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阎锡山易帜的政治考量

南方国民党掀起北伐后,原属民国北京政府的许多军事实力派通过易帜倒向革命。阎锡山就是此类易帜的典型代表,但阎锡山的易帜是经过较多政治考量的,他意识到保境危机时,就展开多方"亲睦外交",与各方强大势力博弈,直到认定蒋介石是北伐最后的赢家及投向蒋可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时,才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实现山西既有秩序的平稳过渡。阎锡山易帜的考量除了获取个人利益外,也有追求和平有序政治环境的考虑,进而保证既有政治之稳定和影响。     

蒋阎“国是”之争电文史料

一九三○年二月到四月,国民党反蒋各派系和各军阀代表云集太原,策划倒蒋之时,阎锡山和蒋介石之间电文频繁,双方各执一端,展开所谓的“国是”之争。二月十日,阎锡山首先发     

论阎锡山在察哈尔抗战期间的政治态度

在抗日同盟军筹组之先冯玉祥曾派专人与阎锡山取得过联络,阎锡山对此是有一定支持的。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后,阎锡山收集各方信息,认为冯玉祥没有好的办法,虽然表示同情,但基本上采取了观望态度。为避免抗日同盟军势力蔓延至晋绥两省,阎锡山对其还有相当的破坏活动。在中央方面,蒋介石希望阎锡山能够担任察绥军事指挥之责,以减少冯玉祥势力的扩大,但却被阎锡山所拒绝。何应钦曾命令傅作义部攻击抗日同盟军,阎锡山向傅作义有所暗示,拒绝了何应钦的命令。后来察省问题的解决许多调解人都宣告失败,蒋、何遂把希望寄托在阎锡山身上。对于阎锡山的中立观变态度,蒋介石和冯玉祥双方都对其不满。但晋系势力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可谓保存了自己,也维护了华北地区的安宁。     

论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集团争夺东南地区的斗争

东南地区,尤其是苏浙皖三省,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夕,客观上已经成为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右派军事集团争夺的最重要的区域。蒋介石集团在争斗中逐渐控制了东南地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而武汉国民政府则逐渐丧失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笔者认为,这一过程,是决定武汉国民政府命运的关键的一环。所以,探讨这一过程,对研究武汉国民政府史将有所裨益。一蒋介石在北伐开始时,集党政军民财等各权于一身。但北伐开始后,蒋氏权力开始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北伐军内部将领,主要是唐生智,开始与蒋争权较势。唐部在北伐开始后先行入湘,实力猛增,等蒋介石入湘时,唐已控有了湘省的民政和财政。此后,唐又先蒋攻下武汉三镇中的汉口、汉阳,而蒋攻武昌则失利,湖北实权又落唐手,蒋介石因为唐生智力量的崛起和对湘、鄂的控制,先是感到自己的地位有受到威胁的危险,对唐生     

1927至1929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及其与桂系、蒋介石关系之演变

在1927年至1929年间,李济深的政治态度是稳固自己在广东的地位,实行"分治合作".据此,他先是欢迎汪精卫到广州,随即因为汪精卫集团企图驱逐他而竭力剔除该集团,为此调停蒋桂关系,支持蒋介石复职.蒋复职后,他力促"蒋桂相安,共同北伐".在蒋竭力取消政治分会时,他与桂系一道坚决反对.湖南事变发生后,他主张妥协解决,认识不到蒋已经决计对桂系动武,自信与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调停.由于蒋辜负了他的信任,他对蒋的感情破裂,从此逐渐成为著名的民主主义者.     

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

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是他整个官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察西北实业公司的形成、发展,探讨它的基本特点和历史作用,对于研究阎锡山的官僚资本,是很有帮助的.西北实业公司的由来阎锡山所以要开办西北实业公司,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早在北伐战争时,阎锡山同蒋介石就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一九三○年终于导致了阎冯联合倒蒋的中原大战.这次大战以阎锡山败逃大连而告终.但他并未就此善罢甘休.在他下野以后,仍然遥控山西,积极参与镇压"一二·一八"山西     

反蒋“扩大会议”述评

一九三○年八月,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互相联合,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下简称“扩大会议”)。后因局势变化,迁往太原。“扩大会议”以“整个之党还之同志,统一之国还之国民”为号召,反对蒋介石“蒋即是党,党即是蒋,蒋外无党”的个人独裁专制主义;组织“国民政府”,成立约法委员会,草成《太原约法》,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     

北平临时分会的设置与撤销：国民党各派对华北的角逐

北平临时分会是国民党中央在奉系集团退出平津地区后在华北设置的第一个介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机关。它的设置,是国民党各实力派势均力敌和蒋介石推行暂由阎锡山担负华北重责以牵制冯玉祥、桂系之计划的结果。它的“政治指导”区域的划分,取决于各派在华北的角逐情况。设置之后,蒋介石又设法限制,其他各派的态度也根据各自利益而定,因此它名义上负责“指导”与“监督”冀热两省和平津两市,实际上虚有其名。虽然国民党中央规定了各地政治分会不能兼管党务,但由于蒋介石企图掌握华北地方党部,北平临时分会竭力改组河北与北平的党部,张继北上继任该分会主席的原因即在于此。但他在阎锡山的掣肘下无能为力,并在蒋阎关系变化下提出辞职。最终北平临时分会在这纠纷中撤销。     

蒋介石与1927年"迁都"之争

随着北伐的推进,蒋介石较早提出"迁都"武汉,但随后又力图将中央党部与政府留在南昌,从而引发"迁都"之争.蒋介石与武汉国民党左派的争执,乃至最后决裂,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通过研读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不难发现蒋自命不凡,而又慷慨悲歌,他的疑忌之心太甚,从而使自己与对手的裂隙不仅难以愈合,而且迅速扩大.     

论北伐的分期及“四·一二”后的北伐

目前大陆史学界所说的北伐,多是指1926年7月6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出师宣言,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和进行的北伐战争.它既不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孙中山为推翻北洋军阀统治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斗争;也不包括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平定广州商团之乱、杨刘之乱及两次东征;更不包括“四·一二”以后名义上是蒋介石领导的,实由蒋、冯、阎、李四大军事势力合作实现的推翻北洋军阀政权,最终实现中国统一的北伐.     

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维护统一的爱国之举

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派系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中原大战,兵连祸结长达七个月之久.最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通电入关拥兵助蒋,才使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得以平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长期以来"息内争,御外侮"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张学良为维护国家统一、实现和平团结而进行的爱国之举.     

阎锡山北上归绥管见

阎锡山北上归绥管见雒春普对于太原光复后，阎锡山率部北上归绥这桩“公案”，论者多持否定态度。指责阎锡山“北伐”是假，“逃命”是真①。笔者认为，对此应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考察。面对清军劲旅，情势危急，客观上不利死守众所周知，太原光复后，阎锡山为了有效地保住山...     

试探阎锡山的“民主建设”

试探阎锡山的“民主建设”瑞典活刊·佛里贝尔易１９３０年自阎锡山与冯玉祥在中原大战被蒋介石打败以后，阎锡山流亡到大连。他在那呆了大概一年，一直到１９３１年９月的九一八事件以后。在这期间，他似乎对自己原来的政策进行了反省，反正从大连回到山西以后，他再也没...     

试论阎锡山与西安事变

六十年前的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扭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局的关键。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除取决于当事人张学良、杨虎城及共产党的有力协助外,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态度亦不可忽视,兹述之。一、阎锡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的关系阎锡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有无直接关系,是个历史之谜。史界有论者引用某些人的回忆云:“据说…阎锡山在背后怂恿张学良反蒋,他说:“老弟,你干天大的     

孙科和蒋介石、李宗仁之争与国共和谈

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在内阁组成前后,他要求蒋介石下野,由行政院全权主持和谈.蒋下野后,他既反对蒋的和谈原则,又反时桂系的企图.孙科的去职,不仅是桂系倒阁的结果,也是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所致,他不可能实现“光荣的和平”.     

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施展的手法

１９４２年３月，史迪威肩负着美国政府的重托，第五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然而他在中国期间与蒋介石的矛盾始终无法调和。１９４４年８月，罗斯福一纸勒令将其召回。这就是史迪威事件。史迪威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忠实执行者，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已不是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是美蒋...     

试论从孙中山逝世至北伐前之蒋介石

从孙中山逝世到北伐前是蒋介石崛起的关键时期。本文对蒋介石在这段时期的崛起作了分析,认为,蒋介石一方面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打着孙中山的旗帜在政治上获得了主动;另一方面蒋介石打着革命的旗号,玩弄两面派手法,打击左右两派,发展个人势力;同时,蒋介石的个人素质也是他在这个时期崛起的重要原因。     

论北伐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北伐时期 ,国民政府鉴于日本同英美的矛盾、日本在华势力分布特点和日本对华政策特点 ,受苏联革命外交战略的影响 ,实施了接近日本、联络日本的对日政策。这一政策也是北伐前单独对英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在北伐开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起到了牵制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作用。但也为蒋介石与日本的妥协活动提供了机会     

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论冯玉祥在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的思想演变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在处理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走过了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最后拥蒋抗日的曲折历程.力图实现其发展个人势力与救国救民的双重目标,是这一串复杂变化的思想动因.     

评三十年代新桂系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虽然在1925年初推翻了旧桂系,确立了他们对广西的统治,但在此后的几年里,新桂系一直把全力倾注在广州政府的北伐之举和与蒋介石新军阀集团争权夺利的混战上,无法过多顾及广西这一后方基地的建议。1929年至1930年,新桂系在与蒋的战争中失利,被迫退守广西。为着增强与蒋介石集团抗衡的实力,从1931年起,新桂系标榜“三自”、“三寓”和“四大建设”,在广西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拟就三十年代新桂系经济政策出笼的背景、理论依据、具体措施及其作用和影响作一浅略论述,以就教于各方家学者。