寅恪从史料考据逼出＂大判断＂的运思特征,从而实际落入以＂理论阐释＂来指责史料考据的窠臼,与此相应的也抹杀了岑仲勉文献考据这一研究路径的学术意义。     

南宋吕祖谦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研究

吕祖谦作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同时又是优秀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者,关于他的研究可以方便人们更好地理解南宋时期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变化。通过选取最能反映吕祖谦档案文献编纂特色的若干实践成果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剖析了他创新编纂体例、独特选材视角、探究史料细节、采择文献完备等独具特色的档案文献编纂方法,揭示出吕祖谦在编纂文献汇编时包含的经世致用观念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心态。     

从档案文献编纂看中国档案文化的若干特点

档案文献编纂是中国档案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典型体现。它透视出中国档案文化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档案文献编纂的选题表明档案文化是一种“官方文化” ;档案文献编纂的从事主体表明档案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 ;档案文献编纂的历史文化进程表明档案文化是一种有着强劲再生能力的“元典文化”。对档案、档案工作以及档案文化事业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     

《大学》、《中庸》研究:七家批判与方法反思

目前,两大方法论取向主导着《大学》、《中庸》研究:道统论解释学、片断性历史考据法。二者分别以义理的"最佳"性、考据的"片断"性,作为文本研究的"客观"性。但"最佳义理"情结缺乏历史感,再加之"正典一体—文本本义"预设,《大学》、《中庸》解读往往沦为特定成见的跑马场。而"片断性考据"则倾向于将哲学文本裂为碎片,这同样是在践踏文本的原始实在性。实际上,"文本研究的客观性"只能被界定为"在‘文本—研究者自己—所有其他读者’三方互动中接触‘文本的可理解性’"。《大学》、《中庸》研究者应大胆厘定"文献学约定"与"解释性研究",力求在互动中把握文本的"主导性问题意识"。     

对“春秋笔法”进行修辞研究的学术价值及研究方法

对“春秋笔法”进行修辞研究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它包含文本分析法、语言修辞分析法、历史考据法、综合分析法、属辞比事法五种基本的研究方法.     

徐复观的考据观和考据方法述论

徐复观对乾嘉汉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考据派在治学上的态度立场、价值关怀等持批判态度。徐氏认为考据虽可解决细微局部的问题,但崇尚考据的学风,使许多学者丧失思考力,造成思想上的贫乏,导致学术经世功用缺失,无益于社会现实和文化思想问题的解决。他以思想史的路径切入到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探讨,主张思想与考据相结合,在治学上反对悬空立论,强调以考据作为治思想史的起点。在考证方法上,他提出文献线索考证法和思想线索考证法,而此两种方法都是建立在穷其思想源流、发展演变的视角基础上的。     

略论宋代的考据笔记

宋代是考据学发展的兴盛时代,考据学作为宋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代学术史上据有一席之地.其间宋代学者还撰写了一系列考据笔记.笔记因创作形式具有体例随意、不拘篇幅大小的特点,受到宋代知识分子的欢迎而被广泛采用,作为记录学术成果的载体.宋代考据笔记具有考证繁杂、不只专注于经史、考证中夹杂议论、考据与实证相结合、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相互之间多有学术共鸣与争鸣等特点.宋代考据笔记对中国古代考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了考据笔记之先河.     

浅议近十年档案文献编纂学科的研究特点

档案文献编纂学是档案学的重要组成学科,是直接发挥社会效益的学科之一,对于充分实现档案价值、有效提高档案学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讨论近十年档案文献编纂学科的研究特点,能够理清档案学的研究脉络,同时发现其中的不足,对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论章学诚的“比次之道”

清朝封建专制政治制度高度发展,皇权的集中促使了诏令文书、臣僚上奏文书及官府往来文书等档案得到了较好的保管与整理,章学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史学理论研究的。他根据"六经皆史"、"方志立三书"等指导文献编纂的实践理论,并将"著述"与"比次之书"区分开来,提出了对清朝乃至现今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都有深远影响的"比次之道",从而奠定了他对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功绩,引发后人对此学说的学习与思考。     

从近现代西方研究方法的范式转换谈经典文本的诠释

近20年来,很多学者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时,摒弃了过去只重理论文献、以教条反注文本等错误方法,运用各种类型的资料全面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形成过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在19世纪后期欧洲的变革时代,西方学者对宗教经典的解读同样经历了一场革命.他们抛弃了种种前现代的研究方法.从文本和背景出发进行研读,引领了经典研究方法的范式转换,成为学界的主流.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进路与理论自觉

《资本论》及其手稿是马克思留于后世最为宝贵的理论资源。国内学者围绕《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三条独具特色的进路：第一条进路是借助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的口号,遵循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和模式来研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相关理论,并形成了历史现象学、生产关系现象学、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和资本现象学四种现象学的解读模式。第二条进路是文本学解释。这一解读模式主要围绕文献还原与版本考证、文本研究与概念梳理、思想阐释与理论建构并展开。第三条进路是历史化的解读。这一诠释路向抓住了“现代社会”这一关键,并对其展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继而科学剖析了它的内部结构、运行机理和历史趋向。纵观相关研究的成果与问题,当代《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习者要立足经典文本、对接现实问题、展望未来路向,以增强学术研究的理论自觉,在此基础上,不断开辟《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新境界。     

思想构境中的似文本:列宁哲学思想的一种新的认识

在列宁的理论著作中并不存在独立的《哲学笔记》一书,原先被认定《哲学笔记》不过是列宁在二十年间学习和研究哲学的摘录、札记、心得及阅读批注的文献汇集,其中的内容具有明显的理论性质级差。在这一文献汇集中,长期被忽略的内容是列宁所留下的多种读书批注,而这些批注,只是在文本构境的意义上才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通过文本构境法对列宁的这一似文本进行新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苏联学者关于列宁哲学思想的"计划构想论"的先验框架,探悉到列宁在接近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深刻思想转变。     

史料考证对先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利用出土文献对先秦史进行考证

先秦史是中国历史的源头,各个时期的学者都比较重视对先秦史的研究,但是时至今日,先秦史的研究仍然还有很多的盲点需要进一步探究,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先秦存世文献的稀缺;二是因年代久远,先秦文献的真伪难辨。加上近代以来学术界形成的＂孤证不立＂的共识,因此,对先秦历史文献的史料考据的任务变得尤为紧迫。随着近百年来大量地下出土文献的发现,利用出土文献来考据先秦史的研究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本文从先秦史研究的现状入手,通过梳理近百年来出土文献的发现对先秦史研究的贡献,进一步揭示出土文献在对先秦史料进行考证方面的重要价值。     

《共产党宣言》的文献学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讲求将对文献的历史研究与思想理论研究相结合,并侧重于对文献的文本内容作出理论探讨和思想解析.《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需要借助MEGA,同时又不能过于仰赖MEGA,中国学者应该勇于对其进行文献学研究,得出属于自己的研究结论.《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主要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三个稿本”进行解读与分析,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有:《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创作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研究、“三个稿本”的文本内容解读、《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中重要文献之间的对比研究、《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中的理论问题研究、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比较以及《共产党宣言》七篇序言的文献学研究等问题.     

后现代理论视域下的问题意识与史学史的重写

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提出,除了外在因素外,同时亦有时历史认识论不断追问的逻辑必然.后现代主义不仅试图重新考虑人们对于历史演变的认识和解释,重要的是它更想让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历史的认识和历史知识的形成,认识历史学家的工作性质和局限性等问题.后现代这一理论指向的提出,最具启示意义的应是以研究历史的文本重构或历史编纂,探讨历史认识及其演进为核心内容的史学史学科.在后现代的理论视域下所呈现的新的问题意识,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史学史的同时,也为我们史学史的重写带来必要与可能.     

《资治通鉴》－历史文献编纂学史上的丰碑

<资治通鉴>独创了中国历史文献编篡学史上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充分体现了司马光通达宏博的文献观和方法论,其独树一帜的文献编纂方法,科学独到的编纂体例,求实考信的治史思想,为后世留下了不尽的启迪和借鉴.它通篇网罗繁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未,史家绝唱.是研究文学、文献学不可多得的教科书.     

略论戴震的学术式编辑路线及其借鉴意义

清朝中期著名的哲学家和考据学家戴震在其一生的学术研究中，注重通经致用，强调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以此为中心，戴震融考据于学术研究之中，学术和编纂审定工作并举，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学术研究路径。这对于我国今天的编辑出版和学术研究工作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桐城乡邦文献编纂述论

明清时期桐城文献繁盛,其乡邦文献编纂活动自方学渐首开先河,遂代续相承、形成传统,绵延300年不辍.桐城乡邦文献载体形态极为丰富,以诗歌和古文总集为代表的通邑文献,分别对应着桐城深厚的诗学和古文创作传统.众多桐城文人自觉以保存先辈文献为己任,终其一生甚至世代相传致力于乡邦文献整理事业.乡邦文献的接续编纂对于表彰桐城先贤精神、树立乡土意识、建构龙眠诗文传统以及滋养传播桐城文化等都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其两千多年的传承过程中,虽有无数的学者倾尽心力于它,却依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此类问题,既要有新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指导,更需要有新材料的支持.与《诗经》相关的出土文献可以为其文本校释、文本流传、儒家《诗》说等问题的研究提供较多有说服力的新证,有助于推进《诗经》研究的不断开拓与深入.     

文本学派与法哲学的多维视角——《巴黎手稿》研究综述

文献考证与文本解读是马克思学文本学派建立的两大支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出版以来,国际学术界丰富的文献学与文本学资料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研究马克思学法学的可能。从版本入手,以《巴黎手稿》为例,阐述对《巴黎手稿》的人道主义、存在主义、自由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多维解读,并对《巴黎手稿》在中国的文本引介和研究现状作扼要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